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普号

春日羊城，烟雨濛濛，木棉花开，暖意浓浓。2019年3月9日，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主办，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司和《器官移植》杂志学术支持的第8期岭南读书会——肾移植学术沙龙在广州顺利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孙启全教授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林涛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席。会议特邀中南大学免疫学系邹义洲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宫念樵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苗芸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戎瑞明教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仁定教授担任会议讲者。

美国波士顿Tufts医疗中心的Andrew S. Levey博士等3名作者撰文，对美国活体肾移植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该文发表在《美国肾病杂志》7月23日在线版上(American Journal of Kidney Diseases. 2011,58(3):343-348.)。 目前肾移植供者极其稀缺，25年前，Levey博士等人曾呼吁更广泛接受非亲属的活体肾移植供者，此后，3名作者中有2人向非亲属患者提供了肾脏。作者认为，如今活体器官移植的最大挑战在于改善供肾供应并确保其安全性。多数活体肾供者是出于爱心而捐出肾脏，捐肾决定是由供者、供者的医生及移植中心的专业团队共同作出的。因此，对供者和受者充分告知获益与风险，对于其做出决定十分必要。对活体肾供者的需求与供肾的潜在障碍 等待肾移植名单上的患者人数远远超过尸体肾供应量，全美患者等待肾移植的平均时间超过3年。由于肾脏衰竭和相对早期的慢性肾病的患病率均持续增加，肾脏供不应求的现状很难被打破。 发生肾脏衰竭的患者特点正在改变，老年、少数族裔、低收入者与合并糖尿病、高血压或肥胖者的比例逐年增加。活体肾供者的特点也在改变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超重者或少数族裔加入到供者队伍中。然而，从全国水平来看，等待肾移植者与供者的特点有着很大差异，除了年龄之外，性别和种族差异可能反映了供肾的潜在障碍，尤其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障碍。例如，在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医保覆盖不足、对医生信任度低的人群中，活体肾供者较少。活体肾捐赠的安全性 捐肾的短期后果已经比较明确：90 d内死亡率为0.031%，这一比例在过去15年内保持不变。2项大型研究中，供者需要局麻或全麻下手术或放射学干预的并发症发生率＜3%，这一风险远低于人们对其他择期手术风险的可接受标准。捐献肾脏后，供者的肾小球滤过率(GFR)比术前降低30%，尿白蛋白排泄轻度下降，提示剩余肾脏的肾小球高滤和白蛋白滤过增加。这些指标并不伴随并发症或慢性肾病症状。 捐肾的长期后果尚不明确，供者的生存率似乎优于年龄匹配且无捐肾禁忌证的对照人群。因外伤而接受肾切除的年轻成人的长期预后非常良好，这两项数据具有一致性。不过，肾脏供者通常需要接受严格的医学检查，这可能影响对比结果。供者的血压似乎高于对照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轻度升高。一项研究纳入了255例平均在12.2年前捐肾的供者，发现其平均GFR为72 ml/(min·1.73 m2)，平均白蛋白-肌酐比值(ACR)为4.7 mg/g。年龄越大、捐肾后时间越长，GFR值越低、白蛋白水平越高。 近期一些肾脏供者发生肾衰竭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发生肾衰竭的年龄为25~70岁，发生时间为捐肾后2~32年，黑人、男性和年轻人的比例明显增高。但这些人群本身就具有较高的肾病风险，而且迄今尚无针对供者相对风险的明确证据，因此捐肾与肾衰竭是否相关尚有争议。客观地讲，我们应当意识到捐肾的长期风险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对于高危人群尤其如此。这些不确定性的确会影响部分潜在肾脏供者的判断和决策。评估风险 之所以对潜在肾脏供者进行评估，是为了既尊重其捐肾意愿，又保护其免遭风险。理论上，移植团队应当向供者详细介绍捐肾的短期和长期风险，以及在风险过高时会拒绝对其行肾脏切除术，而供者亦有自主决策权。然而，目前并无公认的风险阈值，年龄、性别、种族与风险的关联也尚无完全清楚，各移植中心采用的标准差异很大。作者认为，对于大多数潜在供者而言，短期和长期风险远低于供者可接受的风险阈值，但对于其余的前在供者而言，提供更详细的风险信息的确攸关其判断和决策，长期风险的不确定性对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供者的影响尤大。 作者鼓励其同行和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DHHS)下属单位承担起责任，呼吁同行在肾移植流程中各司其职，并系统评估供肾的安全性以支持其做出正确决策，为肾移植提供可靠的供肾来源，最终挽救更多需要接受肾移植者的生命。文章来源：爱唯医学网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我科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搜索“zssysyz”，或扫一扫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