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然医生的科普号

1.化疗后可能出现中性粒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时人体抵抗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一旦发生感染，病情可能比普通人群更加严重，严重者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化疗期间要尽量避开人群密集场所，不要接触感冒、发烧、咳嗽的患者，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发热（体温≥38.0℃）立即就医。2.中性粒细胞减少时通常无明显症状，或仅有乏力等非特异性症状，因此需要定期监测血常规，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降低感染风险。对于未使用长效升白针预防的患者，推荐每3天进行一次血常规检测。对于使用长效升白针预防的患者，推荐每7天进行一次血常规检测。3.中性粒细胞数低于1.0需要注射短效升白针，然后每天复查血常规，直到中性粒细胞数≥1.8停药。4.注射“升白针”后可能出现骨头酸痛症状，此为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无需担心。如症状严重，可口服对乙酰氨基酚等解热镇痛药对症治疗。但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可能导致消化道溃疡、出血，因此对于有胃溃疡、胃穿孔等消化道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此类药物。另外，对乙酰氨基酚过量服用可能导致肝损害，因此要严格遵循说明书的剂量使用，不可过量，也不可与其他含有同类成分的药物（尤其是“感冒药”）同时服用。5.化疗可能导致血小板计数减少。血小板减少的患者有自发性出血的风险，严重出血（如颅内出血、胃肠道出血）可能很危险。如发生血小板减少，要预防外伤，不要用力屏气排便，刷牙使用软毛牙刷或漱口水，不要吃坚硬的食物（如鱼、脆骨、坚果等）。6.血小板低于75需要皮下注射特比澳，每日1次，每2-3天复查一次血常规，直到血小板≥75停药。7.化疗用药当天我们会常规给予患者预防呕吐的药物。但部分患者在化疗后的1周内仍然可能发生恶心、呕吐（学名为“迟发性呕吐”）。因此，在化疗后的1周内，可以继续服用药物预防恶心、呕吐。常用药物为昂丹司琼片，用法为每日2次，每次8mg。8.有些患者在使用了足量的预防呕吐药物后仍然会出现严重的呕吐症状。如呕吐严重导致无法正常进食，需要至医院查肝肾功能、电解质，补液支持治疗，纠正电解质紊乱，并补充维生素B1。9.预防呕吐的药物可能会导致便秘。为了缓解便秘症状，可以口服乳果糖口服液（每天2-3次，每次15ml），配合开塞露外用。10.如化疗期间出现超过24小时无肛门排气、排便伴或不伴腹部疼痛、呕吐，需要就医除外肠梗阻。11.如患者在治疗前或治疗期间发生过肠梗阻，在肠梗阻缓解后，饮食应少食多餐，以流质、半流质为主，尽量避免粗纤维食物的摄入。12.免疫治疗相关的副反应无特定规律可循。在免疫治疗期间，如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腹痛、发热、头痛、昏迷中的任何症状，需要尽快就诊，并向接诊医生说明正在接受的治疗方案。13.贝伐珠单抗和抗血管生成类靶向药的最常见的副反应为高血压和蛋白尿。因此在治疗期间要每天监测血压。如收缩压超过140mmHg或舒张压超过90mmHg需要门诊就诊，开具降压药物或调整降压药物方案。如果收缩压超过160mmHg或舒张压超过110mmHg或虽然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但出现了头痛、头胀、视物模糊等症状，需要尽快急诊就诊。延迟就诊可能发生脑出血等严重并发症。14.贝伐珠单抗和抗血管生成类靶向药的少见但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胃肠穿孔、腹腔内出血、颅内出血。治疗期间如出现心慌、腹痛、头痛、昏迷等不适，请尽快就诊。15.化疗期间不建议自行服用补品、保健品。如有特殊不适需要用药调整，请与主治医生充分沟通。

这个月我在门诊接诊了很多阴道炎的患者，其中多半是霉菌性阴道炎。阴道炎是妇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接诊数量多倒也不奇怪，但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正值上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而这些人大多有着共同的诱因：在阴道炎发病前1-2周内患了上呼吸道感染，并使用了抗生素治疗。一个是位于胸腔的呼吸系统，一个是位于盆腔的生殖系统，相隔这么远，这两种病怎么就相互联系起来了呢？一个草原上，如果突然消失了很多狼，那么兔子等食草动物就会泛滥，草地就会受到灾难性的破坏。随着教育的普及，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早已为大众熟知。人体内也有很多由各种微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例如肠道菌群和阴道菌群。当然，不同微生物之间并非“狼吃兔子”关系，而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关系。制约的重点是平衡，也就是微生物的种类、数量要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稳定。这种微生态稳态的破坏常见于两种情况，一是有外源性的微生物“入侵”，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外来物种入侵”；二是优势菌群的数量锐减。使用抗生素就有可能导致第二种情况，尤其是广谱抗生素（如头孢菌素类、左氧氟沙星等）。因此，在抗生素治疗后，阴道的优势菌群数量减少，制约念珠菌的“力量”被削弱，念珠菌短期大量“繁殖”，导致霉菌性阴道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很容易理解两件事：第一，不能无指征滥用抗生素，当然有必要该用还是要用。第二，不能随意使用阴道清洗液，“洗洗更健康”是个伪命题。

我们从一则新闻报道开始今日的话题。一男子因几天没吃饭饿晕在路边。好心市民给了他些许食物，而男子进食后竟然再次晕倒，最终不幸离世。据分析，该男子的死亡可能与长期饥饿后的过度进食有关，民间俗称“撑死”或“胀死”。而医学上，这种情况称为“再喂养综合征”。饿了吃东西天经地义，为何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呢？所谓再喂养综合征，简单讲是这样发生的：在长期禁食的情况下，人体会做出一系列的调整以适应饥饿状态。而一旦恢复进食，胰岛素在食物刺激下集中、大量地释放，导致葡萄糖和钾、镁、磷酸盐等电解质迅速从细胞外进入细胞内。这种突然的转变会打破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就可能危及生命。饿了吃东西的逻辑固然没错，只不过在特定情况下，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思考下面的问题：很多病人是营养不良的，而营养不良就要补充营养。这也是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命题。实际上呢？果真如此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营养支持。“医生，我想输点营养液补充营养”。这可能是我在临床上最常听到的要求之一。我是一名妇科医生，这样的要求大多来自两个病人群体——手术后的病人和化疗病人。从逻辑上讲，这样的要求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手术，无论大小，都是对机体的一种创伤。手术后机体的康复、伤口的愈合都需要更多的营养。而化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杀伤体内的一些正常细胞，再加上化疗期间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副反应，患者自然比以往需要更好的营养支持。因此，对于这两种患者，重视营养支持的大方向是没问题的。然而，前面的例子提示我们，做治疗决策前不仅方向要对，还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补充营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大”并非描述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指问题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总体而言，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补充哪些营养素，其二是用什么方法（途径）补充。前者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过了，今天我们暂时不谈。我们重点来说说后者——营养支持的方法（途径）。营养支持的途径总体上有两大类，分别是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肠内营养通过胃肠道提供营养物质，包括口服和肠内管道喂养。其特点是营养物质需要通过（胃）肠道吸收方可加以利用。而肠外营养是通过静脉输注的途径提供营养物质，即俗称的“输营养液“。其特点是营养物质无需通过胃肠道吸收。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补充说明一件事：尽管水和葡萄糖也属于营养素，但单纯静脉输注葡萄糖溶液并不属于肠外营养。肠外营养制剂一般包含氨基酸溶液和（或）脂肪乳剂。鉴于前面一段的表述有些复杂，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营养支持的途径一共两种，一种需要静脉输液（肠外营养），另一种不需要（肠内营养，包括口服）。显然，所谓“输营养液”属于肠外营养。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清晰多了：对于手术后的病人和正在接受化疗的病人，肠外营养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有何帮助？又有什么风险？接下来我们用事实回答上述问题。美国胃肠病协会（AmericanGastroenterologicalAssociation,AGA）于2001年在胃肠病学杂志（Gastroenterology，IF29.4）发表了一篇权威综述（被引次数482），全面回顾了肠外营养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综述中的相关部分的结果。（1）肠外营养对围术期患者的影响：总体无明显影响，严重营养不良者和上消化道肿瘤者可能获益研究总共纳入了41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的患者群体包括了心脏、食管、胃肠道、肝脏、胰腺、脊柱疾病患者和多种肿瘤患者。分析发现，总体而言，肠外营养既未改善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也未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但对于有明显营养不良的患者（例如体重较发病前下降>10%的患者）和上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可能有一定帮助。（2）肿瘤放/化疗患者的肠外营养：不改善总体预后，未减轻不良反应，增加并发症风险     研究总共纳入了19项关于化疗、3项关于放疗（±同步化疗）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肠外营养对接受放疗或化疗的患者的生存率没有明显影响。使用肠外营养会增加并发症的风险，尤其是感染性并发症。部分研究甚至提示肠外营养会对化疗的疗效产生负面影响，而对治疗毒性没有任何益处。     现在你是否能够理解我为何拒绝了绝大多数患者“输营养液”的要求呢？     肠外营养上世纪60年代便已问世，目前已经十分普及。然而这并不是补充营养的“万金油”。相反，肠外营养的使用有较为明确的指征：一般而言，当肠内营养存在禁忌或患者无法耐受时，方考虑使用肠外营养。任何技术都是有利有弊，肠外营养自然也不例外。其并发症包括营养素过量（过度喂养综合征）或不足、感染、肝功能异常、静脉炎、静脉血栓形成等。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出现文章开头提到的致命程度的再喂养综合征也并非没有可能（注：在科学监测下，大多数再喂养综合征不会严重到此种程度）。因此临床上需要在充分权衡利弊后再决定是否使用肠外营养。仅凭“我觉得我需要补充营养”就使用肠外营养显然是草率的。     写到这里，其实已经足够回答我们文章标题的问题了。接下来是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拓展内容，拿出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吧。     既然肠外营养有诸多的并发症风险，那相对安全的肠内营养是不是就可以“无脑”补了呢？     先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项今年发布的研究——NUTRIREA-3试验。该试验比较了危重病急性期低热量低蛋白喂养和标准热量标准蛋白喂养的效果，旨在确定重症危重症急性期的最佳热量和蛋白质摄入量。试验对象包括因休克而接受有创机械通气和血管加压支持的成人。营养支持的途径有研究者决定，无肠内营养禁忌的受试者会给予肠内营养。研究发现，与标准目标相比，早期限制热量和蛋白质摄入虽然未能降低死亡率，但却能加快恢复速度，减少并发症。     这个试验的结果告诉我们，营养不但不能无脑补，甚至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可能都需要进一步商榷。关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危重病人的总体代谢率在病程中是有波动的，在疾病早期可能存在一过性的低代谢阶段，此时按照计算出来的“标准”热量进行营养支持事实上会造成营养摄入过剩。而过犹不及，超过需求部分的营养非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治疗作用，反而增加了器官负担。当然，这个试验的标准尚不是也不太可能会是营养支持最终的“金标准”，但其为后续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如果说上一段的分析太复杂、不好理解，那么我用我们老祖宗的话给这一段做个小结：中医有一个理念叫做“虚不受补”，即很虚弱的人不能耐受大补之品。这下理解了吧？参考文献：[1]曹卢杰.饥饿男子狂吃后猝死疑是暴食“胀死。搜狐新闻，2008年11月。http://news.sohu.com/20081123/n260790935.shtml[2]KoretzRL,LipmanTO,KleinS.AGAtechnicalreviewonparenteralnutrition[J].Gastroenterology,2001,121(4):970-1001.[3]MehannaHM,MoledinaJ,TravisJ.Refeedingsyndrome:whatitis,andhowtopreventandtreatit[J].Bmj,2008,336(7659):1495-1498.[4]KleinCJ,StanekGS,WILESIIICE.Overfeedingmacronutrientstocriticallyilladults:metaboliccomplications[J].JournaloftheAmericanDieteticAssociation,1998,98(7):795-806.[5]ReignierJ,PlantefèveG,MiraJP,etal.Lowversusstandardcalorieandproteinfeedinginventilatedadultswithshock:arandomised,controlled,multicentre,open-label,parallel-grouptrial(NUTRIREA-3)[J].TheLancetRespiratoryMedicine,2023.

如果有残留“病灶”的患者全部去做手术把病灶切除，那么将有至少90%的人“白挨一刀”！考虑到手术的创伤、风险及其对肺功能的影响等因素，这样的手术，谁愿意做呢？特别提醒：1.本文所说的GTN不包括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PSTT）和上皮样滋养细胞肿瘤（ETT）。2.本文的结论适用于绝大多数初始治疗GTN患者。对于病情特殊的患者，由于证据不足，医生的个体化治疗意见可能与本文结论有出入，此时不可盲目套用本文结论，而建议与主治医师充分沟通，探讨利弊。肺转移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中十分常见。不少患者在化疗后复查肺CT的时候都会发现肺部的病灶并未完全消失，而此时医生却不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肺转移是肿瘤细胞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的结果，这种转移途径医学上称之为“血行转移”。GTN几乎是妇科肿瘤中最容易发生血行转移的肿瘤。而这种特点是由胎盘滋养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决定的。GTN起源于胎盘的滋养细胞。众所周知，胎盘是胎儿从母亲血液中获取营养、交换代谢产物的器官。而胎盘的这种功能主要是由滋养细胞实现的。在妊娠后，滋养细胞侵蚀子宫的蜕膜、肌层和动脉，进而建立胎盘和母体营养及代谢产物交换的渠道。这一生物学行为使得滋养细胞十分容易进入母体的血液循环。事实上，在正常孕妇的外周血中，也可以检测到滋养细胞的成分。只不过在生理性妊娠中，滋养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是受到精密调控的，因此这些细胞即便进入母体血液循环中，也不会“惹是生非”。而在GTN中，这些细胞“摇身一变”成为肿瘤细胞，拥有了更强大的侵蚀和存活能力，因而在子宫以外的部位“定居”并进一步“繁衍生息”，此即GTN的转移。肺是GTN最容易发生转移的部位。肺转移可发生在约50～70％的GTN病例中，甚至在一些患者中，肺转移灶是唯一的病灶（即包括子宫在内，其他部位均无病灶）。在化疗结束后，多达30-40％的GTN肺转移患者仍可在胸部CT扫描中看到肺部的残留“病灶”。许多医生和患者都会担心残留“病灶”会增加疾病复发的风险。但是，多项研究均一致地表明，这种肺部残留“病灶”并不会增加GTN复发的风险。例如，英国CharingCross滋养细胞疾病中心回顾分析了99例III期（即有肺转移而无其他部位转移）GTN患者，其中40.4%的患者在化疗结束6周后的影像学检查中发现肺部有残留“病灶”。在治疗结束5年后的随访中，绝大多数患者都未出现疾病复发，且有残留“病灶”和没有残留“病灶”的患者的复发率无明显差异（5年无复发生存率：有残留“病灶”者为91.2%，无残留“病灶”者为94.9%）。这里再为大家提供一个数字：98%的GTN复发发生在治疗结束后的5年内，因此如果治疗结束后5年内未出现疾病复发，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复发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如果说上面的内容专业术语较多、难以理解，那么接下来我用更加通俗的语言“翻译”一下：GTN患者治疗后，不管肺部有没有残留“病灶”，复发率都没有显著差别。即便肺部有残留“病灶”，复发率也不超过10%。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手术切除残留“病灶”能够达到预防复发的目的，那么从手术中获益的患者比例是多少呢？最多10%！也就是说，如果有残留“病灶”的患者全部去做手术把病灶切除，那么将有至少90%的人“白挨一刀”！考虑到手术的创伤、风险及其对肺功能的影响等因素，这样的手术，谁愿意做呢？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下一个问题：对于肺部有残留“病灶”、并且复发的患者而言，手术切除残留“病灶”能有效预防复发吗？答案是不能！有研究提示，部分患者在治疗后手术切除了残留“病灶”，仅有少数患者的病理证实“病灶”中仍有活性肿瘤细胞。而术后，不论病理检查是否发现了活性肿瘤细胞，都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复发。因此，从预防复发的角度讲，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手术切除残留“病灶”能够降低GTN的复发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肺部的残留“病灶”呢？答案是随访。随访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血hCG的监测，因为hCG升高是诊断GTN复发的必要条件（注：PSTT和ETT除外）。其二是定期复查影像学检查。在化疗后的随访中，大多数患者的肺部残留“病灶”会逐渐缩小（图1），部分患者的残留“病灶”大小无明显变化。然而，不论何种情况，病灶增大是很罕见的。如果一位患者的肺部残留“病灶”增大而血hCG正常，我们就要警惕这个病灶是否是其他疾病（如感染或肺原发肿瘤）导致的。此时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加以鉴别。写在最后的碎碎念：前面论述的是大多数GTN患者治疗结束后，如血hCG水平正常，无需对肺残留“病灶”做进一步治疗。但对于特殊患者而言（如复发风险较高的患者），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指导治疗，因此这些患者可能更加需要个体化的治疗。这种情况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不可盲目套用本文的结论。此外，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个别GTN合并肺癌的患者。尽管十分罕见，但如果临床医生怀疑肺部结节的性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进一步诊治的。参考文献：1.PowlesT,SavageP,ShortD,YoungA,PappinC,SecklMJ.Residuallunglesionsaftercompletionofchemotherapyforgestationaltrophoblasticneoplasia:shouldweoperate?BrJCancer.2006Jan16;94(1):51-4.doi:10.1038/sj.bjc.6602899.PMID:16404359;PMCID:PMC2361065.2.Bouchard-FortierG,GhoraniE,ShortD,AguiarX,HarveyR,UnsworthN,KaurB,SarwarN,SecklMJ.Followingchemotherapyforgestationaltrophoblasticneoplasia,doresiduallunglesionsincreasetheriskofrelapse?GynecolOncol.2020Sep;158(3):698-701.doi:10.1016/j.ygyno.2020.06.483.Epub2020Jul9.PMID:32654764.3.LiX,YangB,ChenJ,ZhangY,SunQ,AiJ,LiK.DotheResidualLungLesionsThreatenGestationalTrophoblasticNeoplasiaPatients?IntJGynecolCancer.2018Sep;28(7):1410-1417.doi:10.1097/IGC.0000000000001311.PMID:30142125.4.WangW,KongY,LiY,WanX,FengF,RenT,ZhaoJ,XiangY,YangJ.Pulmonaryresectionofresiduallesionsofpulmonarymetastasisfromgestationaltrophoblasticneoplasia.IntJGynecolCancer.2023Sep4;33(9):1376-1382.doi:10.1136/ijgc-2023-004375.PMID:37524495;PMCID:PMC10511965.

在半个多世纪前，手术是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标准的手术方式是子宫切除+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对于有转移的患者，医生可能还会切除转移病灶。但这样治疗的效果非常不理想。有多不理想呢？在一项1963年发表的研究中，在仅接受手术治疗的情况下，无转移绒癌（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主要包括侵袭性葡萄胎和绒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41.4%，而有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更是只有19.2%（即在确诊妊娠滋养细胞肿瘤5年后，只有41.4%的无转移患者和19.2%的有转移患者仍然生存）。看了这两个数字，也就不奇怪为何著名病理学家JamesEwing（1866-1943）的评论在那个时代如此流行：“如果一个绒癌的病人存活了下来，那么这个病人的诊断便是不正确的（ifapatientwithchoriocarcinomasurvived,thediagnosiswasincorrect）“。当然，这样的表述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目前绝大多数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都可以获得治愈（总体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了95%）。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是化疗。最初，化疗仅作为绒癌病人手术后的辅助治疗。随后人们注意到，化疗对这些病人的效果非常好，远远超过了手术的治疗效果。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化疗最终取代了手术成为了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这样的治疗模式一直沿用至今。今天，我在临床上仍然会遇到很多对手术有“执念“的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作为医生，我当然不希望她们把前人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当这个问题反复被问及，我意识到有必要把这段医学发展的历史写出来。毕竟，唯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可有效打消患者的疑虑。当然，手术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滋养细胞肿瘤治疗的历史舞台。今天，在特定情况下，手术治疗仍然在滋养细胞肿瘤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日后另开一篇详谈吧。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是一种相对较为罕见的妇科肿瘤，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能够被治愈的恶性肿瘤。其总体预后很好，大多数患者都能实现治愈。但即使如此，仍有少数患者可能会复发。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肿瘤的复发率、及时诊断复发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定期随访来及时发现复发。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总体复发率相对较低。即使对高危患者，复发率也只有10～20%。而对于低危患者，复发率仅有3%～5%。尽管这些数字相对较低，但仍然有复发的可能性，因此，定期的随访和检查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是否会复发呢？目前，我们还缺乏可靠的预测手段。最有效的策略是进行定期的随访，从而及时发现疾病复发。通过及时发现复发，我们可以尽早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如果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复发而未及时发现，可能会使肿瘤显著增殖，并有可能发生转移，这将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因此，及时诊断复发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非常重要。在随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检测指标是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水平。HCG是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特异性标记物。当肿瘤复发时，HCG水平通常会升高。因此，在随访过程中，医生会定期检查患者的HCG水平。对于HCG正常的患者，即便影像学检查仍可以看到原来的“病灶”，也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干预，这是因为影像学检查显示的“病灶”可能是由于化疗后肿瘤坏死机化形成瘢痕、炎症等因素所致，并非一定有活性的肿瘤细胞。此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HCG水平等综合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干预。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复发大多发生在治疗后2年内，因此建议患者在治疗结束后2年内至少每3个月要复查一次。对于高危患者可适当缩短随访频率，比如每个月复查一次。虽然2年后的复发几率降低，但文献报道的最长复发时间可发生在治疗后7年内。因此建议患者在治疗结束后至少2年内仍要定期复查。之后可延长复查间隔时间，如每半年或每年复查一次。除了复发外，妊娠后体内HCG水平也会升高。因此，如果复查时发现血HCG升高，首先要排除妊娠。有些时候，排除妊娠可能并不容易。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干扰，患者在治疗后如果没有生育计划，要做好避孕措施。对于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通常推荐使用避孕套或短效口服避孕药。对于有生育计划的患者，通常建议在治疗结束后避孕1年，而后如果复查没有什么异常，就可以备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