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磊医生的科普号

作为一名眼底病医生，我是幸运的，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张教授，但她的《眼底病》伴随我的成长，更较其他专业的眼科同行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她的会议演讲和点评，在我的记忆中，她身材弱小，讲起话来慢声细语，但却博学睿智。更令我感动的是，7年前，我作为一名素不相识的晚辈，当家父发生眼疾时，我通过她的文献查询到她的邮件地址，抱着试探的心里将相关资料发送给她，没有想到张教授在不到72小时就给予我详尽的答复（邮件截屏为证），更令我和我们全家人肃然起敬。如今，雅虎邮箱不在，尊敬的张教授驾鹤西去，一封与张教授的邮件，也是唯一的一封，将成为永久的记忆和珍藏，愿前辈天堂安息

在中日韩三国眼科大会发言经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择优评选和推荐，我院眼科主任高磊教授继2013年之后再次获得 “中华医学会国际眼科交流奖学金”， 代表中方与来自国内其他知名医院的30余名眼科学者赴韩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第七届中日韩三国眼科会议，并作了有关“白内障术中后囊破裂-液流托举应急处理”的学术演讲，受到参会代表的关注并进行了讨论。

在近期结束的第十八次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上，我院眼科高磊教授的眼科摄影作品“宏观”与“微观”再次喜获全国眼科年会图片展优秀图片大奖（全国10名），这是他自2011年以来第3次斩获相同奖项。

2013年的第一天，毓璜顶医院眼科高磊教授收到了来自The Lancet（《柳叶刀》）杂志的电子邮件，由他和同事东长霞医生所投 “Sub- inner limiting membrane haemorrhages”（视网膜内界膜下出血）将被该杂志近期发表，该文以详实的图片和简洁的语言真实而客观记录了视网膜内界膜下出血的动态演变过程，正是这些精美且完整的资料最终打动了异常苛刻的顶级学术杂志的编审，它的发表不仅填补了烟台市，也填补了山东省医学界的空白。《柳叶刀》是当今世界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在医学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该杂志2011年公布的SCI影响因子为38.278。据悉，高磊教授自1996年第一次以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在British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英国眼科杂志》）发表论文以来，已经先后在多种国际学术杂志发表研究论文8篇并且9次在著名国际眼科学术会议发表演讲或展示其研究成果。

如果不是参加柏林世界眼科大会（WOC），我还真是不知道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组织归属哪个学科和哪个国家。我是事前从WOC官方网站下载的论文汇编当中获知德国眼科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会组织的，对此我没有深究，因为人家计划将他们的108届眼科大会与WOC联合举行，而那一年我们即将召开的是第15次全国眼科大会。这“百年老店”的鼻祖就是咱们现在偶尔在一些中文文献记载能够看到的Albrecht von Graefe，令我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在本届会议的举办地柏林竟然还保留着一处有关他的纪念碑，足见其地位和影响力。在动身之前，我在丁香园（http://ophthalmology.dxy.cn/bbs/topic/17196123）上就向大家作出了承诺，如果有时间，定去拜访。6月4日一早，在我完成注册、拿到会议相关资料后就和我“认识”不久的两位在柏林的网友启程直奔德国眼科鼻祖的纪念碑，一路上乘公交，钻地铁，多方打听，历经2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位友好女士的带领下来到了它的面前（图1）。该纪念碑坐落在夏里特医院附件的交通路口，环境幽静，其后枝繁叶茂的大树静静地呵护von Graefe纪念碑，虽然历经岁月，纪念碑上的两幅彩色图像依然栩栩欲生，真实地反映当时诊所的工作状态，而von Graefe雕塑将他的英俊、聪慧和绅士风度展现无遗。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眼科医生，能有幸站在他的纪念碑前，缅怀他对德国乃至世界眼科的功绩，心中百感交集，我想我可能是参会中国代表中（甚至包括中国游客）唯一来到此地的吧，毕竟它不是旅游景点。再次与von Graefe“邂逅”是在WOC开幕式上，都说德国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一切按规矩和制度行事，但本届会议的开幕式却大大超出了大多数代表的预料，套用奥委会主席罗格对北京奥运会的评价，那就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虽然由于语言问题我不能够完全领会主办方想要传达给入会者的的意图和所有信息，但它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憧憬，严谨的史料、诙谐的主持和现代影像的完美结合，以及以眼睛为主题的现场气氛给我带来的视觉冲击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其中最为惊艳的无疑是两位相距100多年的德国眼科主席在视网膜的超微结构中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握手和交流（图2）。令人叫绝的还有随后的接待酒会，伴随主席台大幕徐徐提升，映入眼帘的就是晚宴大厅，所有代表都要跨过主席台才能尽享德国大餐（图3）

近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第五届中日韩三国眼科会议上，我作为了有关“液流托举在晶状体后脱位术中应用”的发言，受到参会代表的关注。

2010年6月5日~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德国柏林召开的世界眼科大会并作了有关Avastin对中国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学术报告。由于距离启程还有1个多月就从官方网站下载了电子版的Final Program，这大大方便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世界眼科同行提前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会议信息。其中“The Eye Run”活动就吸引了我的关注，它是为成立于2008年由德国眼科协会(DOG)设立的眼科基金会所举行的一系列慈善活动之一，除此之外，主办方在本次会议期间还安排了诸如音乐会和艺术品拍卖等活动。要报名参加5公里路程的“The Eye Run”活动很简单，因为它对所有参会者以及社会热心人士开放，唯一的要求是向该基金会捐助15欧元。说实话，15欧元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对自己的体力和耐力缺乏自信，除此之外，尚需千里迢迢带着长跑的行头，因此在家时就决定放弃参加，但我打定了主意，我一定要争取以旁观者的身份体验一下这类活动。对于习惯于每天早晨3,4点钟就被生物钟唤醒的我而言（想想也是，此刻是北京时8,9点钟，正是忙碌的时候），起床后到开会之前的4~5个小时是难得的整理，思考和准备时间。“The Eye Run”活动恰好被安排在6月6日即我们的“爱眼日”当天，我不到7点来到了柏林会议中心（ICC），通知上说举办地就在ICC附近，结果问了一下门卫，说比较远，需要TAXI。此时见一位身着运动装，脚踏运动鞋的老外手持一张“确认函”也来咨询，我赶紧凑上去瞟了一眼，发现他的确捐了15欧元，于是第三世界的我理所当然的蹭车随他一起赶到了出发地。路上交谈得知他叫Thomas Cummings，来自于美国，是研究病理的，由于飞机晚点，昨深夜才抵达柏林，错过了开幕式。参加本次活动的人不多，Thomas Cummings拿到了77号，两辆救护车待命，更有水果等伺候，在众多蓝眼睛中，我发现了许多亚洲人的面孔，通过交谈得知，他们均来自于日本，其中2人为运动员，其余为他们的助威团成员。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大家出发了，其中一辆救护车尾随队伍“蠕动”前行，我也随后跟随，由于长跑路线为环形，我没有看到最终结果，不过，根据介绍应该是有一个颁奖仪式。在第一个道路交叉处，我就发现了ICC附近高耸的铁塔，看来两者距离并不遥远，或许对德国人而言有点远，别忘了咱们的前辈是从2万5千里长征过来的。在记忆当中，我是从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开始认识慈善的，平时咱们更习惯于被作慈善，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无疑又为我们举步维艰的慈善雪上加霜。利用会议当中的某个清晨将健身长跑与慈善活动有机结合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创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慈善事业在德国的状况。略有遗憾的是在活动现场我没有见到国人的身影，而我们的近邻日本，虽GDP被我们超越，不仅有两位参赛选手，更有4~5人的拉拉队，这种参与或许来自他们的自信和从容，无疑值得国人学习。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七次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上，我本人不仅作为烟台市唯一发言代表参加了本次全国最高水平学术会议，还再次喜获由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中华眼科杂志、拓普康公司三方联合举办的2012眼科年会图片展优秀图片大奖奖。

有人说，文明是一种气质和力量，更是一种状态和梦想。虽然世界上评价文明的标准成千上万，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社会文明的判断尺度，但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我，更想借用到国外参加国际眼科会议所拍摄图片来诠释我眼中的文明尺度，因为就在快门被按动的那一刻，我已经被感动和震撼。2007年9月7日～14日我作为烟台毓璜顶医院赴瑞典团的唯一成员全程参加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XXV ESCRS， 图1为9月8日第一天代表注册时的情景，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大家聚集在斯德哥尔摩的共同身份是眼科工作者。如果说注册时大家彬彬有礼，井然有序，那么当会议结束，曲终人散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呢？调出我在200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XXIII ESCRS）的一幅图片似乎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看，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在会议中心外有秩序的排队等候出租车。如果说上面仅仅反映我们眼科参会者的情景，那么图3则反映了瑞典当地普通民众的文明程度。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中心附件有一诺大的私人庭院，大家每天都要路过，我好奇的关注了它的门牌以及矮矮的形同虚设的围栏，不用说世界冠军刘翔，就是比我们身高马大的北欧人，翻越它可以用“a piece of cake”来形容。我想，是文明的底线在大家的内心树立起了一堵不能逾越的墙；联想到由钢筋水泥浇筑的柏林墙（图4），虽能够一时束缚住你的躯体，但终因违背人类对自由和文明的渴望而轰然倒下。 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龙应台的观点，即看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如何对待残疾人，精神病人以及弱势群体甚至少数民族。恰好在瑞典开会期间一个清晨，来了一批残疾人也在该会议中心聚会，像是召开一个会议，我第一次见到了许多专门为坐轮椅的肢体残疾人准备的汽车，非常人性化，每当有残疾人上下车时，除了有专人协助外，汽车的尾部会降低高度，方便轮椅上下，汽车内部有专门固定轮椅的装置以保障他们的出行安全（图5），其中有一名严重肢体残疾儿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四肢被固定在电动轮椅上，戴一顶特殊帽子，只能借助帽子上的指示杆来敲击前方的键盘来操纵轮椅，看来已经非常熟练了。我常常纳闷，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下如此发达的国家，是什么驱使那些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汽车和电动轮椅厂商开发出如此“温暖”的产品，考虑到他们的人口基数，我想市场需求量不会太高。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社会没有抛弃他们，他们还能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机制和能力，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所追求和谐社会吗？注：图片来自于视频截图，质量欠佳。

近期，我参加了在阿布扎比举办的世界眼科大会，不仅发言，而且递交的手术录像也被大会录用展示，这是本届大会唯一来自大陆的眼科手术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