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智慧医生的科普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介入科畅智慧化脓性肝脓肿（PLA）是临床常见病，致病菌常来源于胆道系统，比如胆结石/胆管炎/胆管肿瘤等原因；致病菌或经门静脉播散入肝，比如阑尾炎/炎性肠病/肠道手术等原因。但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并没有上述疾病史，在目前的研究中，把这些没有明确病因的肝脓肿定义为隐源性肝脓肿。隐源性肝脓肿的源头在哪里？该如何去寻找？近年来，从零星的病例报道，到大规模的队列研究，都将矛头指向结直肠癌。原因考虑为癌变时，正常肠道粘膜屏障遭到破坏，细菌因此侵入门脉系统入肝。2010年，我国台湾地区的报道中，将274名隐源性PLA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设置1370名对照。在对患者的年龄，性别，月收入，城市化水平和地理位置进行调整后，随访5年发现，隐源性PLA患者的结直肠癌风险是对照组的3.36倍（见下图）。如果合并糖尿病的话，该风险增加到5.54倍。2012年，一项对2000年至2009年间诊断为PLA的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纳入PLA患者2294例，随访至2010年12月，共54例（2.3%）患者发生肠癌。依据致病菌，研究者将脓肿分为KPLA（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和非KPLA，对比分析显示肠癌发病率在KPLA组（1194例）中是非KPLA组患者的2.68倍。60岁以上的KPLA患者发生肠癌风险更高。2019年，美国犹他大学的学者对此类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共纳入12项相关研究，对17906名PLA患者（发生肠癌648例）及60103名非肝脓肿患者（发生肠癌509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PLA患者的结肠癌患病率为7.9％，风险较非PLA患者（1.2%）高约7倍，见下图。综上，对于隐源性肝脓肿患者，存在较高的结直肠癌发病率（约7.9%），尤其是年龄大于60岁、合并糖尿病、细菌培养结果为肺炎克雷伯菌的患者。对于这样的患者可以考虑完善肠镜检查!有理解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参考文献：1. Lai HC, Lin HC. Cryptogenic pyogenic liver abscess as a sign of colorectal cancer: a population-based 5-year follow-up study. Liver Int. 2010.2. Huang WK, et al. Higher rate of colorectal cancer among patients with pyogenic liver abscess with Klebsiella pneumoniae than those without: an 11-year follow-up study. Colorectal disease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oproctolog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012.3. Mohan BP, et al. Prevale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cryptogenic pyogenic liver abscess patients. Do they need screening colonoscop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Digestive and liver disease :2019.

肺炎克雷伯杆菌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导致医院内感染的病原体。大部分社区获得性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通常引起肺炎或尿路感染。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亚洲多处报道了由该细菌导致的肝脓肿侵袭性综合征，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疾病。本综述总结了这一侵袭性疾病的临床表现、治疗及微生物学特征。合并糖尿病与两种特定荚膜型细菌感染时，患者肝脏更易形成脓肿并导致以下转移性并发症：菌血症、脑膜炎、眼内炎以及坏死性筋膜炎。对于该侵袭性综合征的患者而言，适当的抗菌治疗联合经皮肝脓肿引流可提高患者存活率。快速检测该侵袭性综合征的高毒力菌株有助于及早诊断并进行治疗，尽量降低后遗症的发生率并提高临床疗效。期刊：《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CN》2013年1期

美国Cleveland医院Siperstein博士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显示，射频消融（RAF）可延长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其3年和5年的生存率可以分别达到20.2%和18.4%。（Annals of Surgery. 2007，246：559）研究入选的234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均不适合接受切除手术，而且在接受射频消融之前化疗失败。如果不接受其他治疗，其5年生存率几乎为0。这是目前为止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射频消融治疗的最大规模和随访时间最长的研究。在美国，结直肠癌在癌症导致的死亡率中排行第三，2007年有53 000多例死亡，每年有15万余新诊断病例。5年内25%结直肠癌患者出现肝转移，仅8%～27%的患者适合手术。这项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射频消融在治疗不适合手术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价值。在该研究中，患者平均2.8个病灶，病灶平均大小3.9 cm（1.1～10.2cm）。患者在化疗开始后第8个月接受射频消融治疗。结果显示，接受射频消融的患者治疗后平均生存期为24个月，而对照组只有12～15个月。入选患者约24%有肝外疾病，但肝外疾病的存在并不负性影响生存率。研究人员还探讨了影响患者生存率的因素。结果显示，与＞3个转移灶患者相比，d"3个转移病灶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17个月 vs. 27个月，P＝0.003）；病灶>3cm和<3cm者的中位生存期无差异（20个月 vs.28个月，P＝0.07）；与癌胚抗原（CEA）>200ng/ml者相比，CEA<200ng/ml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16个月 vs.26个月，P＝0.003）；肝外病变或术前/术后化疗类型均对中位生存期无影响。因此，.转移灶的多少、大小，以及术前CEA数值是评价患者生存率的有力预测因子。

DSA透视下，置入弯头导管到达血管闭塞段附近，经导管置入导丝，用导丝在动脉的侧壁内膜下开一个夹层口，人为形成夹层，此时透视下可见到导丝的头端弯曲成袢。导丝和导管通过内膜下的夹层，逐渐前行，通过闭塞段后，将导管的弯向动脉真腔，用导丝突破内膜进入血管真腔。最后逐段进行球囊扩张或支架置入治疗。

肝血管瘤，被认为是肝脏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它们大多没有症状，多偶然发现。然而，据报道，也存在邻近结构受压、破裂和腹内出血等风险。既往手术被认为是一线治疗选择。近年来，经动脉栓塞、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均被用于微创治疗。其中，用博莱霉素联合碘油进行栓塞被认为效果良好。近期的JVIR上，来自伊朗的同行利用博莱霉素和碘油乳液经皮硬化治疗有症状的巨型肝血管瘤，效果明显，本期同大家一起学习。效果显著，眼见为实！（a）右肝叶后段巨型血管瘤（箭头）。（b）CT图像显示了针轨迹（箭头）和博莱霉素/碘化油乳液（箭头）的注射。后续磁共振成像（c，d）治疗后1个月和（e，f）治疗后12个月显示血管瘤的大小明显缩小。（c，e）T2加权图像和（d，f）增强的T1加权图像显示外周T2延长，延迟相位增强（箭头）。博样霉素/碘化油乳液以中心低信号出现，但两个脉冲序列（箭头）都没有增强。主要研究结论：使用博莱霉素溶液和碘化油乳液对22名患者进行了有症状的巨型肝血管瘤的经皮硬化治疗。治疗平均时间为17分钟，住院时间短，平均住院时间为4小时。没有严重的不良事件。治疗的血管瘤在1个月内体积下降了36%，90%的患者疼痛有所改善。在平均15个月的随访中，55%的患者的血管瘤体积下降了>50%。18名患者不需要进一步治疗，而4名患者接受了后续辅助治疗。学习笔记：术前：手术前，将1g头孢唑林作为预防性抗生素，门诊手术前30分钟单剂量皮质类固醇肌肉注射（500mg醋酸甲基强的松龙）以降低博莱霉素过敏反应的风险。所有患者在手术前至少禁食6小时。术中：麻醉：深度镇静麻醉（1mg咪达唑仑，1–1.5mg/kg氯胺酮和1–1.5mg/kg异丙酚作为维持）。利多卡因在穿刺点及穿刺路径上局部麻醉。CT透视引导下，通过22G千叶针（20厘米长）选择以45-90°角穿刺，至少保证路径上有2厘米的正常肝实质，以防止出血或破裂。穿刺到病灶中心后，5–10mL造影剂注射后即刻/30秒及70秒后进行三次CT扫描，以判断是否与静脉、门静脉或胆道系统存在沟通。如果没有明显的分流，进行后续治疗。将2瓶博莱霉素（Bleomedac），相当于30IU用10mL注射用水稀释，再与10ml碘油乳化（Lipoiodol ），并通过20mL注射器在20-30秒内经皮注射。根据每个血管瘤的大小，注射了不同量的乳剂，最小10mL至最大20mL。不论病灶大小如何，乳剂的浓度一致。术后：对患者进行4h监护。如果没有不良事件，超声检查没有腹内游离液体或包膜下血肿，患者出院。一个月后，患者接受了使用对比增强MR成像进行评估对治疗的反应。该方法的优势：1、住院时间短，术后反应少，同比动脉栓塞/局部消融等治疗；2、医护人员没有辐射影响；3、效果良好，安全性高；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PAE)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BPH)引起的下尿路症状(LUTS)、尿潴留和肉眼血尿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由于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盆腔动脉解剖，PAE确实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手术。PAE的操作者学习曲线的特征为何？想开展的介入同道能否直接上手？近期的CVIR上，来自美国的介入同行报告了相关内容，本期同大家分享。术者具体情况这项研究的操作者是一名fellowship-trained的介入放射医生，他在美国的三级教学医院完成了所有的医学培训，包括23个月培训计划中的介入放射学，随后获得了委员会认证和美国放射学委员会的附加资格证书。该操作员在培训期间实施了超过100例基于微导管的非PAE栓塞术，并在21个月内作为一家三级教学医院的介入放射科主治医师实施了另外70例手术。然后在2013年5月，操作员开始执行PAE，而事先没有专门针对PAE的培训。在进行了40次PAE操作后，操作者跟一名介入放射学导师进行了2次PAE操作学习，该导师累积了超过150次PAE操作。研究方法在2013年5月至2021年5月期间，296名患有中度至重度下尿路症状、尿潴留或良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肉眼血尿的连续患者接受了由介入放射科医师进行的PAE，而之前没有PAE的特定经验。操作者学习曲线绘制了手术时间、荧光透视时间、造影剂体积和栓塞终点数据与连续手术号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评估了这些参数的改善，用分段线性回归检测学习曲线拐点。线性和逻辑回归评估学习曲线对6个月临床结果和90天不良事件的影响。结果多元回归分析证明了手术时间、透视时间和造影剂用量的经验依赖性改善相应的学习曲线拐点分别在76例，78例和73例手术。栓塞终点不随经验而变化。术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21.5±6.2至6.7±4.7)、生活质量评分(4.5±1.2至1.3±1.2)、排尿后残余量(190±203至97±148毫升)和腺体体积(142±97至76±47毫升)均显著降低，且不随经验变化。90天不良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没有随着操作员经验的增加而出现任何变化。结论在73-78次PAE手术后，操作者的技术效率趋于稳定。临床改善显著，不良事件频率/严重程度较低，这些不随经验变化。作者认为既往没有PAE特定经验的介入同道可以从一开始就安全有效地执行PAE。

目的：探讨戒烟能否提高血栓闭塞性脉管炎（TAO）患者下肢血管内治疗的技术成功率。材料和方法：2015-2022年间，一家三级医院102名因CLTI或重度ET的TAO患者被纳入这项回顾性研究。最终38名患者纳入研究。根据该机构的方案，患者被要求戒烟15天在介入之前。然而，可替宁水平显示一些患者继续吸烟。技术成功和再通成功被评估为主要终点。次要终点是在术后1个月随访时卢瑟福分级改变。治疗细节：即使PTA后不满意，也不行支架植入。由于该患者群体中以前经常发生支架闭塞。如果残余狭窄>50%或血流受限夹层，则在低压下重复PTA长达3分钟。在血管痉挛的情况下，通过监测血压，使用动脉内硝酸甘油（Perlinganit10mg/10ml），最大剂量为15mg。技术上的成功被评估为从股动脉到足底弓的不间断血流，残余狭窄不超过50%。球囊血管成形术后，动脉沿其路径的残余狭窄小于50%被认为是再通。结果：37名男性和1名女性（平均年龄42.9±10.1）接受了评估。这个研究组的总体技术成功率为86.8%。技术成功率为非吸烟者组显著高于非吸烟者组[n=24（96%）比n=8（61.5%），p=0.006]。100%的患者术后1个月有随访数据。卢瑟福分级在非吸烟者组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吸烟组中有一名患者（2.7%）进行了小截肢。典型病例图1。一名41岁男性患者因严重跛行入院（R3）。他有TAO病史10年。a.介入前的手术图像。所有动脉均闭塞（黑色箭头）具有特征性的螺旋状血管（黑色箭头头）。血清可替宁水平为85ng/mL。b.第一次介入球囊血管成形术后的图像。股浅和腘动脉再通（黑色箭头）。所有三条膝下动脉均顺利通过，并进行血管成形术。然而，只有近端胫前动脉可以再通（黑色箭头），其他动脉不能再通对血管成形术有反应（白色箭头）。这是一种弹性反冲效应。c.患者戒烟两周后，进行第二次干预。血清可替宁浓度为2.7ng/mL。膝下血管均成功再通（黑色箭头）。卢瑟福评分随访1个月，患者降至2级。结论：戒烟可提高介入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技术成功率和再通率。学习笔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TAO）是一种非动脉粥样硬化性节段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影响四肢的中小动脉、静脉和神经。TAO通常发生在以男性为主的年轻人和吸烟者中。临床表现通常在40岁之前开始，包括跛行、坏疽和溃疡。跛行在疾病的初期表现突出。烟叶暴露对TAO的发生和发展至关重要。也称为伯格病。TAO的Shionoyal诊断标准（吸烟史；发病年龄小于50岁；膝下动脉闭塞；手臂血管受累或游走性静脉炎；除了吸烟以外，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如何判断是否戒烟？血清中检测可替宁(Cotinine)，可替宁是尼古丁的主要代谢产物，在肝脏中被氧化。这是最重要的用于区分烟草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常用标志物。

二甲双胍自1957年问世以来，在历经近60年的起起落落后，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口服降糖药，其降糖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近年来，越来越多新作用的发现，使二甲双胍走向了“神坛”。研究目的：研究在接受肝局部治疗(LDT)的肝细胞癌患者中，使用二甲双胍与总生存率(OS)的关系。LDT包括消融术、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90钇放射栓塞术（Y90RE）。研究方法：本研究通过美国的一系列医疗数据库系统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下为相关标准及定义：①患者的纳入标准：1)2007.01.01-2015.12.31被诊断为肝细胞癌2)年龄≥66岁3）在诊断为肝细胞癌1个月内进行过LDT②患者的排除标准：以前接受过肝移植、肝切除或患有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③二甲双胍的使用：在LDT之前的6个月内，至少有两份处方声明确认了二甲双胍的使用。对所有患者及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进行如下统计分析：①OS：以患者接受首次LDT到患者死亡或最后一次回顾性分析之间的时间进行计算。②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③生存率比较：采用对数等级检验。④服用二甲双胍和不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之间的死亡风险：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比较。⑤在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和未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之间进行匹配的队列分析：根据AJCC的癌症分期、肿瘤大小、并发症按1：4的比例进行配对。研究结果：1.基线特征有2746名肝细胞癌患者在确诊后接受了LDT治疗。在这些患者中，1315人(47.9%)有糖尿病。在所有患者中，433人(15.8%)服用二甲双胍。在糖尿病患者中，402人(30.6%)服用二甲双胍。在所有患者中，共有469名患者(17.1%)接受了消融，1906名患者(69.4%)接受了TACE，371名患者(13.5%)接受了Y90RE。在接受消融治疗的469名患者中，76名患者(16.2%)服用了二甲双胍，在接受TACE治疗的1906名患者中，有303名患者(15.9%)服用了二甲双胍，在2746名接受Y90RE治疗的患者中，有54名患者(15.8%)服用了二甲双胍。以上资料如表1所示。2.二甲双胍对OS的影响①所有患者中，使用二甲双胍比未使用二甲双胍的中位OS更高（19.6个月VS16.0个月，P＝0.0238），如图2所示。②所有患者中，与不使用二甲双胍相比，使用二甲双胍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0%。在糖尿病患者中，与不使用二甲双胍相比，使用二甲双胍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3%。与Charlson共病指数（CCI）为0的患者相比，CCI≥2的患者死亡风险增加了30%。与被诊断为I期（AJCC分期）癌症的患者相比，II、III和IV期患者的死亡风险分别增加了27%、79%和172%。与小于4厘米的肿瘤相比，大于4厘米的肿瘤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50%。以上结果如表2所示。③在匹配队列分析中，371名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与1438名未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匹配：与未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相比，使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的中位数OS更高，相差4.9月(20.9个月VS16.0个月；p=0.0017)3.二甲双胍应用对不同LDT患者OS的影响①在所有接受消融的患者中，使用二甲双胍与未使用的中位OS的时间为（37.9个月VS32.2个月），在接受消融的患者中使用二甲双胍与未使用相比死亡风险降低30%。②在所有接受TACE的患者中，使用二甲双胍与未使用的中位OS时间为（18.9个月VS15.4个月），在所有接受TACE的患者中，二甲双胍的使用与未使用死亡风险降低24%。③接受Y90RE治疗的患者相关数据没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如表4所示④在糖尿病患者中，仅在接受TACE治疗的患者中，二甲双胍的使用与OS的提高有关，与未使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相比，死亡风险降低了28%。对于接受消融术或Y90RE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二甲双胍的使用与生存优势无关。以上结果如表5所示研究结论：在接受TACE和消融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中，二甲双胍的使用与患者生存率提高有关。

结节性甲状腺肿(NG)是一种常见疾病，恶变的风险低，治疗通常是为了缓解压缩症状或改善颈部美观。甲状腺切除术是目前标准的治疗方法。然而，甲状腺切除术可能会有并发症，对于这种良性疾病来说，一种创伤更小、更安全的替代方法可能是有价值的。 近期JVIR上，来自土耳其的研究者报告动脉栓塞（TAE）治疗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经验，本期同大家分享。 研究方法 在过去5.5年的时间里，连续56例NG患者接受了TAE治疗。A组为单发/优势结节20例（5-11cm），B组多发/广泛结节36例。在56例患者中，47例(84%)有胸骨后甲状腺肿，25例有甲亢。栓塞主要采用355–500 μm PVA颗粒，4例患者结合使用了弹簧圈。 研究结果 56例患者146条甲状腺动脉中有145条成功栓塞。 30天死亡率为1.8%。 轻度并发症25例，重度并发症2例。 TAE后6个月，平均结节体积从80.2 ml减少到25.0 ml，平均甲状腺体积从147.0 ml减少到62.6 ml，平均胸内延伸的程度从31.7 mm减少到15.9 mm (p＜.001)，胸内延伸的程度定义为从锁骨的颅缘到甲状腺的最下缘的距离； 22例甲亢患者（非Grave病）中，19例(86%)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 甲状腺相关患者报告的平均结局(ThyPRO)评分从155.4提高到70.4 (p＜.001)。 51例患者中有50例(98%)表示会向其他NG患者推荐TAE。 研究结论 最终认为，TAE治疗NG是安全有效的，可显著减少甲状腺结节的体积。 图1:甲状腺动脉解剖;图(图1A)显示了双侧甲状腺上、下动脉的起源和走向，它们是甲状腺的常见供血动脉。约10%的患者可见甲状腺内膜动脉，通常为右颈总动脉或无名动脉的分支。选择性锁骨下血管造影(FIG 1B,C)显示左右甲状腺下动脉(白色箭头)，起源于椎动脉稍远的甲状腺颈干。选择性颈动脉造影(FIG 1D)显示左侧甲状腺上动脉(白色箭头)，可起源于颈总动脉或颈外动脉。由于甲状腺动脉的起源接近颈内动脉和椎动脉，在发生回流的情况下非靶栓塞脑血管的风险可能很高。无名动脉血管造影(图1E)显示起源于颈总动脉近端的甲状腺内膜动脉(白色箭头)。甲状腺内膜动脉是一个小分支，但在甲状腺下动脉缺如或萎缩时可能成为主要的供血动脉。 图2: 45岁男性，右甲状腺叶有一个巨大的孤立性结节，轴位图(图2A)显示结节(箭头)，大小为7.3x7x4.5cm[体积:115ml]。患者行右侧甲状腺下动脉(主要供血支)和右侧甲状腺上动脉(图2B,C) 用颗粒和弹簧圈栓塞(箭头)，左侧叶动脉(图2D)完好无损。6个月后，随访轴位CT图像(图2E)显示右叶结节明显缩小，大小为4.5x3.2x2.1cm[体积:15.1ml，体积缩小:87%]，左叶代偿性肥厚。患者无症状，对美容效果非常满意。 有理解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对于社区获得性肝脓肿，最常见的致病菌就是肺炎克雷伯菌（KP）。目前普遍认为KP定植于肠道，可经门静脉入肝导致脓肿形成，也可从胆道起源，但确切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致肝脓肿的KP菌有别于导致肺炎、泌尿系等感染的KP菌，因为其具有高毒力特征，这也使得KP肝脓肿常常合并肝外播散感染，比如眼内炎、肺内感染（脓毒性肺栓塞）等，导致多器官受累。 抗生素选择是肝脓肿治疗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本期笔者依据个人经验并总结相关文献报道，同大家分享KP肝脓肿的抗生素选择策略。 一、经验性抗生素选择 当患者的病史、影像及生化等检查支持肝脓肿诊断时，我们首先要判断是否为社区获得性，因为医院内获得的肝脓肿致病菌常见的是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等。 社区获得性肝脓肿可经验性按照KP肝脓肿来选择抗生素，KP肝脓肿的分离株几乎全部对氨苄青霉素具有耐药性，所以建议大家经验性选择除氨苄青霉素（氨苄西林）外的其它抗生素，比如头孢菌素[1]、喹诺酮类药物等。 常见的社区获得性肝脓肿KP菌药敏结果见下图： 二、氟喹诺酮类与β-内酰胺类药物对比 对于已经获得细菌培养结果，且结果为单一KP菌的脓肿患者，有研究对比 氟喹诺酮类与β-内酰胺类药物的效果。 该研究[2]纳入了234名KP肝脓肿患者，199（85.0%)名患者接受β-内酰胺类药物治疗（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和青霉素衍生抗生素）， 35人(15.0%)接受氟喹诺酮类药物作为主要治疗（19名接受左氧氟沙星治疗，10名接受莫西沙星治疗，6名接受环丙沙星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接受氟喹诺酮类药物治疗的患者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时间(18.9±7.6天vs. 28.5±14.7天；P ＜ 0.001)和住院时间 (20.9±8.3天vs. 29.5±16.2天；P ＜ 0.001)均缩短。该研究认为氟喹诺酮类药物是KP肝脓肿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可缩短静脉注射治疗的时间，减少住院费用。 三、警惕致病菌为 产ESBL的KP菌 致肝脓肿的KP菌最常见的耐药模式为产ESBL（超广谱内酰胺酶）。虽然耐药率不高，但临床诊治过程中要警惕ESBL可能。 我们之前研究中[3]收集100名KP肝脓肿患者(产ESBL组和不产ESBL组分别为14名和86名)的病历资料。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胆道疾病史是产ESBL KP肝脓肿的独立危险因素。不过所有产ESBL的 KP菌株对碳青霉烯类和阿米卡星敏感。所以既往有胆道疾病病史的肝脓肿患者，在常规经验性抗生素效果不佳时，要高度可疑致病菌产ESBL。必要时调整为碳青霉烯类或阿米卡星等敏感的抗生素。 ESBL阳性KP菌的典型药敏结果： 四、是否有必要联合抗厌氧菌药物 有研究[4]纳入731例KP肝脓肿患者进行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以比较肝脓肿致病菌明确为KP后，停用抗厌氧菌药物组和继续使用抗厌氧菌药物组的临床结果。研究结果显示两组间死亡或复发无差异。根据广义估计方程模型(优势比0.48；P = 0.1 4)分析显示：早期停用抗厌氧菌药物与治疗失败之间没有联系。因此早期停用抗厌氧菌药物似乎不会影响KP肝脓肿的临床结果。提示抗厌氧菌治疗在KP肝脓肿的治疗中不是必需的。 参考文献： [1] Liu Y, Wang J Y, Jiang W. An Increasing Prominent Disease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Liver Abscess: Eti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Gastroenterol Res Pract, 2013, 2013: 258514. [2] Chuang C, Chou S H, Wang F D, et al. Fluoroquinolones as an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Klebsiella pneumoniae liver abscess and impact on hospital length of stay[J].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20, 56(4): 106120. [3] Ren Y, Wang H, Chang Z, et al. Clinical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features of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liver abscess[J]. BMC Infect Dis, 2020, 20(1): 416. [4] Kim H A, Chung D R, Yeom J S, et al. Anti-anaerobic coverage is not necessary for Klebsiella pneumoniae liver abscess: 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cohort study[J]. 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15, 81(1): 60-5. 作者：畅智慧 个人公众号：介入文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