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目前,经导管动脉化疗性栓塞术(TACE)被认为是手术不能切除或术后复发肝癌(HCC)的首选治疗方法。1997年日本全国第12次统计,在92-93年间治疗的13991例HCC中,曾用TACE治疗者达58.8%[1]。研究表明:TACE可使25-60%的肿瘤缩小达到部分缓解或完全缓解。约20-70%的病例肿瘤坏死率为95-100%[1-3]。然而,随机对照研究没有显示TACE治疗者比未经治疗或对症治疗的患者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期。1998年Pelletier等[19]的随机多中心对照研究表明TACE+他莫昔芬(三苯氧胺,Tamoxifen)治疗,与单纯他莫昔芬治疗相比生存期无差别。法国肝癌治疗协作组发现虽然TACE有延长生存期的趋势,但与对症治疗组相比统计上仍无差异[20]。一些作者认为:栓塞所起的抗肿瘤作用可能被栓塞本身和大剂量化疗药物所带来的副反应所抵消[4]。化疗药物由于有较多的毒副作用,肝癌病人又多合并肝硬化,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较差。TACE后肝功能损伤是造成远期疗效差的主要原因,经过多次TACE后许多患者肝功能严重失代偿,肝硬化程度加重甚至出现进行性肝脏萎缩,最终死于肝衰竭。事实上,目前没有一种化疗药物被认为是取得了显著疗效[5]。有关TACE中化疗药物的作用存在争议,化疗药物的用量及方案各家报道不一,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 TACE应用化疗药物的必要性研究目前对于TACE中化疗药物的作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是肯定化疗药物的作用,其认为单纯栓塞的作用是有限的,单纯栓塞对原发瘤有一定的疗效,对继发结节、癌栓和包膜外侵犯却无效。而化疗性栓塞不但对上述病灶有效,而且可以杀灭传统影像学未能发现的微小病灶[30,31],另外认为TACE比单纯TAE可进一步提高肿瘤坏死程度[32,33]。 的将TACE和单纯栓塞的患者进行比较,发现TACE组无论是在肿瘤缩小还是在生存时间上,TACE组优于单纯栓塞。另一种观点是怀疑化疗药物在改善预后中的作用,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论点:1)有作者发现TACE治疗并不能比单纯动脉栓塞明显提高生存期;如Chang等[34]和Kawai等[35]的随机对照研究均发现加用CDDP或ADM并不会比单纯TAE明显延长生存期。2)有人观察到单纯TAE在控制肿瘤生长以及改善预后上均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Bruix等[36]报道对50例患者GS颗粒和钢圈栓塞,均不加用任何化疗药物。结果81%的患者肿瘤缩小>50%,AFP水平明显下降,1、2年生存率分别为65%和38%。Loewe等[37]对37例晚期HCC患者用碘油和组织胶混合液栓塞供血动脉,37例患者共进行51次治疗。结果平均生存期为21.0月。中、晚期HCC患者1、2和3年的生存率分别为51.7%,47.5%和34.6%,小于5cm的患者1,2和3年生存期分别为67.9%,67.9%和67.3%, 且副反应发生率低,梗塞后综合症(PES)发生率为7.8%,低于常规TACE(60%-90%)。但由于上述文献的材料和方法等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作者有不同的视角,尚难以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笔者认为:虽然肝癌化疗的评价不高,目前尚不能否认化疗药物在肝癌治疗中的作用,随着投药方法的改进、合理调整用量、抗耐药研究深入以及新药的开发利用,化疗药物仍不可低估。2 小剂量化疗药物TACE在治疗肝癌中的应用目前有关化疗药物用量各家报道不一,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回顾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文献(表1)报道发现:各研究在TACE中所用化疗药物方案和用量存在较大差异。国内通常采用大剂量联合用药,常用化疗药物剂量为:CDDP 60-120mg、ADM 20-60mg或表阿霉素(EPI)60-100mg、MMC(10-30mg)、5-Fu(1000-2000mg)等,一般2-4种药物联用,如FAM、MFP、AFP或MF方案。而国外研究则应用的化疗剂量明显小于国内用量,且多为1种或2种药物联合应用,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Farinati 等[39]应用20mg ADM化疗栓塞患者3年生存率为56%。Ikeda等[40]采用4-20 mg MMC或10-30 mg AMD治疗后3年生存率为41.1%。因此TACE中化疗药物用量对患者预后产生多大影响尚不得而知,为此笔者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比较比较TACE中使用小剂量与常规剂量化疗药物对HCC患者的疗效、预后以及毒副反应的影响。1 小剂量和常规剂量化疗药物TACE对HCC细胞坏死及凋亡的影响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TACE)疗效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化疗性栓塞作用使肿瘤细胞大量坏死,而对于未坏死的肿瘤细胞则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凋亡(Apoptosis) 以达到抗肿瘤的目的。评价肝癌细胞的坏死和凋亡的程度是判断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方法,笔者对两组HCC患者分别采用小剂量和常规剂量化疗药物行TACE治疗,比较两组手术切除标本中癌细胞坏死及凋亡情况,目的在于说明TACE应用小剂量化疗药物的抗肿瘤作用。本组30例可切除HCC患者接受超选择性TACE,A组(12例)给予小剂量化疗药物:肿瘤瘤径小于5 cm者给予丝裂霉素(MMC)2~4 mg;在5~8 cm之间者给予MMC 4~6 mg,表阿霉素(EPI)10mg;大于8cm者给予MMC 6~8 mg, EPI 10mg,卡铂(CBP)100 mg;B组(18例)给予常规剂量化疗药物(MMC 10 mg,CBP 300 mg,EPI 40 mg)。经导管向供血动脉内注入碘油-化疗药物乳化剂,随后用明胶海绵(GS)或聚乙烯醇(PVA)微球栓塞该动脉。末次TACE后5~30天行手术切除病灶,分别行病理检查和原位细胞凋亡检测评估肿瘤细胞坏死及凋亡程度。C组(n=20)切除病灶前未行TACE者(对照组)。结果显示:A、B、C组肿瘤坏死率分别为(90.5±9.0)%,(87.9±9.5)% 和 (5.0±4.5)%。A、B两组间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t=0.788,P>0.05)。A、B组分别与C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t分别为35.749和36.458,P均0.05),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4.29±3.02 %,t值分别为4.092和5.504,P均),治疗方面因素(单用GF抑或合并LP、TAE/TACE或TOCE、栓塞彻底与否、是否超选择栓塞、治疗次数以及间隔时间)和肝功能的因素等等。本节笔者比较小剂量和常规剂量化疗药物TACE对生存期的影响。对82例不能手术切除的HCC患者行超选择性TACE,其中40例(A组)给予小剂量化疗药物;42例(B组)给予常规剂量化疗药物。比较两组肿瘤变化情况及生存期,同时行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TACE后两组肿瘤大小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82 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8个月, A、B两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20个月和16个月,A组6、12、18、24、30月生存率分别为68.4%, 57.6%, 38.4%, 26.6%和19.9%,B组分别为62.6%, 43.8%, 31.9%,26.5%和26.5%,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有意义的预后因素为: Child评分(P 等的发生率为4%到7%,TACE后1月内的死亡率达1-3%[26,27,77]。因此进一步减少各种副反应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有助于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率、改善患者预后、提高生存质量。本文旨在探讨应用小剂量化疗药物TACE在减轻肝功能损伤、减少术后梗塞后综合症(PES)和并发症中的的作用。82例HCC患者行选择性TACE,A组(n=40)给予小剂量化疗药物;B组(n=42)给予常规剂量化疗药物。TACE术前、术后3天、1周、4周分别行肝功能检查,比较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谷丙转氨酶(ALT)及Child-Pugh评分的变化情况。比较两组PES(包括腹痛、恶心、呕吐和发热)以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术后第3天、1周两组患者TBIL、ALT及Child-Pugh评分均显著升高(P
患者:子宫增大,于前壁探及一7.1*5.7cm大小弱回声团凸向宫外,边界尚清,内部回声欠均。无 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适合做介入手术吗?另外看到有人做介入后手术处有一鼓包,不知道这种情况多见吗?有点担心手术会很痛苦,也怕出现那种鼓包的情况。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肌瘤可能是浆膜下的肌瘤,绝大部分广基的浆膜下可以介入治疗,但是如果是带蒂向外突起的肌瘤就不是介入适应症。要看看图片才能知道。 我不是很清楚你讲的鼓包在什么地方,实在大腿根部穿刺点吗?如果是这地方,可能是局部血肿,当时压迫止血不当有关,但是不般不会发生,既是发生也可自行吸收,很少情况出现假性动脉瘤的。手术少数患者出现轻度下腹不适,痛苦较小,相比而言肯定手术更痛苦,并发症更多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介入治疗少数患者出现轻度下腹不适,痛苦较小,相比而言肯定手术更痛苦,并发症更多的。患者:我做过三次B超都没指出是哪种肌瘤,前几天看了您为其它患者的答复,说是突向外的不适合做介入,所以有一点担心,我说的鼓包就是您说的穿刺点,不是常发生那还好。卢大夫您说象我的这么大的肌瘤做了介入后,最好能缩小到什么程度(我知道存在个体差异)?是不是多发的肌瘤也只是象单发的一样手术而不需栓塞多个点。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带蒂像外突出的肌瘤往往不会很大,你这种可能是广基的肌瘤。带蒂像外突出的肌瘤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主要是介入后可能肌瘤脱落,与子宫分离,这样可能游离于盆腔,这样需要手术将其取出。一般栓塞后肌瘤平均缩小70%,有的可能消失,临床症状90%得到缓解。多发肌瘤可同时栓塞治疗,也不需要多次治疗的。 我在《子宫肌瘤可以导致不孕》一文中配图显示了带蒂向外突出肌瘤。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穿刺点血肿发生率1-2%。患者: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介入的资料,其中有一资料说,有症状的最好做介入,无症状的还是建议开腹手术。我好像就属于基本无症状的情况,我不腹痛,月经量也不是太多,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月经量少,而且每天都排便,但是有一点排便困难,问过医生,都说这种肌瘤突向外,所以对排便影响不大,所以您看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好?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其实是这样的,有无症状是选择治还是不治的一个条件,与选择治疗手段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先观察不治疗,因为你感到对你日常生活影响不大。要是选择治疗,那么越是没有症状,越要选择创伤较小的治疗,因为介入治疗还可以保留子宫和生育能力,退后一步说,即使万一介入治疗效果不佳,也不影响手术的。 你肌瘤7.1*5.7cm,在前壁可能压迫膀胱多一些,但是因为它生长缓慢,慢慢适应了所以影响不明显。肌瘤大了可能产生尿频,下腹坠胀,大便困难,月经白带多等,好像怀孕一样,孩子小时没有什么感觉,胎儿大了肯定有腰酸、腹胀,尿频的感觉。 你的情况适合介入治疗!患者:7.1*5.7cm还可以再观察吗?我是今年二月份查出来的,当时6.0*5.0cm,医生建议观察,八月份查时是6.7*6.2*5.4cm,换了两家医生资询结果都建议马上开腹手术,态度和语气很强硬,但由于那时我确实没时间,所以又拖了两个月,十月末去查时就是7.1*5.7cm了,这期间我一直在找创伤小的手术方案,有人建议做腹腔镜,结果资询下来都说太大了,所以我也下决心开腹手术了,结果正好碰到一位其他科的医生说有一种介入手术,创伤小,但是就是不知道远期效果怎么样,而且老实说不管是创伤小还是大真的是不愿意做手术,不过最近经过您的解答,我放心多了。从开始手术那天算起一直到能上班了,大概需要多少天?患者:像我现在的年龄是不是不能考虑等到月经停了肌瘤自己缩小了,还有我的肌瘤长的速度快不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观察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还年轻,更年期还有大概8-10年。按照上面的大小变化,肌瘤应该还在生长,而且生长速度不算慢。建议最好不要超过8cm。患者:卢大夫,前几天经过与您的沟通,我就下决心去做介入了,于是在12月12日去医院找介入科的大夫资询,因为没在他们医院做过彩超,所以医生让我做一个彩超,确认一下是哪种肌瘤,结果是在这家医院做后肌瘤是9.2*5.5cm(浆膜下),一个半月前在别家医院做是7。1*5。7cm,这回我真的有点傻了,怎么长的这么快了,医生看后也不那么强烈建议做介入了,而且还说我是单发的手术取出肌瘤也可以,这是不是说明这么的肌瘤再做介入不太适合了,而且以前医生就说过有多发的迹象,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我这次采用其他手术方案取出肌瘤,如果以后再长的话还能不能用介入的方法治疗了,我以前听说如果是做过其它手术后就不适合做介入了,是这样吗?还有我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办好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浆膜下肌瘤如果是带蒂向外突出我建议你手术治疗,因为这种肌瘤介入后可能脱落。你的肌瘤不像是带蒂的,而且多发肌瘤,我还是建议你介入治疗。因为手术后其它肌瘤很有可能还需要治疗的。但是最好排除子宫内膜和其它病变。患者:我曾在三家医院做过彩超,有一家说有多发迹象,但报告都只是这一个肌瘤,如果这次采取肌瘤剔除术,以后一旦别的地方再长还能不能用介入治疗?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手术后复发的肌瘤可以行介入治疗的,这一点您放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介入治疗科卢伟:您虽然是多发肌瘤,而且个别的比较大,只要不是向子宫外突出的带蒂的肌瘤,就是介入的适应症,可以做介入治疗,栓塞治疗可以使肿瘤缺血坏死,使肌瘤明显缩小。而且避免切子宫,创伤小,不复发。
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IPS)由美国Dotter介入研究所Josef Rosch教授发明,目前证实可作为门静脉高压及严重并发症患者治疗安全有效的非手术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该技术广泛用于肝硬化门脉高压所致的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出血、顽固性腹水、布加综合征等的门脉高压,以及肝移植术前防止致命并发症等的治疗,目前也作为肝移植前等待肝源前期治疗方式,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成为介入治疗发展的里程碑。 近来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新型的自膨式聚四氟乙烯(ePTFE)覆膜支架在临床应用的初步效果令人鼓舞——长期通畅率达80%~90%,经过介入处理的再次通畅率几乎达98.1%~100%,支架再狭窄率低于5%。应用ePTFE覆膜支架的TIPS操作比裸支架虽然更复杂,但是安全性更高,可以解决肝外门脉穿刺可能导致的致命性出血。选择合适的穿刺部位,选择适当长度和直径的覆盖也是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下图为卢伟教授在美国dotter研究所学习时与Josef Rosch教授合影
近年来糖尿病发病迅猛增加,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社会问题。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之一,是长期高血糖导致外周血管狭窄、闭塞、血流不畅而引起的下肢病变。患者常出现足部麻木、肿胀、疼痛、溃疡甚至坏疽,严重者需要截肢。传统疗法是应用药物或外科血管搭桥手术来控制病情,避免截肢。但糖尿病足患者下肢动脉血管多为弥漫性狭窄、闭塞,病变严重,药物和搭桥治疗效果多不理想。近几年国际医学界开始探索利用血管介入球囊扩张治疗糖尿病足,但旧式球囊和导丝较为短、粗,而糖尿病足患者小腿部病变血管往往又长、又细,因而介入治疗一直难度较大且效果较差。随着科技发展,一种适合小腿部血管的新型球囊和导丝在国际上诞生,使糖尿病足等外周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成为现实。但目前受技术条件等原因限制,国内有能力临床开展这一技术的医院还较为稀少. 广州南方医院介入科应用该技术治疗糖尿病足和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取得较好的效果。将导丝沿股动脉在影像设备监控下深入已经狭窄甚至堵塞的病变血管,然后利用造影剂使球囊充分扩张,撑开病变组织,扩张定型病变血管,从而恢复正常血流。该疗法痛苦小、见效快、无特殊禁忌症,可明显改善下肢供血,减轻下肢疼痛、麻木、酸胀等症状,并可使足部溃疡、感染获得痊愈机会,减少截肢率,最大限度地保留患肢功能。除糖尿病足外,由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的髂动脉、股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狭窄等外周血管病变,也可通过介入治疗取得满意疗效。 糖尿病人一旦出现下肢无力、足背部动脉搏动明显减弱等症状,其下肢血管至少已有70%发生狭窄;当出现疼痛、麻木、酸胀等症状时,狭窄情况更重;当出现足部破溃时,则将面临被截肢的后果。因而,糖尿病患者应在坚持合理用药控制病情的同时,密切注意下肢尤其双足,一旦发现异常及早检查,越早接受介入治疗效果越好。接受介入治疗后,还应严格控制血糖,避免病情复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肝癌的发病率位于全球第六,中国第五;死亡率位于全球第三,中国第二。在我国,肝癌5年生存率约12%,仅高于胰腺癌。 近年来,针对肝胆肿瘤的系统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靶向和免疫为主的精准治疗日渐兴起。在2021年的尾声,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年肝胆靶向治疗领域又有哪些进展。肝癌领域:多纳非尼一枝独秀,肝癌一线靶向药物三足鼎立2021年6月9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多纳非尼正式获批,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性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这一批准是基于一项开放、随机、平行对照、全国多中心Ⅱ/Ⅲ期关键性临床研究(ZGDH3)。该研究共纳入668例受试者,是目前纳入中国HCC人群最多的一项III期临床研究,入组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疾病状态更差、病情更复杂。研究釆用非劣效转优效设计,入组受试者按照1:1随机分组,分别口服多纳非尼(0.2g)或索拉非尼(0.4g),每日两次,直到发生不可耐受的毒性或疾病进展。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期(OS)。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分析集(FAS)中,多纳非尼组的中位OS达到了12.1个月,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为10.3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HR0.831,95%CI0.699~0.988,p=0.0245)。安全性方面,多纳非尼组和索拉非尼组与药物相关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38%vs50%(p=0.0018);导致暂停用药及减量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30%vs42%(p=0.0013)。ZGDH3研究的疗效数据使得多纳非尼成为自索拉非尼2007年上市近14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在一线治疗中凭借单药OS优效于索拉非尼获批上市的靶向药物,在肝癌治疗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多纳非尼在基线无门静脉侵犯和/或肝外转移亚组中更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多纳非尼组的mOS较索拉非尼组延长了6.1个月(21.7vs15.6个月,HR0.655,95%CI0.451~0.953,P=0.0288)。随着多纳非尼的上市,肝癌一线靶向治疗领域形成了以多纳非尼、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形式,因为多纳非尼在总生存方面优于既往一线标准治疗药物索拉非尼,因此,可以说多纳非尼位于肝癌一线治疗梯队之首,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紧随其后,未来我们也希望肝癌领域能有更多的靶向药物面世,造福更多患者。胆管癌:FGFR、IDH1靶点各有突破,靶向治疗步入正轨自从去年Pemigatinib获批用于FGFR2融合/重排肝内胆管癌患者的二线治疗后,针对胆管癌的靶向治疗层出不穷,今年更是有两款靶向药物接连获批,胆管癌迎来精准治疗盛世!01第二款FGFR靶向药Infigratinib获批,全线有效5月29日,FDA批准infigratinib(Truseltiq)用于既往治疗过的具有FGFR2融合或重排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患者。此次Infigratinib获批是基于一项II期临床试验队列1的研究结果。(NCT02150967)。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入组108例患者,在这些患者中,有107名先前接受过吉西他滨治疗,88名具有FGFR2融合,20名具有FGFR2基因重排。最常见的FGFR2融合伴侣是BICC1,在25%(n=27)的患者中观察到,其次是AHCYL1,在3.7%(n=4)的患者中观察到。该试验包括3个队列:FGFR2基因融合/重排的队列(队列1;n=120),FGFR1和3基因融合/重排和/或FGFR突变(队列2;n=20),以及既往使用选择性FGFR抑制剂(infigratinib除外)治疗后出现进展的FGFR2基因融合患者(队列3;n=20)。所有患者接受Infigratinib(每次125mg,用3周停1周)治疗。该试验的共同主要终点是ORR和DOR,而关键次要终点包括无进展生存期(PFS)、疾病控制率(DCR)、最佳ORR、总生存期(OS)、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的ORR为23.1%,包括1例CR和24例PRs;最佳客观反应(BOR)为34.3%,DCR达84.3%,中位DOR为5.0个月,在应答者中,8名(32.0%)患者的DOR为6个月。所有患者的中位PFS为7.3个月,4个月PFS率为75.2%。中位OS为12.2个月。此外,在一项单臂II期研究(NCT02150967)中,对infigratinib三线或后线治疗疗效给出了结果。相比于单纯化疗,infigratinib治疗的PFS和ORR都有明显提高。02全球唯一,指南推荐!胆管癌首款IDH1抑制剂Ivosidenib名不虚传8月25日,DA批准Ivosidenib用于经治的IDH1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患者。至此,Ivosidenib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批准用于IDH1突变胆管癌患者的靶向药物。研究将187例先前接受过治疗的IDH1突变胆管癌患者以2:1的比例随机分配,给予Ivosidenib每日500mg(n=126)或安慰剂(n=61)治疗。影像学进展后,允许从安慰剂组到Ivosidenib的交叉使用。ClarIDHy研究的结果表明,主要终点无进展生存期(PFS)的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HR0.37;95%CI0.25,0.54,p<0.001),Ivosidenib降低了63%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ivosidenib和安慰剂的中位PFS(95%CI)分别为2.7个月和1.4个月。在随机接受ivosidenib治疗的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32%和22%的患者没有出现疾病进展或死亡。研究还显示,与随机接受安慰剂的患者相比,随机接受ivosidenib的患者总生存期(OS)的关键次要终点更有利。使用Ivosidenib患者的中位OS为10.8个月,而使用安慰剂患者的中位OS为9.7个月(HR,0.69;P=.06)。6个月OS率分别为67%vs59%;1年OS率分别为48%vs38%。此次公布的OS改善数据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研究方案明确规定,随机接受安慰剂组的患者可以在疾病进展时接受TIBSOVO治疗,而安慰剂组中有很高比例的患者(70.5%)过渡到Ivosidenib组,而交叉治疗可能会影响OS终点。在已经获批了三款靶向药物的基础上,胆管癌的靶向治疗相关研究愈发热烈,关于FGFR和IDH靶点的研究正在火热开展中,近10种新药已经步入早期或中晚期研究。既往,吉西他滨联合顺铂一直是晚期胆道肿瘤的一线标准方案,但在该方案耐药后的二线治疗尚未有标准的治疗方案,靶向药物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瓶颈,为更多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