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昌全医生的科普号

内容节选自凌昌全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系列临床方案创建的几点体会》 三、晚期肝癌新希望，彰显中医药特色 晚期肝癌患者的肝脏基础疾病状态往往较重，肝脏储备功能差，给现代医学治疗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本单位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凝练抗癌中药复方“解毒方”，将抗癌解毒与扶助正气于一体，在临床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疗效。 回顾性研究显示：与最佳支持治疗相比，解毒方能将晚期肝癌患者中位生存时间由4个月延长至6.2个月，其疗效与索拉非尼接近。进一步进行的解毒颗粒与索拉非尼对照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两种药物治疗晚期肝癌的中位生存时间无显著差异，但解毒颗粒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远远低于索拉非尼，且经济费用仅为索拉非尼的1/50。 这一研究证明了中医方案治疗晚期肝癌的重要价值，也说明如果正确选择了优势病种、优势适应证加以研究，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医药个体化、辨证论治的特色。

本文节选自凌昌全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系列临床方案创建的几点体会》 二、继承与创新，改良中期肝癌治疗技术 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是多数国际指南推荐的中期肝癌主要治疗手段，在国内外应用较为广泛。由于经肿瘤供血动脉直接注射化疗药物，与全身静脉给药相比浓度大（局部给药约大于全身给药浓度的200倍以上）。然而，传统TACE 使用的化疗药物存在进一步加重肝脏损害的可能。 本学科在既往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将TACE改良为肝动脉中药栓塞（TAHE），将华蟾素等中药代替表阿霉素等化疗药物。 通过临床研究显示，与传统TACE相比，TAHE的近期疗效、远期疗效相当，而对于肿瘤直径大于10 cm的巨块型肝癌患者或HBsAg阳性患者，华蟾素介入治疗更具有优势。 这一研究提示我们，汲取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改良现代医学常用且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创新中西结合医学的有效途径。

本文节选自凌昌全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系列临床方案创建的几点体会》 本团队数十年来致力于肝癌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针对肝癌不同阶段的临床特征和中医药作用优势，率先制定了针对肝癌早、中、晚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并按循证医学的要求对相应方案的临床疗效开展了系列临床研究，明确了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案在肝癌治疗中的优势。 一、巧用中医药，降低小肝癌术后复发率 小肝癌切除术后体内仅残余极少量的癌细胞，此时放化疗无异于“大炮打蚊子”，而且肝癌本身对放化疗并不敏感。学科团队基于中医“扶正抗癌”理论，提出术后复发与包括免疫功能紊乱在内的机体内环境失调密切相关，而此阶段正是发挥中医“扶正抗癌”优势的关键时期。结合前期研究，我们制定了中医药预防小肝癌术后复发综合方案，从全国五家三级甲等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纳入379例小肝癌术后患者，对中医预防术后复发的疗效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随访10年。 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案与传统的术后介入治疗相比，将1年复发率降低11.1%， 3年复发率降低10.5%，10年复发率降低10.7%。使小肝癌癌术后复发综合风险降低30.5%。 目前，现代医学在预防小肝癌术后复发上尚无有效的临床方案，此项研究提示我们，中医药综合方案在预防肝癌术后复发上有着很大的应用价值。

一、煎煮前 请按打印清单仔细核对药品。注意清单中的先煎、后下、包煎等附注，若有，请按说明使用。 先煎：与冷水一同放入，煮沸30分钟后，加入其他药物再煎。 包煎：装入纱袋中与其他药物一起煎。 后下：药煎好前3-5分钟放入。 阿胶：隔水蒸后与煎好后的药汁同服。 二、具体操作 ①煎药宜用砂锅、陶瓷锅、搪瓷锅，勿用铁锅、铝锅。 ②煎药前中药饮片需冷水浸泡半小时，水量一般以超过药面1-3厘米为度。 ③一剂中药煎煮两次，先用大火煮沸，煮沸过程中适当搅动，然后改用小火熬20-30分钟。倒出药液后继续加水进行第二次煎煮；第二次煎煮加水浸没药物为度，煮沸20分钟后到处药液，将两次药液混合待用。 ④将两次倒出的药液混合在一起，分2-3次服用（一般在饭后1-2小时左右）。 三、特色颗粒制剂 除中药饮片外，另配有精制颗粒，如解毒方、甘枣宁、软肝方或护肝方，服用方法如下： ① 拆除包装。 ② 把精制颗粒放入杯中。 ③ 用煎好的药汁冲服。 ④ 每次1袋，每日2次。 （根据疾病酌情调整剂量及服用方法）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优越性已为广大医患所认同。有统计资料表明，恶性肿瘤单纯西医治疗者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患者均服用中药治疗。但是，中医关于恶性肿瘤基础知识的认识和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已成为目前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的研究重点之一。 传统中医认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正气虚弱、邪气旺盛是肿瘤发生的原因。事实上，正气虚弱是所有疾病发生的共同机制，不足以解释恶性肿瘤的本质性特征，也难以用于直接指导临床应用中医药防治肿瘤。 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癌毒为恶性肿瘤之本”的学术观点。 “癌毒”为恶性肿瘤之本所谓“癌毒”，是指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它属于有形之邪，其“多少”和“盛衰”是可以定量描述的，即可以用单位体积内的癌细胞数量或癌细胞在身体局部形成肿块的大小来直接描述，也可以通过反映其多少和盛衰的某些生化指标，如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等间接描述。只有当体内有了癌毒，再加上六淫、七情、劳伤和其他因素的诱发，才会表现出恶性肿瘤的种种症状。 “癌毒”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医传统理论和中医现代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医与西医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癌毒”的临床意义在临床诊治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时，对“癌毒”进行早期发现特别重要，需要仔细询问患者的家族史，注重体检患者肝脏局部是否能触摸到积块，同时也多重视诊查舌质、舌苔和舌下络脉情况，因临床肝癌癌毒炽盛患者的舌象多有舌质紫，伴有“肝瘿线”、舌苔黄腻、舌下络脉青紫伴瘀点等征象。 同时，患者定期借助AFP、B超、MRI等现代检查手段进行监测，也有利于癌毒的早期诊断。一旦诊断癌毒内盛，则采取多种攻毒抑癌之法，通过中药静滴，或局部病灶的中药注射或者介入治疗，驱邪抗癌，及时遏制癌毒蔓延之势。部分肝癌患者在有效积极的治疗下，可出现病情稳定，但此时仍不能麻痹大意，体内癌毒并没有消失殆尽，只是暂时处于机体正气的囚俘之下，处于惰性状态，一旦机体正气在患者本人劳逸失调、饮食失当、疏于坚持正规治疗的情况下有所损耗，癌毒就会卷土重来。 分期论治“癌毒”在肿瘤临床实践中，针对“癌毒”，应当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分阶段与审证候相结合进行诊治。 首先，健脾疏肝，防毒于未然 在以中医药为主防治肝癌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中国肝癌患者具有与欧、美明显不同的病因学特征，那就是80%～85%缘于肝炎后肝硬化；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70%～80%存在着肝郁和脾虚两个中医的基本证候。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提出了“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如果长期服用具有健脾疏肝作用的药食两用的中药可能会不同程度地阻止或减缓肝癌产生，达到防毒于未然之目的”的科学假设，并及时启动了这一临床研究，创制了具有疏肝健脾功效、专门用于预防肝炎、肝硬化向肝癌发展的院内制剂“甘枣宁颗粒”，取得了可喜的临床效果。 其次，以毒攻毒，杀成形之毒 癌毒一旦形成就具有迅速生长、扩张和流注等特性，必须及时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消灭癌毒。 凌昌全教授认为，广义的“以毒攻毒”就是要用对机体有损伤的方法、手段和药物来攻击体内已经形成的毒邪（包括癌毒）。 就肿瘤的治疗而言，应该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和TACE等局部治疗手段和抗癌中药内服、外敷、局部注射等。例如，对于早期肝癌，尤其是直径5厘米以内的单个肿块的肝癌患者，只要没有手术禁忌证，应尽快手术治疗，手术是以毒攻毒的最好手段。当然，对不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随意扩大手术范围的情况，应坚决地抵制。对没有手术和化疗指征而癌毒猖獗且正气旺盛的患者，主张在辨证施治的同时，大胆地运用毒性强、杀灭癌毒作用明确的中药进行治疗，临床擅长大剂量使用全蝎、蜈蚣、蟾皮等有毒中药来“以毒攻毒”。 再者，益气养阴，减毒法之毒 中医门诊接待的大多数肿瘤患者都已经过手术或放疗或化疗，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正处在放疗或化疗过程中。对此阶段的肿瘤患者必须根据气血阴阳之不足的具体情况，以扶正为主，追求“正胜邪自去”的治疗效果。 经过3860例次临床资料的统计分析，我们团队发现70%～80%的患者会出现气阴两虚的临床证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口干、咽燥、神疲、乏力、腰酸、大便干结、舌红、脉细等症状和体征。 这些症状和体征的出现是由于以毒攻毒方法本身的毒性对人体造成的损伤。此时，应当采用扶正治癌的治法，以减轻以毒攻毒方法本身毒性对人体造成的损伤。 另外，辨证施治，驱复燃之毒 肿瘤的复发转移一直是影响肿瘤治疗效果尤其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仅以原发性肝癌为例，根治性切除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40%～80%。对于这一世界性难题，西医虽然主张手术后以小剂量化疗预防复发转移，但其确切的效果仍未得到验证。 复发性和流注性是癌毒的两个重要特性，因此造成的临床表现千变万化，既与癌毒的原始性质有关，也与其所流注的脏腑特性有关，更与前期治疗使用的“以毒攻毒”方法及其对人体造成的损伤程度密切相关。如胃癌癌毒流注至肝而形成肝癌，患者的气滞证就不仅表现为肝气郁结而更多地表现为脘腹胀满等，治疗除疏肝解郁之外，更要考虑健脾和胃理气；肺癌癌毒流注至肝而形成肝癌，患者的气滞证既可以表现为肝气郁结，也可以表现为肺失肃降，治疗原则当然也不尽相同。 因此，对癌毒复燃的患者一定要重视阴阳气血、联系脏腑经络、明察表里虚实、全面辨证施治。 最后，对症治疗，缓致命之毒 在中医肿瘤门诊和病房都会有相当一部分晚期乃至终极期的肿瘤患者，有人认为这部分患者已没有治疗的意义，但从人道主义而言，对这部分患者仍应积极治疗。 只有集中西医之长，取一切可取之法，积极对症处理，必要时佐以一些民间验方、单方，使患者在有限的生存期内获得尽可能好的生存质量。 结 语 “癌毒是恶性肿瘤之本”观点是我们在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实践中, 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 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对恶性肿瘤的认识, 在观察、分析、研究大量临床病例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逐步提炼而成。 目的是为了在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领域内, 从不同角度对“扶正抗癌”、“以毒攻毒”等学术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以期能从不同角度推动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和理论研究工作。

中西医均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探索克癌，西医在近200年获得重大突破，成为克癌的主力军，中医亦成绩不俗。 “病人”是中国的专有名词，包括病和人 《说文解字》说“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在古代疾和病不同，疾较轻，病较重。上古时，“病”指身体内部的病变，属内科之病；“疾”则表示人体的刀剑外伤，是外科之病。现代已将疾和病放在一起，不区分内外科。《说文解字》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万物之灵。“病人”就是万物之灵患上了疾病。这个复合词里，人是主体是重点。 由于中西医对肿瘤认识角度不同，所以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疗效评估也不同，由此可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从西医而言 从西医而言，在公元前1600年埃及纸草文上就有关于肿瘤的记载，距今25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希腊人Hippocrates就描述了胃和子宫中的恶性肿瘤，并称之为“Cancer”。之后1000多年中，关于肿瘤本质的认识并没有新的提高；近200年来，西方现代医学对肿瘤的认识迅速发展：19世纪有了化学致癌说，20世纪又提出过病毒致癌说和物理致癌说，上世纪中后期分子肿瘤学更是从DNA损伤、基因突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癌症发生理论和学说。 从中医而言 我国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殷周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记载，之后的《周礼》上载有“肿疡”，目前在日本、朝鲜和韩国，仍用“肿疡”表示肿瘤。之后1000多年中，中医和西医一样，对肿瘤的认识一度停滞。近100多年随着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我们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对肿瘤认识的进步也称得上是突飞猛进。 整个认识过程中，中医较偏重于“人”，西医更偏重于“病”。因此治疗、诊断的方法有差异。中医望闻问切，掌握的是整体信息。西医则更多地从肿瘤局部，如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方面入手，B超、CT、核磁共振、纤维内镜等技术的发展，无疑提高了肿瘤检出率和诊断率，为早防早治、改善患者愈后提供了有效的技术保障。 中医药在肿瘤防治上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第一，最大的优势：未病先防，预防肿瘤发生 现代医学对发生机制、靶点研究得非常清楚，但几乎没有一种肿瘤可以用西药或手术方法让其不要发生。已经发现不少肿瘤均有癌前期病变,但不可能用手术切除的方法治疗。 根据中医理论，则可以在肿瘤未发生前，通过调补自身正气增强机体抵抗能力来预防癌症；中医有很多方法和药物用于这些方面的临床实践。 譬如，我国是肝癌大国，85%病人都是从肝炎、肝硬化发展过来的，西医专家在若干年前一致认为肝硬化是不可逆转的，但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研究证明，中药可以让轻微的肝纤维化逆转。 因此，发挥中医药特色，通过治疗肝炎、缓解肝硬化可以明显降低肝癌发生率。在胃癌、肠癌的预防上，中医同样有很大的优势。 第二是，配合放化疗、实现增效减毒 放疗、化疗的毒副作用明显，用中医药能有效减轻毒副作用。按现代西医理论，放疗要做20次，但是相当多的病人做不了10次就受不了脱发、恶心的毒副作用。如果配上中医药，病人放化疗的完成率就会有很大提高，从而使这部分病人获得更好的放化疗效果。 第三是：通过扶正抗癌，减少术后复发 恶性肿瘤术后容易复发转移是全世界抗瘤面临的共同难题。 吴孟超院士在多年前就说过“在预防肝癌术后复发和提高中晚期患者生存率方面，中医、西医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先找到有效的药物或方案谁就有优势、谁就领先”。 我们长海医院课题组在科技部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5年多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服用中药制剂为主的综合方案，小肝癌病人术后复发率能明显降低。 第四是，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 这是大家不认为是优势的优势。 对晚期肿瘤病人，西医医院一般都不接收。但是通过服用中药却能使他生存期延长几个月乃至几年，而且费用也不大。 成千上万例肝癌、胃癌、肺癌晚期病人都在接受中医药治疗，大量的临床实践结果有力证明了中医药在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独特优势。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治肿瘤重点在治“人”，力图从气血阴阳、体质症候等综合变化来把握。 西医治肿瘤重点在治“病”，单纯追求肿瘤细胞的杀死率，过度强调“斩草除根”。这与中医治疗侧重提高患者生存期，追求“与瘤共存、和谐相处”的目标大相径庭。 我把攻克癌症比喻成攀登珠穆拉玛峰，中医是从北面（或南面）开始攀登，西医是从南面（或北面）开始攀登的，气候、地理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但彼此攻克肿瘤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互相排挤、互相攻击，而应相互借鉴和合作。 中医药疗效无法评估以致中医难以国际化中医药疗效无法评估以致中医难以国际化，既是现状，也显示出现行疗效评价标准的不科学，需要从业人员以现代科学方法去钻研机理，加强交流。 我的看法是中医临床评价主观化，疗效重复性较差，这是一个基本现象。但现代疗效评价标准是不是科学？西医临床医生过度关心肿瘤切没切掉，瘤体小没小，忽视了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近一百年来，中医始终是弱势群体，好在近一二十年，国内外著名肿瘤研究所甚至WHO相关部门都主动提出修改和完善现有肿瘤疗效评价标准，生活质量和主观感受的改善在评估中占比越来越高。 譬如我们病房有两个病人，一个是弥漫性肝癌，一个是巨块型肝癌，同属晚期肝癌。 前者采取介入疗法，后者无法采用介入疗法就吃中药。半年后，介入治疗者的片子让人皆大欢喜，肿瘤明显缩小了；而后者肿瘤丝毫没变，似乎效果很差。但吃中药者天天打太极拳、生活如常，接受介入治疗者则终日卧倒病床、依赖静脉营养维持生命。 真正有效者岂不显而易见？ 成果无法国际化，我认为这存在认识上的片面化，需要我们中医在国际交流中逐步采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及时领悟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原理。 中医、中药有它成功的科学机理，我们要钻研科技语言之间的转换技巧，中医在肿瘤发生理论上就是癌毒理论，如果你说“吃了药把毒气发出来”，西医能听懂吗？世界人民能听懂吗？但如果你说“服了中药能使癌细胞减少、癌肿块缩小”，大家就能听懂了。又如阴虚，老外肯定搞不懂，但你说有嘴干、身体发热、小便次数多、脸色发黄等一组症状的患者，外国同行肯定听得懂。 另外，循证医学的出现给中医临床研究带来了曙光，因为两者都强调要以人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实验动物或离体组织为研究对象，临床评价效果是改善患者的自觉感受，提高生命质量，而不是实验室检查等中间指标。 所以，我想给学习中医药的同行们说一句，我们只要下苦工夫、花大精力，夯实基础、改革创新，推动中医药抗癌研究国际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肿瘤病人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认为肿瘤病人的最佳选择是——中西医结合，实事求是，病人至上。 医生、患者、患者家属按照这三个原则去选择治疗方案就不会出错或不会出大错。 中医、西医各自都要认清彼此的优劣势，互相依赖，不能做任何不科学、不负责任的选择，这是第一个原则；实事求是是指作为医生你要同情病人、了解病人、和病人家属共同商量，当治则治；病人至上，是针对医生而言，要重视中西医相互会诊，多和病人交流，了解整体情况，以便得出最佳方案。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继承人名单，上海长海医院凌昌全教授入选为指导老师，海军军医大学中医系主任顾伟教授、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科黄念主治医师入选为继承人。据悉，此次评选要求指导老师从事中医药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30年以上，拥有丰富独到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旨在通过为期3年的跟师学习，培养一批能够很好地继承、掌握、发扬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人。专家介绍凌昌全教授现任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肿瘤专委会主委和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和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类岗位津贴，是国家自然基金委中西医结合领域第一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创办并主编的JournalofIntegrativeMedicine（IF：3.034）。2004年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局评为上海市名中医，2009年被解放军总后评为军队中医药“国医名师”，2018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岐黄学者”。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重点课题11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凌昌全教授创新肝癌“癌毒”理论，运用现场流调，证实“癌毒”是肝癌病因病机变化的主线，其盛衰决定着肝癌的发生发展，是中医诊疗的基本着眼点。在此基础上，创建TAHE和以毒攻毒新型中药斑蝥素局部注射治疗肝癌等新技术，被广泛用于临床。首次提出“中医药应该贯穿恶性肿瘤防治全过程”、“中医药在肿瘤不同阶段作用地位不同”和“肝癌晚期应该以中医药治疗为主导”等学术观点，明确肝癌中医诊疗优势，并形成同行共识。牵头制定的《肝癌基本证候诊断规范》被纳入《肿瘤中医诊疗》，首创的肝癌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被写入《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版）》在行业内推广应用。研制了“甘枣宁颗粒”用于脂肪肝的治疗、创制“四生汤”以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以及专门治疗晚期肿瘤的院内制剂金猫解毒颗粒等广泛应用于临床，造福广大患者。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磅发布《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我院一项原创临床研究成果被写入新版《指南》，成为我国肝癌诊疗行业规范。自20世纪90年代，医院中医肿瘤科首创的华蟾素联合解毒颗粒就被用于肝癌手术切除后预防复发。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获得国内外专家的广泛认可。最新版指南在肝癌系统治疗部分中写道：“华蟾素联合解毒颗粒已被用于肝癌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并将该治疗作为证据等级2的B类推荐。针对我国肝癌复发率居高不下这一难题，医院中医肿瘤科在岐黄学者、军队中医药“国医名师”凌昌全教授带领下，以经验方“解毒颗粒”为基础，结合现代中药制剂华蟾素注射液，形成了预防肝癌术后复发的综合防治方案。2005年开始，在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资助下，牵头组织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对该方案临床疗效加以验证。共纳入379例小肝癌术后患者，随访10年，结果显示中医药综合方案能使小肝癌术后复发综合风险降低30.5%。该方案与传统的术后介入治疗相比，将第1、3、5、10年肝癌术后复发率分别降低了11.1%、10.5%、15.2%和10.7%。该项研究结果以较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证明中医药综合方案在预防肝癌术后复发上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医学杂志Cancer，并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此次写入国家新版《指南》是对这一研究成果临床应用价值的高度肯定。新版《指南》特别指出在原发性肝癌诊疗过程中“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肝癌术后预防复发领域，中医药的应用价值已经获得了较高级别循证医学研究证据的支持。

为了解中国肿瘤患者对新冠疫苗的参与度。(已接种或未接种均需参与) 上海长海医院中医肿瘤科发起了一项网络调查。请点击链接即可参与。 https://www.wjx.cn/vm/OPQWia9.aspx 本调查不涉及隐私，调查结果受到保护，仅用于科研分析。 感谢您的参与!

以下内容转载自《新民晚报》肝癌术后的高复发率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国内外对于预防肝癌术后复发暂时没有公认的方法，临床使用较多的预防方法之一是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也就是俗称的介入治疗），但这一方法究竟效果如何一直存在争论。日前，一项由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领衔开展的中医药综合方案预防小肝癌术后复发的临床研究，为攻克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在我国，中医药已经参与肝癌防治的全过程，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中医肿瘤学科带头人凌昌全教授在多年的临床实践基础上提出：在小肝癌术后肿瘤负荷极低这一特殊阶段，由于中医药相对较低的毒副作用和更为全面的作用机制，用以预防复发的效果可能较介入治疗具有更多的优势。 在此理论指导下，长海医院中医肿瘤学科将预防肝癌复发的多种中医药方法加以整合，形成了包括中药抗肿瘤注射液静滴、辨证施治、中医药保肝治疗的综合方案。 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由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牵头，联合东方肝胆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同时在全国多个肝癌高发区设立了分中心，采用循证医学方法，招募300余名小肝癌术后患者，开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截至2011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介入预防相比，接受中医药方法能将术后1年复发率降低11.1%，将术后3年复发率降低10.5%。 此后，课题组持续对入组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最长的随访时间达11年，结果进一步证实中医药预防肝癌术后复发的有效性：与介入预防相比，接受中医药方法能将术后5年复发率降低15.2%，将术后8年复发率降低15.9%，百余位患者术后近10年未见复发。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癌症》上。近10年来，全国多家医院已将该方案应用于小肝癌的术后复发预防。 多年来，凌昌全教授带领团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肝癌，提出“癌毒”是恶性肿瘤之根本的学术观点，主张将现代仪器与传统中医诊法相结合，强调肿瘤分阶段论治的思路，针对早、中、晚期肝癌形成了三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新方案：中医药综合方案预防小肝癌术后复发，肝动脉栓塞中药灌注治疗中期肝癌方案，纯中药制剂“解毒颗粒”为主治疗晚期肝癌，惠及肝癌患者20余万人，并撰写出版了《原发性肝癌中西医结合治疗指南》和《肿瘤中医诊疗指南（肝癌分册）》，促进了肝癌中医诊治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等奖项。 凌昌全教授表示，中医中药是一座巨大的宝库，需要我们基于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对其大胆进行挖掘、探索和实践，课题组将把中医药预防肝癌复发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把有效成果推广开来，造福更多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