朱有华医生的科普号

肾移植术后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PTE）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约为10％～15％，且常发生于移植后2年内。男性患者及移植肾功能良好的患者中更为多见。30％～40％的PTE患者可自行缓解。目前，对PTE发病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可能与患者内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代谢异常、术后应用环孢素A等免疫抑制剂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未发现术后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与术前应用外源性促红素（EPO）之间的必然联系。经典治疗目标和方法 目标是将红细胞压积降低至45％，血红蛋白降至165g/L以下。治疗方法是应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和茶碱类药物。由于茶碱药物（氨茶碱）使用剂量较大，多数患者难以耐受副作用，已很少应用。目前采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较多，且效果明显。如选用洛汀新10mg，每天一次。通常服用1周后即可见效。同时辅以丹参和川芎等药物，以改善微循环，降低血液粘滞度，维持血压稳定，预防心血管和血栓形成等并发症。并且避免应用利尿剂。要求患者每晚睡前饮水和必须戒烟。对于ACEI和ARB治疗仍然无效者，必要时可采取放血疗法。

每天给自己一份鼓励 近代文人王国维说过：“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在王国维看来，人生是由痛苦与厌倦这两者所组成。人生在世，犹如钟表之摆，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来来往往。我不承认人生在世只有痛苦与厌倦。因为我曾经拥有过许多欢乐。然而，两年前，当无情的病魔将我推到死亡的边缘时，我品尝到了在痛苦与厌倦之间摇摆的滋味。 我是一名教师，在苏州某高校从事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1992年的冬天，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开始明显感到神疲乏力，虽经寒假期间一段时间的休息，但我仍没有明显的好转，到1993年3月，在家人和周围同事催促下，我在医院里检查了一次小便，其结果令我的家人大吃一惊：蛋白(++)，红细胞、白细胞均呈阳性，并能检出各种管型。而我仍蒙在鼓里。学校领导与我的家人将我送到苏州市某医院住院治疗，看到大家紧张的情绪，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患了重病，但我决不会相信自己已患上与死亡仅一步之遥的“尿毒症”。经进一步抽血检查，我的肾功能已衰竭，电解质严重紊乱，高度贫血；危险的是：此时血钾已达7毫摩尔／升。若不是及时送入医院抢救，我怕是至死也不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真是人生如梦。昨日的我还站在教室里的讲台上，坐在会议室里，在路上骑着自行车；而今天的我正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而束手无策。 经医生对症处理后，我又被转送到南京，在江苏省某医院住院治疗达2个半月。这时我才真正了解到了自己的病情。在这段时间里，我想得很多，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痛苦、最灰暗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人说世人有三大悲痛：老丧子、中丧偶、幼丧父。我的离去将使这样的悲痛在我的家庭里出现。也许是物伤其类，当我亲眼目睹三位病友相继被抬出抢救室时，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负担。想到年老体弱的父母，想到与我团聚在一起才2年多时间的妻子和小女，我急躁的心情开始慢慢地得到平静。我知道，哀莫大于心死，我不甘心就这样地结束我太年轻的生命，我要争取生存的权力；于是，我积极配合医护人员与病魔相抗争。每日服2顿中药，70多粒西药片，还要静脉滴注，并进行灌肠治疗。此时，亲朋好友也纷纷来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鼓励和帮助。然而，一次次化验结果表明，我的肾功能每况愈下，心脏负担也正逐渐加重。为了控制住病情，我放弃了保守治疗，毅然决定返回苏州接受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治疗。经过2个多月的透析治疗，我病情趋于稳定。9月初，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带着腹透管重返了工作。虽然，此时我已不同从前，但我毕竟从中找到了一点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信心。人只有在失去时才真正懂得去珍惜。我此时的幸福就是能够尽情地喝上一杯水，能够吃上一片西瓜、一只橘子……。病魔却使我失去了这样的福气，就连一只鸡蛋我也必须区别对待，只能吃蛋白而舍弃蛋黄。然而，我终于挺过来了，并将要长期坚持下去。 排除了暂时的险情并不意味着我已脱离险境。为了摆脱医院里的血透机，提高生存质量，更好地活下去，经多方咨询，我又毅然决定赴上海长征医院接受肾移植手术。在赴上海前，我和我的家人不无疑虑，肾移植手术并非轻而易举，也不是没有危险性，而上海对我来说人地两疏，举目无亲。为了治病，我只好寄希望于好的运气。也许医风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坏，也许我的运气真的可以，一来上海长征医院，我便遇上了一位我一生中所遇见的最好的医生——朱医生，他按约来急诊室门口接待了我，热情地帮助我办理入院手续，并亲自带我到病区。我与朱医生素昧平生，也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连带关系，朱教授的热情，使此时精神和体质都很脆弱的我受到了莫大的安慰，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我的全家都非常感谢他给予我的极大帮助。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都一直指导着我的治疗和康复，我也在医院的橱窗里找到了他名符其实的称呼——“医德高尚的医生”。后来，我又遇到了许多好军医，如闵主任、王立明医师等，他们医术精湛，成功地为我施行了肾移植手术。手术的顺利，给我带来了喜悦，也给我带来了对明天的憧憬。然而，手术后并非万事大吉，我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抗排斥药物的合理调整，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平时各项体征的检查与护理。这些都时刻影响着移植肾的存活期。术后100天左右，我不慎患上肺部感染，对症处理也不见好转，直至高烧不退，生命垂危，我清楚我已淹淹一息。此时的我都没有一丝恐惧，我只有作最后的努力——双拳紧握，自我鼓励；挺一挺，再挺一挺，直至昏死过去。当我醒来时，已是数日后的事情，我已躺在急救科的特殊病房里。感谢宋教授等医护人员的及时抢救，使我又获得了这来之不易的新生命。如果在苏州的抢救我赢得了第2次生命，那么肾移植的成功是我的又一次再生，而这次就是我的第4次生命了。生命的保全使许多人为我感到高兴，而移植肾的存活则使人感到惊喜。我知道我这不是在做梦。我也清楚，是亲人的关爱，朋友的鼓励，组织上的关怀与帮助，医护人员自信心的微笑和精湛的医术，使我能够拥抱今天。在这难忘的2年多时间里，我在苏、宁、沪三地共跨进8家医院的大门，2次接受抢救，5次上手术台，至今体无完肤，留下7个刀疤，输血达3 000毫升，而因化验从体内抽出的血，因挂水、打针、血透所接受的针刺已无法计数，所服药物也很难记清。现在的我对生死已无所畏惧，心里只有对家人的欠意和对所有给我帮助的人的感激之情。我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要好好地活下去，为我自己，为我的家人，也为那些关心帮助我的人们。这是他们对我共同的祝愿，也是我报答他们的唯一方式。 现在，我已幸运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经过多次生与死的洗礼，我的心情已很平静，人生在世本属偶然，能够走过一段美好的人生之路，我已很幸运；还有那么多人给我关爱和帮助，我感到很满足。无论将来会怎样，我都会平静而坚强地迎接明天的来临。如果人生真如钟摆，那么，我将经常提醒自己上足发条，每天给自己一份鼓励。蒋筑英曾经说过：“我注重生活的质量”。而我想说：“健康的身体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这也是我这一生的体验和教训。 马有春

看过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的人都知道，周华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整个剧情就是围绕着她患尿毒症而展开的，时而催人泪下，时而皆大欢喜……观赏之余，人们或许会问：尿毒症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多大的危害?能否彻底治好?与周华同病相怜的尿毒症病人及其亲属，一定更为关心这些问题。 1．肾“亡”人亦危 所谓尿毒症，又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其诱发病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肾脏的一些慢性疾病，逐步发展到不能有效治疗和无法收拾的地步，肾功能所剩无几，无法继续担负维持生命的重任。比较常见与容易发展到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疾病是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和先天性多囊肾。 人体好像是一个大型化工厂，肾脏则好似“废水处理车间”。体内多余的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主要通过肾脏“制”成尿液排出体外。发生尿毒症时，水、钠潴留可引起“水灾”泛滥，不但会全身水肿，严重者连五脏六腑也会发生“水灾”。于是肺水肿、脑水肿等接踵而至。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不断产生许多有毒的废物，必须通过肾脏的处理，随尿液排出体外。有人形象地将这些废物称为“尿毒素”。肾功能丧失之后，这些尿毒素就会滞留在体内，毒害全身各组织器官，从而产生一系列症状。 显而易见，尿毒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设想。绝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治疗措施。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洗肾”，一个是“换肾”。 2．洗肾可治“标” 周华的病情就是通过洗肾而有所缓解的。洗’肾的“学名”叫血液透析疗法，就是利用人工肾机将病人的血液引流到透析器内，经过4～5小时的反复“洗涤”过滤，把血液中的“尿毒素”清洗出去。故又有血液净化之美称。由于体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尿毒素”。因此，每周必须透析2～3次，以解“燃眉之急”。靠这种疗法，病人亦可存活数年乃至数十年。不过，人工肾毕竟无法完全替代人的肾脏，它不具备天然肾脏各种复杂功能。所以，只是一种部分的替代疗法。用中医的话来说，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病人一旦开始接受洗肾，就必须长期依赖，不能摆脱。然而，对于已陷入绝境的病人来说，通过洗肾能够明显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可以为准备进行“换肾”治疗的病人争取宝贵的时间。 3．换肾可治“本” “换肾”的医学名称是“同种异体。肾脏移植”，是把一个来自供体(亲属或尸体)的健康肾脏“安装”到尿毒症病人的身体里，让它发挥正常的肾功能，维持病人的生命。将肾移植说成是“换肾”，虽然比较形象，比较大众化，但并不确切，因为。肾移植并非把病肾切除，在原位换上一个新肾。通常两只病肾并不需要切除，除非病肾患有肿瘤、结核、结石、多囊肾伴感染等，非切除不可。不论病肾切除与否，移植的健康肾脏总是“安装”在病人的下腹髂窝部，各有所居，互不相干。 近50年来，特别是新一代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A和FK506广泛应用以后，肾移植获得引人注目的发展。目前，全世界接受肾移植治疗的病人已近60万例次。到2009年底，我国肾移植总数已近10万例次，成功率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上海长征医院从1978年至今的30年间，共完成肾移植3600例次，居全国之首。肾移植1年人／肾存活率分别达到98％／96％以上。现有1373例已存活超过10年以上，近2 500余人恢复了正常生活，一般状况良好。有的还恢复了生育能力，或重返工作岗位。可见，只有肾移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尿毒症的危害，是最为理想的疗法。倘若有条件接受肾移植手术，那么周华(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尿毒症病人)是完全有希望重获新生的。 （朱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