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医生的科普号

简评： 近年来，NOSES术由于其微创优势，目前已成为微创外科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之一,因此在国内得到空前的推广和普及。但NOSES 手术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存在部分争议，其中，NOSES手术是否符合无瘤和无菌原则，是最主要的的争议点之一。本研究通过对比NOSES与常规腹腔镜手术腹腔灌洗液细菌阳性率、肿瘤细胞阳性率，两者无统计学差异，证实NOSES手术符合无菌、无瘤技术的原则，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摘要翻译 背景：结直肠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NOSES)是一种无疤痕的手术，避免了开腹取出标本，但该技术是否符合细菌学和肿瘤学原则尚存争议。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NOSES和传统腹腔镜(conventional laparoscopic procedure,CL)手术的肿瘤学和细菌学结果。 方法：这是对前瞻性收集数据的回顾性研究。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湘雅医院结直肠癌手术患者，根据肿瘤大小分为NOSES组和CL组。在手术之前，收集腹腔灌洗液进行肿瘤细胞学评估。在手术结束时，收集腹腔灌洗液进行细菌培养和肿瘤细胞学评估。本研究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及短期和长期结果。 结果：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我们中心共纳入212例患者，纳入分析的共185例患者(NOSES组96例，CL组89例)。NOSES、CL组腹腔灌洗液细菌阳性率分别为34.4%、32.6% (P = 0.80);灌洗液中肿瘤细胞阳性率分别为7.3%和9.0% (P = 0.67)。单因素分析显示腹腔灌洗液中肿瘤细胞阳性率与肿瘤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P＜0.05)。T4 (OR= 20.47, 95%CI= 1.241-337.661;P = 0.04)、N1(OR= 5.445,95%CI=1.412-20.991;P=0.01)、 N2(OR = 6.315, 95%CI = 1.458-27.348;P = 0.01)为腹膜灌洗液阳性的独立预测因素。两组患者局部无复发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 = 0.909;95%CI=0.291-2.840;P = 0.87)。 结论：与常规腹腔镜手术相比，NOSES符合无菌、无瘤技术的原则，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扫码阅读全文

简评： 肿瘤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是治疗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标准治疗之一，通过达到对患者的肿瘤细胞的CC0级的切除延长患者生存期。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其潜在获益人群主要为PCI评分＜20分的腹膜转移患者。因此，在进行开腹手术前明确患者腹膜转移情况尤为重要。本研究证实，诊断性腹腔探查有助于减少非治疗性开腹手术，筛选适合接受肿瘤细胞减灭术的人群。 摘要翻译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价在结肠直肠癌腹膜转移(peritoneal metastases，PM)患者中引入腹腔镜探查(diagnostic laparoscopy ,DLS)，以防止在肿瘤细胞减灭术和腹腔热灌注化疗(CRS + HIPEC)期间进行非治疗性开腹手术。 方法:回顾性地从数据库中确定200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组织学证实的结直肠PM患者，因存在CRS + HIPEC机会而接受开腹手术。2012年，我院在CRS + HIPEC术前检查中引入DLS。研究了在引入DLS之前(队列A)和之后(队列B)进行剖腹手术的患者的非治疗性开腹手术率、术后主要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III级或更高)和生存结果。在队列B中，从医疗记录中回顾探讨了未行DLS的原因。 结果:共纳入172例患者[队列A: 48例(27.9%);队列B: 124例(72.1%)]。与队列A相比，队列B的非治疗性开腹手术发生率显著下降(21.0% VS 35.4% P = 0.044)，尽管在我们的学术中心，队列B中只有85例患者(68.5%)接受了DLS。未行DLS最主要的原因是最近在转诊医院进行了DLS或开腹手术(48.7%)。两组患者的术后严重并发症、住院死亡率和生存结果相似。 结论:在CRS + HIPEC的术前检查中进行DLS可防止结直肠PM患者接受非治疗性开腹手术。我们建议在有经验的HIPEC中心进行腹腔镜探查。

简评 PDOs作为一种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临床有效性研究结果提示其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如果能够在可行的时间框架内为大多数患者建立PDOs，那么这种潜在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将有利于实现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摘要 临床上若想实现个性化治疗并提高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则需要一个有效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从而减少毒副作用和治疗成本。而癌症患者组织来源培养的类器官 (PDO) 即可实现个性化的肿瘤反应测试。自 2018 年以来，已有 17 篇著作研究了 PDO 作为预测治疗癌症患者效果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本文对以上著作审查并提供了关于在个体化肿瘤反应测试中使用 PDO 的结果的汇总分析，聚焦于分析有效性、临床有效性和临床效用的相关证据。 最终研究者认为未来的前景将是以使用患者来源的类器官作为癌症患者治疗中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结肠癌确诊后的快速手术会不会增加手术风险和再次住院率，因为不能进行充分的术前治疗。本研究分析了诊断后择期手术的时机，发现20天后手术能够明显较低再住院率和死亡风险，对临床的指导价值很大。 背景资料总结：很少的研究调查结肠癌确诊后的加速地择期手术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手术可能会导致缺乏适当的术前治疗。 方法：在SEER数据库中回顾性分析从2010到2015年25407位接受择期手术切除结肠癌的患者。研究队列依据年龄分层（66-75 vs 75岁）。主要感兴趣的结果是30天再入院率和5年结肠癌特异性死亡率评估手术时机和手术结果的关系。 结果：在校正分析中，两组患者在诊断20天内就手术有更高风险的30天再入院率和结肠特异性死亡率。在66-75岁之间的患者中，校正患者因素和手术前的检查后能减少30天再次入院的风险（0-10天再次入院危险比1.5-0.9，11-20天再次入院危险比1.3-0.9）。但是，结肠特异性死亡率尽管减少了，却一直存在（0-10天，风险比2.2-1.3；11-20天风险比2.0-1.2）。在年龄大于75岁的队列中，对患者水平因素和术前检查进行调整，消除了术后20天或更早手术的风险。 结论：如果提供全面的肿瘤检查，短时间手术(30天内)相关的风险可能会减少。 扫码阅读全文

简评：接触X线近距离放射治疗(CXB)有利于延长符合条件患者的生存期，为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提供了新的选择 引言：越来越多的早期直肠癌患者通过筛查方案诊断出来，并通常采用局部切除(LE)治疗。在有恶性病理特征的情况下，行全肠系膜切除手术(TME)是标准做法。全肠系膜切除手术(TME)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刺激了在局部切除(LE)之后使用辅助治疗来实现器官保留的目标。 材料和方法：2004年至2017年，在三个中心(Clatterbridge, Hull, Nice)进行了局部切除后的辅助接触X线近距离放射治疗(CXB)治疗。所有患者均有恶性病理特征，包括淋巴空洞浸润、Sm2-3 Kikuchi分级、肿瘤出芽、pT2、阳性切缘(R1)。患者在2 - 4周前接受外放射化疗/放疗后使用Papillon50 tm治疗机分2或3次进行接触X线近距离放射治疗(CXB)，剂量为40 - 60Gy。Kaplan Meier生存评估用于结果测量。 结果：总计选取194名患者。中位年龄为 70 岁。pT分期分别为：pT1:143、pT2:45、pT3:6。24 位患者单独接受接触X线近距离放射治疗(CXB)，170 位患者还接受外放射治疗(EBRT)。中位随访时间为77个月(范围：7-122个月)。局部复发率为8%，远处转移率为9%。95%的患者实现了器官保存。6年局部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91%和81%。癌症特异性生存率为97%。未见与治疗相关的死亡率。 结论：这项大型多中心队列研究在局部切除后使用辅助性接触X线近距离放射治疗(CXB)，提示这些未完成全肠系膜切除手术(TME)的患者具有良好的肿瘤预后。这种治疗方法可被认为是经挑选符合有长期随访条件患者的一种选择。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全文

简评 直肠癌术后肠功能受损是直肠癌术后的常见问题之一，其症状多样，我们将其统称为低前切除综合征，放疗与吻合口高度是其发生明确的因素，但预防性回肠造口和造口关闭时间与低前切除综合征的发生关系尚不明确。meta分析结果提示：预防性造口患者发生重度LARS 的风险似乎更高。长时间的回肠造口似乎对肠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建议早期关闭回肠造口。 背景: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low anterior resection, LAR)后肠道功能受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主要影响生活质量。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预防性回肠造口以及回肠造口关闭时间对直肠癌LAR术后肠功能的影响。 方法:我们基于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PRISMA)声明的首选报告项目进行了系统综述。使用PubMed、Embase和Cochrane数据库对1989年至2019年8月发表的文章进行综合文献检索。使用Review Manager(版本5.3)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除一项研究外，有11项研究(1400例患者)报道了LAR术后至少1年的随访结果。使用5种量表:低前切除综合征(Low Anterior Resection Syndrome,LARS)评分、Wexner评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肠功能评估表、大便失禁生活质量量表和Hallbook问卷。根据7项研究，LARS主要发生在回肠造口组(OR 2.84， 95% CI：1.70-4.75，p＜0.0001: I2= 60% ，X2= 0.02)。基于6项研究，较长的造口关闭时间增加了LARS 的风险，平均差为2.39个月(95% CI，1.28-3.51，p＜0.0001: I2= 21% ，X2= 0.28)。除了使用 Hallbook 问卷，其他评分系统不能合并使用，回肠造口预示了较差的肠功能。 结论: 预防性造口患者发生重度LARS 的风险似乎更高。长时间的回肠造口似乎对肠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早期关闭回肠造口。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全文

HIPEC在胃癌中的适应症大致分为HIPEC作为根治性手术后预防腹膜转移和局部复发，或作为确定的腹膜转移的治疗。用于胃癌患者HIPEC的化疗药物多种多样，其中有丝裂霉素、顺铂、紫杉醇类药物等，但最有效的药物或药物组合尚未确定。本综述的对目前用于胃癌HIPEC治疗的药物进行全面综述认为联合用药可能带来更有效的治疗。 目的:一些研究表明，胃癌患者行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具有潜在的益处。目前，HIPEC治疗胃癌最有效的化疗方案尚不清楚。文章对胃癌HIPEC的化药物进行了全面综述。 方法: 本文利用 PubMed 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确定对胃癌患者进行 HIPEC 化疗的研究 结果与结论: HIPEC治疗胃癌的化疗方案尚不确定。各种各样的研究和研究参数，如化疗药物、剂量、患者特征、灌注液温度、灌注持续时间、载体溶液、腹腔内压力和开放或封闭灌注技术，需要更多的实验和临床研究来确定最佳治疗方案。联合用药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的治疗。

炎症反应在结直肠癌（CRC）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慢性炎症与结直肠癌发生的关联性涉及了多种炎症因子。这些炎症调节因子包括肿瘤浸润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其可以激活炎症反应并刺激肿瘤的生长。既往研究显示，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炎症可通过改变脂肪因子的水平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和肿瘤的生长。因此，这些源自肿瘤微环境或脂肪组织的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失调可能会影响CRC的最终结局，且可能有助于识别疾病的进展以及筛选死亡风险较高的CRC患者。 研究共纳入了306例符合条件的II-III期CRC病例。研究人员检测了患者治疗后的血浆样品中的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脂联素（adiponectin）和瘦素（leptin）的浓度。并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算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CRC特异性死亡率的调整后风险比（HR）和95%置信区间（CI）。 结果显示，CRP、IL-6、MCP-1和脂联素的水平升高与患者10年内的全因死亡率升高风险显著相关，HR分别为1.32、2.72、1.97和1.71。研究人员发现，IL-6和脂联素具有剂量反应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抽血后的第一年内，CRP、IL-6、MCP-1以及脂联素与CRC特异性死亡率呈正相关，而瘦素则呈负相关，而IL-6的关联性则在10年里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该研究结果主要阐述了慢性炎症在CR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而上述的几种治疗后炎症生物标志物，特别是IL-6，或可成为II-III期CRC患者的潜在的预后标志物。

简评：直肠癌患者的器官保留策略已经成为目前直肠癌患者的重要治疗策略之一，对主要测量结果进行标准化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直肠癌患者多模式治疗策略的后续研究于临床应用 直肠癌患者的多模式治疗策略越来越多地包括通过非手术治疗或局部切除来提升保留器官的可能性。器官保留策略可以使患者在放疗伴化疗或不伴化疗后获得完全缓解或近乎完全临床缓解，从而安全地避免根治性手术相关的发病情况，从而维持肛肠功能和生活质量。然而，目前还缺乏对器官保留策略的关键结果措施的标准化：这包括根据试验阶段设计对最佳定义和主要终点的选择缺乏共识；进行反应评估的最佳时间点、基于反应的决策制定、随访计划、使用特定肛肠功能测试、患者生活质量及报告结果。因此，为了确保一致性和促进对正在进行的和未来的试验数据进行更准确的比较，有必要对结果衡量标准作出一致声明。在这里，我们召集了一个在直肠癌患者管理方面包括器官保留方法方面具有广泛经验的国际专家小组，并使用德尔菲法(Delphi process)建立了第一个关于器官保留主要测量结果的国际共识建议，试图将这一新兴领域的试验和常规实践的数据报告标准化。 扫码下方二维码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