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普号

春日羊城，烟雨濛濛，木棉花开，暖意浓浓。2019年3月9日，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主办，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司和《器官移植》杂志学术支持的第8期岭南读书会——肾移植学术沙龙在广州顺利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孙启全教授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林涛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席。会议特邀中南大学免疫学系邹义洲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宫念樵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苗芸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戎瑞明教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仁定教授担任会议讲者。

美国波士顿Tufts医疗中心的Andrew S. Levey博士等3名作者撰文，对美国活体肾移植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该文发表在《美国肾病杂志》7月23日在线版上(American Journal of Kidney Diseases. 2011,58(3):343-348.)。 目前肾移植供者极其稀缺，25年前，Levey博士等人曾呼吁更广泛接受非亲属的活体肾移植供者，此后，3名作者中有2人向非亲属患者提供了肾脏。作者认为，如今活体器官移植的最大挑战在于改善供肾供应并确保其安全性。多数活体肾供者是出于爱心而捐出肾脏，捐肾决定是由供者、供者的医生及移植中心的专业团队共同作出的。因此，对供者和受者充分告知获益与风险，对于其做出决定十分必要。对活体肾供者的需求与供肾的潜在障碍 等待肾移植名单上的患者人数远远超过尸体肾供应量，全美患者等待肾移植的平均时间超过3年。由于肾脏衰竭和相对早期的慢性肾病的患病率均持续增加，肾脏供不应求的现状很难被打破。 发生肾脏衰竭的患者特点正在改变，老年、少数族裔、低收入者与合并糖尿病、高血压或肥胖者的比例逐年增加。活体肾供者的特点也在改变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超重者或少数族裔加入到供者队伍中。然而，从全国水平来看，等待肾移植者与供者的特点有着很大差异，除了年龄之外，性别和种族差异可能反映了供肾的潜在障碍，尤其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障碍。例如，在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医保覆盖不足、对医生信任度低的人群中，活体肾供者较少。活体肾捐赠的安全性 捐肾的短期后果已经比较明确：90 d内死亡率为0.031%，这一比例在过去15年内保持不变。2项大型研究中，供者需要局麻或全麻下手术或放射学干预的并发症发生率＜3%，这一风险远低于人们对其他择期手术风险的可接受标准。捐献肾脏后，供者的肾小球滤过率(GFR)比术前降低30%，尿白蛋白排泄轻度下降，提示剩余肾脏的肾小球高滤和白蛋白滤过增加。这些指标并不伴随并发症或慢性肾病症状。 捐肾的长期后果尚不明确，供者的生存率似乎优于年龄匹配且无捐肾禁忌证的对照人群。因外伤而接受肾切除的年轻成人的长期预后非常良好，这两项数据具有一致性。不过，肾脏供者通常需要接受严格的医学检查，这可能影响对比结果。供者的血压似乎高于对照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轻度升高。一项研究纳入了255例平均在12.2年前捐肾的供者，发现其平均GFR为72 ml/(min·1.73 m2)，平均白蛋白-肌酐比值(ACR)为4.7 mg/g。年龄越大、捐肾后时间越长，GFR值越低、白蛋白水平越高。 近期一些肾脏供者发生肾衰竭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发生肾衰竭的年龄为25~70岁，发生时间为捐肾后2~32年，黑人、男性和年轻人的比例明显增高。但这些人群本身就具有较高的肾病风险，而且迄今尚无针对供者相对风险的明确证据，因此捐肾与肾衰竭是否相关尚有争议。客观地讲，我们应当意识到捐肾的长期风险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对于高危人群尤其如此。这些不确定性的确会影响部分潜在肾脏供者的判断和决策。评估风险 之所以对潜在肾脏供者进行评估，是为了既尊重其捐肾意愿，又保护其免遭风险。理论上，移植团队应当向供者详细介绍捐肾的短期和长期风险，以及在风险过高时会拒绝对其行肾脏切除术，而供者亦有自主决策权。然而，目前并无公认的风险阈值，年龄、性别、种族与风险的关联也尚无完全清楚，各移植中心采用的标准差异很大。作者认为，对于大多数潜在供者而言，短期和长期风险远低于供者可接受的风险阈值，但对于其余的前在供者而言，提供更详细的风险信息的确攸关其判断和决策，长期风险的不确定性对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供者的影响尤大。 作者鼓励其同行和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DHHS)下属单位承担起责任，呼吁同行在肾移植流程中各司其职，并系统评估供肾的安全性以支持其做出正确决策，为肾移植提供可靠的供肾来源，最终挽救更多需要接受肾移植者的生命。文章来源：爱唯医学网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我科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搜索“zssysyz”，或扫一扫下方二维码

在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总患病率约为9.3%，其中的1%就可能会发展为尿毒症。肾移植是目前尿毒症的首选治疗方式，而供体短缺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无奈之下，活体肾移植成为提供供体的一个重要渠道。 近来研究及临床发现，亲属供肾中夫妻之间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很高，几乎不产生免疫排斥现象或很轻微。今年情人节前夕，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肾移植科就完成了这样一例移植手术，47岁的妻子把左肾捐献给患有尿毒症的49岁丈夫，夫妻双方已于日前顺利出院。 夫妻多年，术后排斥反应小 去年11月，身体一向不错的49岁刘先生发现近期自己双脚水肿，而且体重也由以前的180斤迅速降到了120斤，待到去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患上尿毒症。这种病需要靠长期的透析来维持生命，刘先生在治疗过程中身心备受折磨，比如患者要严格控制饮水，刘先生的几个病友就因为不能好好控水而导致急性心衰发作离开人世。最后，刘先生妻子，47岁的陈女士提出要捐出自己的一个肾给丈夫。 手术前，肾脏器官供体和受体均要进行配型和身体各项指标的检查，结果，刘先生夫妻双方血型同为A型，双方配型也适合手术。术后，刘先生肾功能已经下降到正常范围，可无须透析治疗。主刀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肾移植科主任孙启全教授表示，肾移植手术后的排斥反应是影响手术效果的关键点，而一起生活多年的刘先生夫妇，术后排斥反应很小，目前看丈夫身体恢复不错。 移植效果仅次于同卵孪生间供肾 据介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器官移植大国。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器官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十年前，国内专家借鉴日本、台湾和香港的新倾向，先后提出了解决器官来源的两个策略——家庭内自救和多家庭互救，也就是活体器官移植。 孙启全表示，在目前器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亲属供肾是不得已为之的选择，但也是国内外肾移植的重要来源。“美国的供肾将近一半来源于亲属，日本几乎全部都是亲属移植。亲属供肾因为配型好，缺血时间短，供肾质量好，移植效果优于尸体来源的供肾，夫妻之间因为长期共同生活，移植的效果甚至优于兄弟姐妹来源的供肾，被称为‘情感肾’”。孙启全说道。当然同卵孪生间供肾的效果还是最好，完全不需要抗排斥药，但这种情况是可遇不可求。 现在有研究表明，夫妻之间器官移植，几乎不产生免疫排斥现象或是很轻微的，这是因为夫妻之间长期亲密接触，会不断的交换少量的抗原，于是产生了免疫耐受。尤其是当妻子怀孕的时候，先生的抗原会通过胎盘，进入子宫。所以夫妻之间器官移植较少产生排斥。所以说老百姓讲的“夫妻相”有一定医学道理。 需要提醒的是，活体移植有可能会影响到供体的健康，因此需要对供者身体状况进行系统的评估，把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另外因为活体供肾的血管很短，手术难度大，因为建议病友一定要选择技术条件强的医院手术。在此，我们还是要提倡呼吁“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为解决器官移植的长远问题出一份力。 ■温馨提示 “情感肾”捐献有条件 根据原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移植首先符合一定条件的伦理原则，如捐献人体器官应在自愿无偿的基础上，同时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必须要求夫妻结婚要3年以上等。术前还要经过审查，还要经省卫生厅批准。 其次，还要看是否符合医学条件，如对捐献人的身体评估，还要看组织配型，如夫妻间的血型是否相同等，只有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才能进行器官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