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溃疡性结肠炎? 炎症性肠病IBD包括一系列疾病,其中两种主要的疾病是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溃疡性结肠炎在临床比较常见。它是在结肠和直肠形成慢性炎症和溃疡。这些炎症引起红肿热痛,导致出血、溃疡、胃肠痉挛等症状。二、溃疡性结肠炎有哪些表现? 肠内症状:除了疾病一般表现,如疲劳,食欲不振等,还有大便带黏液和/或血以及严重腹泻;腹痛;局部疼痛或整个腹部,还可能会有痉挛。有些患者可以出现便秘、腹泻交替。 肠外症状:关节炎(尤其是膝关节和踝关节)、口腔溃疡、发热、眼部症状(眼睛红、干涩、畏光等)、皮肤表现(皮疹或是腿上出现红色疼痛肿块)。
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四十二岁,一个不到四十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有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八百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 78年上大学后做体检复检,有个同寝室的女学看着血压计就紧张,量时血压就高了,医生让她一边站一会再量一遍,她脸色大变。我过去安慰她,给她按摩两肘的曲池穴。医生再喊她量时,血压就正常了。事后她谢了我一个大苹果。 据我国1979-1980年全国高血压抽样普查结果,20岁以上成人确诊高血压患病率为5.8%,临界高血压患病率为3.3%。如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9.2%。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杜松澎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部分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从数据库的统计数字看,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塞、脑卒死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为此,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的人如今怎么这么多了?一般说来,这种时代性,集体性的疾病在历史上往往是传染病,这高血压不会是有“高血压菌”传染的吧?这要是按早先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 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说还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病人数,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的人。这种翻番的增长,不能不使我把高血压看成是一种时代病。 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统计数字已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现今高于从前。高血压病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流行病,而且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患病率越高。这就更说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 看我迷惑不解,女儿说作为不是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简单理解。她说,血管可以当成水管来看,血压为什么会高?供血量太足或不足了呗,太足了,血压自然会高,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人的代偿功能就会提高血压,这就是高血压。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水管子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的负担没减轻,血管总被不自然地扩张,心脏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这病不但没治愈,还给心脏和脑带来隐患。 我问女儿,如今的高血压都得终生服药,古时的高血压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法治呢?女儿告诉我,血压计是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的。血液的测定大约始于1910年前后,因此历史上中医学没有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属中医学眩晕、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引起血压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血脂高,血粘稠能影响血流速度,从而引发高血压,而贫血,气血两虚的人,也可以是高血压。所以,胖子可以得高血压,瘦子也可以得,但中医的治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体瘦、急躁易怒的,阴虚阳亢,患高血压的多。体胖的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 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大喜、大悲、受到惊恐,情绪紧张而不安宁,心肝受扰容易患高血压病。生活失调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症。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 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过食肥甘厚味,伤脾碍胃,生湿酿痰,痰湿阻滞,风痰上扰,会发生高血压。酗酒之人,助湿留热,肝阳易涨,容易发生高血压。过食辛辣等物,伤阴化火,阴精损伤,火热上冲,从而引发高血压。尤其是嗜食咸味者,血脉凝涩,肾气损伤,则血压上升。以上这些致病因素,在当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强化。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现有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这个数字说明,精神紧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特点。 女儿说,有着这么多胖人和这么多精神紧张的人做基础,社会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压呢?其实,治疗高血压并不难,只要调整生活方式就可让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下降,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可人们宁可服用副作用很大的降压药,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这种心态下,人们接受中医当然更难了。 朋友来我家玩,手中拎一方便袋,从中拿出一盒盒的“龟灵膏”让我吃,说是美容养颜。她自已先开了一盒吃起来,说是每天都得吃三盒。我拿起一盒,看了上面写的成分说:“这东西不适合你吃”。她说:“你看功效啊,功效写的是排毒养颜,美容护肤啊。”我一时语塞,和现代人说话是真费劲啊,想起女儿说她师傅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不做解释,当人们把中药象西药一样理解成功效固定时,她觉得你看成分就是多此一举。朋友是个身体很弱的人,每年都要吃上几剂“生脉饮”,可你一眼照看不到,她就吃什么“珍珠粉”喝“苦丁茶”,这又冒出了“龟灵膏”,真是让你防不胜防。我说:“你老要排什么毒?你身上有什么毒?你所说的毒是什么?一般人所说的毒是指毒火,你有火吗?中国人有几个是阳亢的?你一派寒凉,全指望夏养阳,你可倒好,用这些寒凉的东西把这点阳气全压下去了,搞得脾胃虚寒,真奇怪,你吃这些东西竟然不肚子疼?” 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要上卫生间。”我被她气得哭笑不得:“你这人的心理暗示性也太强了,我没说你时,你一天吃三盒也不肚子疼,我一说,你马上就肚子疼。”她说:“不是的,这之前吃了也肚子疼,可我没往这上想,让你这么一说,就挺不了了。” 我曾谈过中药的毒性问题,明确反对“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治病就是三分害了。砒霜是人所共知的大毒,健康人吃了会死的。但用它来治病时,用的人不仅不会死,反倒会起死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便说砒霜是毒药也是有前提的。而对一些普通食品,我们有谁会认为它有毒呢?可我却总是提醒这个或那个朋友不要吃这个,少吃那个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如我的这位朋友我就劝她不要喝绿茶,不要喝凉茶。她不肯,说绿茶美容。我说你阳气总是升不上来,脸色晦暗,何谈美?我反对她开空调,反对她吃冷饮,甚至反对她吃苦瓜。如此看来,我不是把一些食品当成有害的东西么?的确是这样,用的不正确,别说药,就是食品也有“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入口的东西皆有利弊之说,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当然不是指细菌,而是指寒热。 不仅是食品,我对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反抗着。当家用冰箱刚上市不久我就买了一台,我以为我会喜欢,因为我喜欢烹调。可只用了一年,我就把冰箱淘汰了,此后再就没有用过冰箱。 现在,我宁可天天到市场上去买菜,而不用冰箱诸存,宁可给家人吃温热的东西,而不让他们吃什么冰镇西瓜之类的。空调,冰箱,让人阳不得升,脾胃虚寒,夏不能养阳。 慈禧太后的御医虽然给“老佛爷”弄的不是营养配餐,但却是按中医的养生观配餐。从她的食谱不难看出御医的用心,连用的盘碗也是很讲究的,需要保温的用沙锅,需要凉的用薄瓷碗等。五谷杂粮搭配,应季的蔬菜…… 对我的这些做法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不会享受现代文明。他们暴饮暴食,贪食生冷,从外面一进来马上就把空调开到最大,觉得夏天不让自己热着,冬天不让自己冷着才是高级生活。吃反季节的食物,……千百万年与自然协调一致的身体不再和自然协调了,内在紊乱了,许多现代病出现了。有人会拿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反对我的说法,因为外国人的生活很现代,身材却很健康,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很注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么解决现代生活带给他们的脾胃虚寒这样的问题呢? 我注意到了外国人的体育活动。比如说,他们的健身活动是全民性的。他们热衷于每天跑步这样活动量比较大的运动,不是那种做做样子的跑步,而是真的跑,很大量地跑。这个跑就是一个升阳的做法,在运动生热的过程中使阴阳有机会寻求平衡,它可以抵消,缓解,矫正生活方式的副作用,成为西方国家平衡阴阳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运动成瘾,不运动就会很难受。一段时间以前,人们争论到底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是“生命在于静止”?各执已见,莫衷一是。依我看来,“生命在于平衡阴阳”,如果运动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运动;如果静止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静止,事情就这么简单。
第一型和第二型表示有便秘;第三型和第四型是理想的便形,尤其第四型是最容易排便的形状;第五至第七型则代表可能有腹泻。
肛漏是指直肠、肛管与周围皮肤相通所形成的瘘管。一般由原发性内口、瘘管和继发性外口三部分组成,也有仅具内口或外口者。内口为原发性,绝大多数在肛管齿线处的肛窦内;外口是继发的,在肛管周围皮肤上,常不止一个。肛漏多是肛门直肠周围脓肿的后遗症。相当西医的肛瘘,其特点是以局部反复流脓、疼痛、瘙痒为主要症状,并可触及或探及漏道通到直肠。一.病因病机 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溃后,余毒未尽,蕴结不散,血行不畅,疮口不合,日久成漏;亦有虚劳久嗽,肺、脾两虚,邪乘下位,郁久肉腐成脓,溃后成漏。漏管久不收口,邪气留连,耗伤气血。二.诊 断 1. 肛门部有间歇性或持续性流脓,久不收口。 2. 一般无疼痛感,仅觉肛门口坠胀。若外口暂时闭合,脓液积聚,可出现局部疼痛,并可伴发热、畏寒等全身症状。另外,由于脓液浸渍可引起肛门周围皮肤瘙痒,或伴发肛周湿疮。 3.肛门视诊可见外口,外口凸起较小者多为化脓性;外口较大,凹陷,周围皮肤暗紫,皮下有穿凿性者,应考虑复杂性或结核性肛漏。低位肛漏可在肛周皮下触及硬索,高位或结核性者一般不易触及.四.分类 低位单纯性肛瘘、低位复杂性肛瘘、高位单纯性肛瘘、高位复杂性肛瘘。五.治疗 以手术治疗为主。六.预防调摄 1.适劳逸,勿食辛辣刺激食物。 2.经常保持肛门清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3.发现肛门周围脓肿,宜早期切开排脓,一次性手术治疗可以防止后遗肛漏。4.肛漏患者应及早治疗,避免外门堵塞后引起脓液积聚,排泄不畅,引发新的支管。5. 术后应防止出血,换药宜认真仔细,防止创口假性粘合(桥形愈合),肛漏不愈。
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象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 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西方人惊讶,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象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 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科学理性,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象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全是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摹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模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终生需要摹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自性思维。 我看到高工在文章中提出: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黄种民族,甚至占领者都被融入了中华文明,而被中国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 ,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周边黄种人国家的还要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医的思考方式可能真的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 且不说数学家桐丘城认为数学与美学紧密相联,也不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中找到与艺术大师同样的创作感受,更不说艺术感是各领域人的创作动力,只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其中充满了由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所做的不是被“科学”否定的?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的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灰姑娘的出身是科学不能接受的?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 我想,当年为了不让女儿被当今纯洁、崇高的科学吓住,我在给她讲科学史时,是不是把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植入了她的头脑?我给女儿讲了三年的《科学史演义》的意外之得是她对科学不迷信。或许她现在正在走一条最本源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如今如此圣洁,以至于象袁隆平也是很艰难地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据说他以后再也不报科学院院士了。科学在一些被称做是科学家的捍卫下才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科学的专制,使有些高级科学家除了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已难有其它做为。他们把持着发明、发现权。凡是不符合他们科学要求的统统打成“伪科学”。他们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中医的色彩为此一直是灰色的。这样一来,科学高高在上,与其它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中国的科学所患的正是气血两虚之症。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 我庆幸女儿的头脑不是科学型的。她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是多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女儿放下紧张的备研,要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我说,这会影响你考研的。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在考研和去访采药人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当然认为后者重要。女儿的朋友们认为前者重要,理由是,采药人只有一些感性经验,他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在中国,的确能发生一些让人菲夷所思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十二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大家都给他捐钱,他会裱画,我就给他揽这样的活,让他多点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他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在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他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象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遗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这个治病的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不知医理,病理,跟神奇不沾边。
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 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好吃啊!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美味,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 我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我主张首先从吃饭上学,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不怎么追求口味,享受在饮食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故而西方的饮食比较简单、实在,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西方这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象面前这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绝不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这种形上学理互相连贯,便结成形上哲学。这一哲学给西方文化带来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可中国人做饭的制作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所谓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之美,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中国人吃饭却要重味道,而较少关注营养,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好味道的意蕴却是难以说清的,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适口味美,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中医认为,味道不同,作用不同,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 女儿说,人们一提到医,就一定要想到药,其实,医生不用药也可以给人治病。好多病,比如高血压,胃病,脂肪肝等,不吃药,仅改变饮食结构就能达到比吃药更好的效果。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所有食物在五味上都有归类,进行调济,配伍,也是药用。真正的讲究还不是味美,中国人关于吃的讲究真是太多了,在五味的追求上均达到了极致。这绝不是仅仅追求美味能达到和能概括的。如今的一些现代病,往往就是仅追求美味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女儿号脉时会对病人说:“你是朝鲜民族”。病人感到很惊讶。女儿说,鲜族人长年吃辣,在脉上有表现,在给治病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这不独是一个医生会这样做,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比如冬季进补,春季吃些野菜,夏天在菜里拌点芥末,秋天吃萝卜等。吃菜和水果要吃当季的。这不仅合阴阳五行,更合自然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病从口入”。如今的现代病,哪个不是吃出来的呢?把我们吃的学问抛弃得只剩下美味这一条,能不致病? 不管我怎样欣赏中医,可在医疗体制上我还是赞同以西医为主,不主张大力发展中医。因为西医更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中医显然不能满足批量处理和战地救护这样的医疗要求的。现在马上把中医消灭了,社会还会正常运转。可把西医院关闭了,中医的力量再强上两倍能承担得了社会的医疗责任吗?西医的医生通过课堂教育和集体训练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复制。可中医却不是想大力发展就能发展得起来的。 有人说中医衰落了。是的,中医人数不足解放初期的一半。可一百年前的中医算得上是昌盛的吗?中医从来就没有真正昌盛过,也不应昌盛,从前只是没有人和它竞争罢了。有人说,中医的衰落是西医冲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给中医自身缺乏竞争力找借口,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是中医的历史劫数,也是它成长的内在需要。 我很感谢西医的东进,虽然这使中医受压制处于低谷,但这绝不是坏事。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一直缺乏挑战对手,一直没有可进行对比的参照,这于中医发展不利。事物并非如火如荼就是有生命力。正因为有西医做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审视中医的视点,才使我们得以总结中医特点。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对比不是裁判眼里的比赛,目的不是淘汰一个。咱要找准自己位置。人家的东西有优势,咱要用,咱们的东西为什么有短处要考虑。 现在有西医承担主要的医疗任务,中医正好可以进入沉淀,调整阶段。 对比西医,我觉得中医比西医大又比西医小。大,是指它存在于是人类的各个领域;小,是指它在技术领域要小于西医。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李时珍说“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他著《本草》是不是科学追求?中医不排斥技术,中医正骨就是技术,孙思邈遇有排尿困难或尿潴留情况,也用葱管当导尿管。但所有的科技成分都掩盖不了中医学的艺术特点。中医为什么给人以玄妙之感?为什么给中医送的匾要写“妙手回春”?为什么有的人无论怎样主观努力也学不好中医?为什么中医的弟子跟师傅学习的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整个象一个艺术学习过程?女儿下决心说:“我要做大医,要做上工。”我没有听到一个西医院的医生有这么说的。倒是听过不少搞艺术的人讲,要做艺术家,不做工匠。女儿说,仅仅为济世救人她还不能学中医,为混碗饭吃或其它功利目的都不足以使她学中医,她是在中医里面找到了一种感觉。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我认为既便是在专业领域内找到感觉对人也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往往是寻求属于自己的感觉。比如数学家寻找和谐之美,物理学家寻找统一场论,艺术家寻找意境等。人的感觉有排“错”法,不属于它的东西它不要,感觉有引领作用,它的超越性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 喜爱艺术的女儿在学了中医后还不想放弃她的音乐爱好,假期她还时常拎着琴去找她原来的老师练琴。有一天,她的老师说:“你原先拉琴时很有感觉,为什么你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呢?”女儿沉吟了一会说:“我明白了,我的感觉转移了,全转移到中医上去了。”女儿拎着琴回家来说:“一心不可二用说的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艺术感觉也不能二用,所以我暂时不能学琴了。” 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而艺术性的东西如何普及,推广?如何能被用科学眼光审视的人欣赏?那些无数具体细微的过程,那些感悟体会,那些切磋,那些实践交流,怎么可能仅仅用形式理性的框架框住?笼罩着中医的被看成是巫,是玄的氲氤之气就是由艺术因子构成的。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现实。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了。如果把中医理论象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象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当零下二十度时,我们说是冷,可这冷中没有热的成分吗?它比零下三十度是不是热了十度?当我们在零上三十度时说热,这热比四十度是不是凉十度?所以,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因为一个个病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联的,可互相参照,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准,效果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影响其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这样一来,有的老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象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六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当年我到队里瓜田去取瓜时,从来没有向老农这种做法讨要科学依据。农民对中医要比有的科学家理解的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后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所以这样一些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我母亲那里。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法就能推演出来。 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西医门诊医生形同虚设。你对他说肚子疼,他不能给你一个诊断,而是让你去做B超,如果你肚子里真长了什么,也不是他告诉你的,打B超的人就告诉你了。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 中国人为什么谦虚,孔子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前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并没有生而知之,就象每个人都要从走路学起一样,这是不能省略的步骤,即使你今后的人生是以车代步,你还是要学走路。当代科技水平是由科学家们代表的,可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家也代表了他们,对古人嗤之以鼻。弱不禁风的现代人手里有了一把枪,就可以嘲笑猎人的体魄,勇敢和身手。我们把西方人的强盗作风学来对付古人了。 我对看上去很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有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有个网友叙述在中国流行过的“打鸡血”、“红茶菌”等疗法,很为其愚昧而感慨。虽然这些流行的疗法是闹剧,但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其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也比比皆是。如今科学当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有这个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自身的创造性。打鸡血看似荒唐,有体质过敏者出现负反应,可打青菌素的人也会有过敏者,抛开表面的荒唐,从中医角度看,动物疗法是一直沿用的。不仅入药有大量动物,就是活体动物也用于治疗,如用水蛭吸血,蜂毒治关节疼痛等。宠物对人的治疗作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今西医也发现小时候家里养狗的人,长大后可少患好多过种敏症。中国古人还看出猫是一种冷性动物,适宜治温病;狗是温性动物,它们宜治像癌、肝硬化和关节炎这样的冷病。动物性疗法,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虽然对女儿来说,她觉得气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她说,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剌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想起女儿两岁时,病的心衰,打毒毛甙抢救,我知道办法用尽了,要求医生给女儿输我的血。医生嘲笑我说:“你的血是药吗,能治什么病?”我坚持输我的血,200CC血输过后,女儿紧闭了两天的眼睛就睁开了,要东西吃。我想,我的血,现抽现输,是不是和打鸡血,撕活鸡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否定什么,不等于就是承认和宣扬什么,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我总觉得否定是容易的,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坏处。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很完美?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 女儿的一个同学,通过门路,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善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为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现在的中医并不是生活在古代,很多人的科技知识要高出写批判文章人的水平,如果科学足可以推翻中医理论,他们有什么必要坚守?做为中医能理解西医,当然,好多西医也经常建议病人去看中医。而写文章要求取缔中医的,往往什么医也不是。
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在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当然,如果中国被美国灭了,通过立法取消了中医,那中医才是真完了。可只要再过五十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可是,在临床上,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太好沟通的。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女儿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 但是,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绝对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母亲给人诊脉时,只能从中医上说病,说症状,说感觉。而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指标度数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博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她说,我先做一个合格的西医,而做一名合格的西医并不难。 回到家中,她总是捧着医古文研读。她知道,如今的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真理”,人们之所以不接受是因为说的不够明白。基于这一思想,全国一片质问声。到处都是讲解,辩解声。人们这张嘴可真是没白长。其实,人们的交流范围并不宽。便是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那个因做瑜伽功而致病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吗,怎么会致病呢?他不会明白,说瑜伽功可以健身是有前提的。在西方国家做体操的确不会致病,而把瑜伽功当体操来做却往往会出问题,这可不是说句骗人这么简单的事。如果只承认中医骗人还好说,谁能说出中医怎么害人?哪个西医能说出中医害人的机理?女儿笑说,便是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为此,当然要好好学习。既然是生在中国做医生,就不可能象美国的医生那样完全回避和无视中医了,这也是我身为中国医生的责任吧? 既然认为道理是能够听明白的,那就应该认真听。可如今是谁也不肯听谁的,全在自说自话。中医备受质问,可是质问的人真的肯潜下心来了解一下中医到底是什么吗?是否肯静下来,认真听一下中医的解答?就象骂鲁迅的有几个是好好看过鲁迅的?所以,真正的中医是不会浪费时间和质问的人纠缠的,于是,质问的人总是不战自胜,洋洋得意。 我母亲从不反对西医。相反,她从中医角度去理解西医。来找她的病人好多是经过西医治疗的。她总是仔细询问治疗过程,根据病情琢磨西药在人体中的作用。有时,她还把西药弄来尝,象李时珍一样,给西药定味,归类。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也都是这样丰富中医药材的吧? 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融汇贯通。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于世。书中附有西医解剖学图,是我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著作。 1894年,他的医学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海内外。唐宗海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汇通中西医的先行者,其医名不仅大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且蜚声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在这里有中医人好什么面子的问题吗? 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西医门诊医生形同虚设。你对他说肚子疼,他不能给你一个诊断,而是让你去做B超,如果你肚子里真长了什么,也不是他告诉你的,打B超的人就告诉你了。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 中国人为什么谦虚,孔子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前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并没有生而知之,就象每个人都要从走路学起一样,这是不能省略的步骤,即使你今后的人生是以车代步,你还是要学走路。当代科技水平是由科学家们代表的,可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家也代表了他们,对古人嗤之以鼻。弱不禁风的现代人手里有了一把枪,就可以嘲笑猎人的体魄,勇敢和身手。我们把西方人的强盗作风学来对付古人了。 我对看上去很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有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有个网友叙述在中国流行过的“打鸡血”、“红茶菌”等疗法,很为其愚昧而感慨。虽然这些流行的疗法是闹剧,但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其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也比比皆是。如今科学当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有这个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自身的创造性。 打鸡血看似荒唐,有体质过敏者出现负反应,可打青菌素的人也会有过敏者,抛开表面的荒唐,从中医角度看,动物疗法是一直沿用的。不仅入药有大量动物,就是活体动物也用于治疗,如用水蛭吸血,蜂毒治关节疼痛等。宠物对人的治疗作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今西医也发现小时候家里养狗的人,长大后可少患好多过种敏症。中国古人还看出猫是一种冷性动物,适宜治温病;狗是温性动物,它们宜治像癌、肝硬化和关节炎这样的冷病。动物性疗法,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虽然对女儿来说,她觉得气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她说,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剌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想起女儿两岁时,病的心衰,打毒毛甙抢救,我知道办法用尽了,要求医生给女儿输我的血。医生嘲笑我说:“你的血是药吗,能治什么病?”我坚持输我的血,200CC血输过后,女儿紧闭了两天的眼睛就睁开了,要东西吃。我想,我的血,现抽现输,是不是和打鸡血,撕活鸡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否定什么,不等于就是承认和宣扬什么,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我总觉得否定是容易的,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坏处。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很完美?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 女儿的一个同学,通过门路,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善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为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现在的中医并不是生活在古代,很多人的科技知识要高出写批判文章人的水平,如果科学足可以推翻中医理论,他们有什么必要坚守?做为中医能理解西医,当然,好多西医也经常建议病人去看中医。而写文章要求取缔中医的,往往什么医也不是。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这国外吧,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象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哪?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的出发点。显得象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化的医学。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了,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可能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实。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现在的中医普遍地忽略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不仅春弦,夏洪,秋毛,冬实四季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同一个人的脉在早上和晚上还要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为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取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来者的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象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象“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 “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五运六气” 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断断续续的话,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着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象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 几千年来,我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和积累,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医学都办不到的,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女儿在中医药大学读到大二,便在家乡拜师,临床学习了。她决心在毕业时能够看病、摸脉、开方。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任她摸索前进了。 医院的形式,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上看,也不太适合中医。分科,只能开药房里面的药,不能自己配制药,不能提前准备药,真正的中医在医院里是很受限制的,如同绑住手脚。如今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离开了大医院而单干,这不仅仅是她的个性使然,而是和她一体的中医排斥医院这种行医方式。 女儿的师傅就是师传的,医术很高,慕名来求医的还有邻近几个省的,但他没有文凭。是医院临时聘用的。女儿说,上级领导来视察,就询问他的学历,弄得他很自卑。他被聘中医院,养着全院的人。女儿一开始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开经方,而要开大药方,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医院的效益。有真本事,然而没有学历,使他举步维艰。他必需通过自考取得最低等的文凭。每天一上午就要看四、五十号病人,休息时间还要准备课业,学习必须备考的英语,虽然他是医生,可他身体很虚弱,他没有休息时间。为了获得文凭,女儿必须将西式的课业学得达到学校要求,还得学政治,英语和大量的西医课程。又学了一个又一个的专业文凭。同时又实习临床、实习针灸、推拿……。在其它专业大学生可以尽情玩乐时,她却课业繁忙,学习紧张。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课,使她更多地进行自学。而这一切又都在她有意识地抵制西式思维的干扰下进行的。她和我开玩笑说,大脑不停地做这种切换,会不会分裂啊? 师传,可能学成纯中医,而女儿是在学校学习,她又必须学好西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既学好中医,又学好西医,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这的确是个实验,把中式思维与西式思维统一起来,既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吧?我对女儿说,人类大脑的几次飞跃,都是把不可能的转化成可能的。抽象是飞跃,意象也是飞跃。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更是一个飞跃,我相信人的大脑确有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潜能。其实在西方,人们对其思维方式造成的偏颇也是有所纠正的。比如法官要德高望重的,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人们想要凭借他的不是他的知识、学历、权势,而是他历经磨励的感觉,人们对他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是给予极大尊重的,并不要求他给予充分解释。 我在当中学教师时,就有一种无能为力感,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孩子们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然而学校教育只允许他们走一条道路,实现一种可能。所谓教育,不是发展和实现多种可能,而是砍伐这些可能,还美其名曰是对小树进行修理,这在我看来非凶手可为。学校教育产生的“科学”产品,合格率极低,众多的非科学废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发展起来的非科学思维。我曾竭尽全力培养学生的科学头脑,可是收效甚微。这说明许多学生对科学思维就是不感冒。这样一来,与其让兔子学游泳、乌龟练赛跑,就不如让他们各行其道来得好。东方人既然擅长形象思维,那么就让他们如日本人那样,对西方文化运用模拟追随学个八成,而在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到极致,不是很好吗? 当前,关于中医讨论得最热烈的,是说它究竟是不是科学。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中医不是科学没什么不好。二十年来,科学发展了多少?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西方的《育儿百科》如今看来,已经相当不科学了。可一个瘦弱、有病的孩子,已按当年的科学方法,养育长到了二十多岁了,科学对此负得了责吗?三十年前我学习的关于生命、宇宙、物质、粒子的许多定论,如今改得面目全非,有些与从前正好相反了,谁知三十年后,科学又将改变多少?科学的最终发展将会证实中医的真理性,相比之下,中医的落后如果是指它二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我倒希望它能继续两千年没有大变化,就反倒证明它是永恒的真理。比如育儿,越是“先进”的、新的、科学的东西,反倒是最危险、有害的。还是传统、自然的方法更稳妥。好在理论的批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让许多人把功夫用在证明钻石和钻石比窝头有价值吧。西医的飞速发展,恰恰给中医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西医的治疗成本,使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支撑其医疗体系。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更是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给了中医以喘息和掘起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历史总是这样公平,虽然中医百年来被摧残的七零八落,但必竟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空档。 当前振兴中医要走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中西方医学理论与中国医疗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将中医的治疗观,养生观,世界观,人生观合为一体,以传统文化推进中医的普及,以中医为依托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之希望中医生存和发展,正象希望于它的哲学内涵能充实女儿的灵魂,使她沉稳、安祥、温润、自然一样,也能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一条能够在不可解时用来自救的道路。 女儿学中医可以实现她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愿望。让女儿能救世济人,终身有靠,独立自主,事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自己人的尊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事业追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说可以,谈何容易?做一名公务员你如何做堂堂正正中国人?一个下岗工人,一个街头被警察赶来赶去的小摊主,一个饿着肚子的民工,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人是否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要由他所依托的职业来决定。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白求恩如果不是一个医生,想要争得这一评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根细细的纱线,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再往下延续,延续的是血脉,是中医,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情感。这条细细的线波动着,向周边颤发着东方人特有的对他人的关爱和温情。愿我们相互呼应着走下去,走向明天。
母亲给人治病用药如金,经常只给病人一包药,告诉在三个小时内不见效就宣告这药不对症,马上得想别的办法,不能耽误病。她给病人开药连吃三付的时候都少,从来不开大处方,而是经方,药量也小。病人常常要求加大药量,说中药来得慢。母亲反对中药来得慢的说法,她说如果对症的话,中药一点也不慢。很多时候她甚至不用药,我有病时母亲就很少给我吃药。对患有胃炎,皮肤病,风痛等症的病人,母亲常常是不急于给他们开药,而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类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压抑,紧张造成的。当人用幸福的理由说服自己时,而身体却常常做出了反抗,这时,理顺身心比吃药来得重要。指点迷津非智者不能做到。正象出生于动物园的老虎,自己是不可能找出忧郁的原因是什么。 再者,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如果把人的个体差异按五行分类的话,不仅仅健康标准不是一个,治疗方式不一样,连心理要求也不一样。比如,遇事,我劝水性和木性的人宽容,我就不劝火性和金性的人宽容。如果劝火性的人宽容,他要是能做到的话就糟了,他肚子里非长出癌不可。所以好多人觉得我没有原则,关键就在这里。同样的事,到我这里,有的人我劝其忍,有的人我劝其发泄,一切因人而定。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道理是为人服务的。 按母亲的不吃药,少吃药的原则,目前人们用中药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对的。长期用中药平衡阴阳,不仅废退了人体自身的平衡能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平衡,一旦这一虚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现出来的就是“中毒”症状。母亲用药如金绝不是出于“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我在论坛上遇到一个中药药剂师,她说“是药三分毒”,告诫人们不要随便乱服药,她不让人们乱服药是对的。人们现在把中药当成西药一样用是错误的。不辩症就乱吃药,往往吃反药了。吃反了药,不对症的药,和不用再吃药就是毒。而对症时中药就不是毒。 中医常使用毒药,母亲先后拜过三位老师,每行医一段时间,她就拜一位名医学习三年。她最后的师傅我小时见过,姓田,我叫他田姥爷。他的诊室,病人满满的,水泄不通。他象一位将军一样,开药如调兵遣将。我现在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自我感觉,母亲跟他学习,更多是为了开阔眼界和思维。可从来就不敢象他那样用药。田姥爷用药“霸气”,巴豆、砒霜等是他的常用的药,血崩的人他敢给开“破”药,他敢让“十八反”的药到人肚子里反。 母亲也用毒药,但所用“毒药”较之田姥爷就少得多,女人嘛,缺少魄力,但也较之别的医生要多。她在大医院当医生时,卫生局批下来的少量“毒药”,医院药房不接收,母亲要收,而药房不收,说是没有用处。医院不让医生开“毒药”。母亲到卫生局要这种“毒药”。局里以为是医院来要就给母亲了,母亲就自己配制药。医院知道了,说母亲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写检查。对此母亲理解不上去,检查还是我父亲替她写的。 当我手持公安局开的证明,买巨毒药回来加工时,用毛巾把头部包起来,结果我还出现中毒症状。可给危重病人大剂量用上,不仅不出现中毒症状,还起死回生,那么,所谓的毒性哪去了?对健康人是毒的,对病人就不是毒?这用西医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可用中医的就能。药是平衡阴阳的,所谓以药之偏纠阴阳之偏。对一个阴阳平衡的健康体来说,用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可对需要借助它强力平衡已失衡的阴阳时,这药就能起到平和的药起不到的作用,这时你要是就这个病体谈药的毒性就很可笑了。这一方面说明中药绝不可乱服,一方面说明,对症就无毒。所以,不讲阴阳五行就无法使用中药。而西医想把中药毒性取掉的作法是可笑的。“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往往就是中医药剂师也讲错。 我见过母亲一次大手笔。因为这事与我有关我才留心和记住了。我中学毕业时,当时的形势是我必须得下乡。对时事政治一点不懂的母亲不想让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亲是痴心妄想。母亲却找到主管此事权极一时那个官员的干女儿,对她说;“我知道你干妈常年卧病在床。你告诉你干爹,我包两个月把他老婆治好,条件是给我女儿留城”。那个官员不信母亲能把他病包子老婆治好,当即就答应了。母亲手到病除,两个月,让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员大喜过望,不仅给我办了留城,还分配到国营工厂上班。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中药没有说某一种药就是固定治一种症状的。有人把某一中药就当成治感冒药,得了感冒拿起来就吃,我就是很反对的。同样是感冒,春季和秋季的不一样,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样。虽然感冒往往是表症,可以用解表法。但解表还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两种哪,不同地理位置,用药还不一样。不辩证而用中药是中医大忌。可是,如何辩证?如今的中医有几个会摸脉的?如今,中医也更多地依赖问诊和现代的检测手段,于是也很难在头脑中形成意象,进行完全有别于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衰落是全面的。 中医适于一对一的师徒相传,而不适应如今这种学校和课堂的统一教学。学校使用的教材不是医古文,而是经过白话翻译的,这一翻译,不仅把意思走了,而又经过逻辑思维梳理。想想看,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是什么样?五年学业结束走出校门,学生一脸茫然,中医不象中医,西医不象西医。西医只要学,就能学到知识,就能学成。而中医没有“知识”,中医的知识没有阴阳五行这一精神内核统帅,就是一堆垃圾。学中医不可能象学西医那样一个术一个术地学。中医不是技术,所以你不能量化它,测试它。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到哪去找它的对应体,用什么做它的参数呢?这正是母亲反对我不背典,只想知道对症下药,坚决不肯教我绝招的原因。因为对症下药只是中医之表,而不是中医之理。可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连对症下药也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对中医的信仰,于是纷纷改行做西医去了。 当一个西医生只要学会所学的就可以了。可要想当中医,如果你不能超越道德,超越我们的生存环境,超越我们的时代,不能有一个自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个整体把握,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中医。你是无从诊断和制定方案的,你就会学起来不摸头绪,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的确是不可学的,尤其是在科学强势的今天。 当年,我之所以没有接受母亲的“师传”,是因为国家不承认师传。没有文凭就没有考医师证的资格,而文凭只能靠上医科大学才能取得。而上大学的,是接受了十二年“科学”洗脑的年青人,而且是洗脑成功的青年。当他们接触到与以往所学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观念时,他们是抗拒的,排斥的。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将中医做西化处理,何况中医药大学分科、分类的课堂教学,把中医真正肢解了。把中医一般性地,科学性地,杀活地交给了学生。我想,母亲学医时如果不是师传,而是来于课堂教学,会是什么样?十分可笑的是,医学院,尤其是中医学院的教授,只会教学,不会看病的比比皆是。而中医分科,各科老死不相往来,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