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医院精神科科普号

作者：张友定（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涉及当事人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他是当年浙江省舟山市某区中考第2名、高考考入211大学的学霸，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国企工作，之后结婚并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本该美好的人生，却因二十几年前精神分裂症病发，从此熄灭了人生舞台的聚光灯，成为一个每天躺在家中、与世隔绝的“废人”。他的二姐说：“阿弟从小很会读书的一个人，家人把他保护得很好，怎么就得了这样的毛病，家人宁愿跟外面说他得的是其他毛病，也不想让别人说他是‘神经病’。都是我们害了他……都是我们害了他啊……”而如今坐在角落里的陆先生穿着暗红色的POLO衫，咯吱窝下夹着一只深色公文包。与以往我们在有关精神分裂症故事的电影如《禁闭岛》、《机械师》等中看到的主人公夸张、恐怖的行为不同，除了眼神的闪躲和不自信，说话时有一些着急，其他的，我们找不出陆先生与旁人的任何不同之处。这是二十多年后再次重生的陆先生，是什么让他成为了一个“废人”，又是什么让他重获新生甚至有了工作，成为同类病患中的“幸运儿”？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四十年人生故事。（接下来文字由陆先生口述及他所写的随笔内容整理而成）
一、全家宠爱的宝贝独子被牢牢捧在手心上个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舟山一个小岛上，从小是家里的宝贝独子，上头有三个姐姐，就我一男娃。家里有任何好吃的、好用的全都是紧着我先来，大事小事全家都做了去，哪怕是我帮忙搬一桶水他们也会制止。在我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得围着我转，我说的都是对的，而且最终也一定会按我说的来执行。听姐姐说在我三四岁的某一天，我和妈妈约好，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就一块儿起床出门，然而妈妈醒的时候发现我还在熟睡，便没有叫醒我独自走了。等我醒来时就开始大哭，我当时一定要让老天重新暗了再亮起，这样我就可以和妈妈一块儿出门。然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家人哄了我很久也没用。我就这样一直哭着，家人不舍得打也不舍得骂，放任我哭闹了不知道有多久。这样类似的事情非常多，总之，家里人什么都顺着我来。二、二十多年前的舟山学霸被家人一直保护到考入211大学后来等我上学了，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家人为了让我专心读书，更是将我高度保护，不给我任何压力。我的性格内向，不太和同学交流，甚至与家人也很少沟通，只是一心扑在学习上。而我越扑学习，家人也越开心，我就是每个人口中的“好孩子”。每一次成绩下来了我都会迫不及待告诉家长，我会紧盯他们的脸，期待他们的笑颜，那是我离不开的期盼与幸福。不负众望，中考我考了全区第二名。高中时，我就立志考上像同济大学土木工程这样的好学校、好专业。1993年，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并没有考到心中的理想大学，但也算是上了一所211高校。令我不解的是，另一位比我高考成绩低的考生，却上了我填的第一志愿土木工程，而我只能被调剂到了机械制图专业。当时，也只能感叹命运的捉弄和老天爷的不公。9月份，我在父亲的陪伴下，背起行囊，兴高采烈地踏入大学校园。三、初出象牙塔踏入社会竟不知所措四年大学生活有美好的时光，也有我一直对当年高考失利的耿耿于怀。24岁毕业后，我便被一家国企录用。在踏入社会工作的两三年后，也是我人生噩梦的开始。初出象牙塔的我，十分不适应社会上的工作节奏和人际交往。没有了同学更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的庇护，每天就是机械重复着分内的工作，心中的苦闷无处倾诉也无人知晓。我将自己越来越封闭，也是那时，我开始感觉周围人对我的不友好。同事们都不太与我交往，仿佛我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议论，身边的同事好像也总是在窸窸窣窣说我的坏话，我的内心十分压抑。大概是27、8岁，我越来越焦虑，甚至产生了幻听，听到到处有人在说我坏话。我还是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我的情况，包括家里人，而他们也不太问起我。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到处有人说我坏话”的工作环境，最终做了辞职的决定。起初，全家都不同意，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放在那个年代，换做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在他们眼中，仿佛是我一个人在没事找事闹，确实我也因此与全家大吵了无数次，这可能是家人与我的第一次作对，但最后也以我“胜利”告终。四、幻听越来越频繁有人“要把我的头斩下来”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母亲最先发现了我的异样。那段时间，我脾气异常暴躁，与谁说话都不带好语气。母亲那时开了一家小店，记得有一次一个客人来买东西，随口说了一句话，我便破口大骂，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我已然从公认的“乖小孩”变成了“坏孩子”。紧接着，我开始彻夜无眠，到了白天就没有精神。再后来，我告诉母亲我清楚地听到耳朵旁一直有人和我说“我要把你的头给斩下来！”我就开始每天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在家里的门上练“飞镖”，试图保护自己。家人劝了无数次都没用，甚至以为我“中邪”了，依据当地的民俗做了一些“迷信”活动，但毫无效果。有一位亲戚告诉我母亲，他身边也有和我情况相似的人，恐怕我是得了精神方面的毛病。五、确诊精神分裂症全家再次重启“保护模式”母亲赶紧带我前往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生确诊我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治疗。一开始，我极力不配合，医生为了治疗就强制我待在那儿，给我打针、吃药。从杭州回来后，我就把工作辞了。自从开始治疗，病情确实有了一些控制，幻听也少了。但同时，每天大量的药物服用也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每天我都想睡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还拉肚子。我曾试图找工作，几乎是两三个月就换一个工作的频率，什么都做不好。期间，我做教师的姐姐为了使我有一些与外界接触的途径，便让我为学生进行课后辅导，毕竟我是这方面的高手。然而，每次姐姐在的时候，我就做的很好，姐姐偶尔有事离开时，我就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什么都不会做了。这样持续一两年后，我就不工作了，只是在家中待着。全家人也对我重启了高度保护模式，生怕我出什么事情。和小时候一样，我什么都不用做不用管，但这时候没有了学习目标，我的人生也失去了方向。六、没有人知道我得了这个病甚至也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就干脆什么都不做，父母亲和三个姐姐也认为这样我就不会有任何压力了。因为我的病情与收入的不稳定，我与妻子的感情也因日常琐事日渐破碎，最终离婚，妻子带着女儿去了外地生活。父母亲安慰我说，他们养我一辈子，让我就在家里待着。平时，家人也不怎么和我说话，他们怕随口的一句话就让我多想，给我造成负担。父母和三个姐姐都从不向外界提起我的毛病，也最好我一直待在家里，我们全家都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我们家也早已从老家搬了出来，现在住的地方很少与邻里来往。我就仿佛从人间消失了一般。之后漫长的十几年，我天天躺在家里的床上看看电视看看手机，甚至连洗脸洗澡都懒得做，每天蓬头垢面的不见天日。每次想走出去却又不敢，因为如果碰到熟人跟我打招呼，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渐渐发现，我的能力在退化，我已经与这个社会断绝了联系，已然成为了一个“废人”。七、一次慰问偶遇张医生帮助治疗控制病情直到2017年7月的一天，时任市残联理事长的张友定医生与省、市、区级及街道、社区的五级领导前来我租住的“家里”看望慰问。看到我以后，作为这方面专家的张医生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在得知我目前吃的药有很大副作用后，张医生主动提出让我去舟山医院找他，说给我换一些药。自从张医生给我换了药，我整个人好了很多。在遇到张医生之前，我大概一星期要出现两三次的幻觉，每次持续两三个小时，现在一年就只出现一两次幻觉，并且只是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最多持续十几分钟左右。同时，张医生也会根据我的病情来为我逐步换药，慢慢减少我对药物的依赖性。八、张医生就好像大家长一般带我重新过了一次人生虽然我的身体在换药后好了很多，但要我去融入社会还是难比登天。张医生提出开始为我进行系统治疗，这其中就包括恢复我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先是像大家长一样多次召集全体家庭成员召开家庭会议，让家人把我当普通人对待，而不是把我继续关在家中，更不能一味地选择向外界逃避、隐瞒病情，做让我失去成为正常人资格的“帮凶”。每两周我都定时去舟山医院复诊，每次张医生都会给我布置具体的任务。一开始是让我去小区周围散步，让我到处采风、摄影，之后让我骑自行车锻炼身体，再让我独自去菜场买菜，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就这样我做了有两三个月的菜，现在烧菜技能也已经非常好了。每一次复诊，张医生在给我布置具体任务的同时，也都会给我出一道命题作文，让我去做去看的同时，把所经历的事情和心里所想的给写下来。现在我已经写了有三十几篇的作文，题目和内容从《母亲就医记》、《张医师处求医经历》等的求医经历记录到《普陀山游记》、《樟州民宿考察记》、《游莲花洋公园》等这样的游记题材，再到《上班的得失》、《考察人才市场》、《做微商的体会》等有关我的求职经历的记录，其中还有一些我内心想法和记忆的记录，比如《我对未来的期盼》、《我的大学生活》、《我的童年》等等。在这些作文题目里也不难看出，张医生给我布置了许许多多的任务，是他在一步步把我拉入这个社会。在张医生的指导下，我一点点重拾了生存技能，也一点点愿意打开家门走向社会，我也再次提起笔来，开始书写人生的新篇章。九、从只拿低保过日子到兼职月入八百块后来，张医生就热心地帮我张罗工作，他一共给我介绍了三份工作，前两份是在眼镜店和医院的档案室，分别做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因为我内心还无法胜任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也无法承受在密闭环境机械拍摄档案的那种感觉，而选择放弃。期间，张医生建议我去姐夫的虾塘干活，可虾塘所在的小岛上有很多都是我当年的同学，我不想他们看见我后，觉得当年的学霸，最后还不是来虾塘干活。所以我也没有去。目前，我在张医生给我介绍的“彩虹桥”做兼职工作，只要在网上转发一些产品，一个月也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对我来说相对轻松、没有压力。我女儿现在19岁了，自从我和老婆分开后，女儿刚刚到读小学的年龄，就和她妈妈一起去了外地，一直到遇到张医生后，我才去她所居住的地方看望了她，当时内心的激动无法描述。真的十分感谢张医生对我长达近三年的治疗，如果没有他，或许我会真的变成一个大家口中的“疯子”，是他陪我把人生重新过了一遍。在听陆先生的讲述过程中，作为二姐的陆女士出于作为姐姐的担心，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几次插话打断了我们和陆先生的交流。在她身上，我似乎看见了许许多多当今社会上家长们的影子——对孩子“凡事包办”、“过度保护”，生怕孩子受伤或者做不好事情，认为孩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却忘了给予应有的人文关怀与传授做人的道理。许多家庭完全阻隔了与孩子交流的“通道”，所谓的沟通也只是让孩子听自己的话，导致孩子最终不愿倾诉。甚至许多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家人继续采取逃避、保护的措施，让其一步步失去社会活动能力，与外界脱节，最终自我放弃。精神分裂症的病发原因目前医学界尚是谜题，但从陆先生和其二姐的讲述中，不难看出，他的原生家庭在养育方面还是存在许多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后二姐陆女士告诉我们：“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作为家人，我们一定不会再对他这么过度保护了，对他的教育也一定会是非分明。而对于他的工作，我们也不会选择逃避，当年这么好的国企，我们完全可以在带他治疗的过程中，及时将他的病情告诉单位，法律上他是可以工作的，就算换岗位，他至少也还在单位上班，还在跟社会继续接触，或许也不会有之后痛苦的二十年了。”最后，以陆先生的一篇随笔节选作为这篇长文的结尾：如今，已到不惑之年的我，心中的期盼与日俱增。我期盼着能有一间好房子，与家人一同居住；我期盼着能有一份好工作，做到衣食无忧；我期盼着父母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期盼着女儿学习优异；我期盼着一家人能住在一起，共享天伦；我期盼着自己身体健康……——《我对未来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