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4日在《JAMA》发表一篇对比了采用生物瓣膜或机械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后患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回顾性研究,该研究纳入了3433例年龄在50-69岁的患者,这些患者于1997年到2007年50-69岁在纽约州接受了换瓣手术。该研究对患者进行配对后随访了15年,中位随访时间为8.2年。尽管研究发现机械瓣膜组患者的卒中和出血的风险较高,但并没有增加再次手术的风险,并且这664对患者的生存率并没有差异。研究人员认为随访时间可能较段,还不足以确定终身发病率的风险。 研究者认为采用机械瓣膜或生物瓣膜行瓣膜置换术的患者其生存率相似,但机械瓣膜组患者发生卒中和出血的风险明显高于生物瓣膜组。 专家评述 梅奥诊所HartzellVSchaff教授 Chikwe及其同事对年龄段在50-69岁在纽约州采用不同的瓣膜(生物瓣膜和机械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结局进行了分析。这项研究非常有意义,因为该研究的样本量较大,而且是在综合考虑临床各因素后进行的匹配分组。 文中提出两个观点,首先,生物瓣膜或机械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远期生存率并没有差异。不过使用机械瓣膜的二次手术风险较低,这使得增加随访时间后机械瓣膜组患者的生存率可能会高一些。事实上,Chen及其同事分析了加州凯萨医疗机构3000多例实行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结局后,发现使用生物瓣膜与使用机械瓣膜超过十年发生远期死亡风险比为1.51,这项结果是独立于其他临床因素的。目前,纽约与加利福利亚州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还没不明确。 第二个重要的发现是使用机械瓣膜能增加患者卒中的风险。这表明两组之间在进行比配时可能有一些混杂因素未于考虑,因为在其他较为可靠的随机和非随机化研究中发现,使用生物瓣膜的患者和使用机械瓣膜患者在进行抗凝管理后二者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没有什么差异。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得以解决,因为许多临床医生认为,对于接受二尖瓣置换术患者需要系统性抗凝治疗以防止发生心房颤动。现在没有理论上优势支持使用生物瓣膜。这个调查显示,在纽约州采用生物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的43%患者在术前就有房颤并可能进行了抗凝管理。文章并没有术后是否抗凝治疗的信息,但是,早期随机试验的结果表明,使用二尖瓣生物瓣膜的患者使用华法林的比例从第5年的36%增加第15年的57%。
Takagi等进行的Meta分析显示,与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相比,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全因长期(≥5年)死亡率增加7%[风险比(hazard ratio,HR)=1.07;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3~1.11;P =0.0003]。该项Meta分析的纳入标准为随访时间≥5年的随机对照试验或校正后观察性研究。对478篇引文进行筛选后,共有5项随机对照试验和17项校正后观察性研究与检索主题相关且符合纳入标准。入选的22项研究中共纳入了10 4306例患者。针对5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亚组分析(1486例患者)显示,非体外循环手术组的长期死亡率增加14%,但并无统计学差异(HR=1.14,95% CI:0.84~1.56;P =0.39);然而,针对17项校正后观察性研究的亚组分析(102 820例患者)也显示非体外循环手术组的长期死亡率增加7%,并且存在统计学差异(HR=1.07,95% CI:1.03~1.11;P =0.0004)。此外,非体外循环手术组的吻合血管数更少,不完全血运重建也更常见。Houlind等进行的Danish体外循环对非体外循环的随机对照研究(Danish On-pump Versus Off-pumpRandomized Study,DOORS)中则报告,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血管桥通畅率较低。这项多中心试验共纳入900例体外循环或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且年龄>70岁的患者。该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481例患者(占术后长期存活患者的56%)在术后6个月接受了血管造影检查。在接受血管造影的患者中,体外循环组的血管桥通畅率显著高于非体外循环组(86% vs. 79%,P =0.01),并且狭窄率(5% vs.9%)和闭塞率(9% vs. 12%)均更低。值得关注的次要终点比较结果包括:①两种术式的左胸廓内动脉血管桥通畅率相似(95%);②非体外循环组的静脉、桡动脉和右胸廓内动脉血管桥的狭窄率和闭塞率均更高;③心室前壁区域的血管桥通畅率较高,而回旋支及右冠状动脉区域则较低,两组间存在较大差异且均有利于体外循环手术组。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手术在上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该术式支持者对其怀有良好的愿望:降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比较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手术的早期观察性研究支持这些良好的愿望,研究显示接受非体外循环血运重建患者的院内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较低[1-6]。然而,随后进行的良好设计校正后观察性研究及随机对照研究均对这些早期结果提出了质疑:尽管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院内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相似,但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吻合血管数量较少,不完全血运重建更常见,并且血管桥通畅率更低[7-18]。此外,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可逆性”并发症比例较低,例如心房颤动、呼吸窘迫和出血[7,18]。尤其令非体外循环手术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与体外循环手术相比,该术式并未降低术后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18]。最近进行的3项比较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血运重建患者预后的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均确认了上述结果,即ROOBY(随机化体外循环/非体外循环旁路移植,Randomized On/Off Bypass)、CORONARY(CABG非体外循环或体外循环血运重建研究,CABG Off or On Pump Revascularization Study)和GOPCABE(德国老年人群中的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German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Grafting in Elderly Patients)试验[15-17]。ROOBY试验共纳入来自18家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2203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15]。CORONARY试验纳入在19个国家的79家医疗中心内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4752例高危患者[16]。高危患者定义为高龄和存在共病(例如颈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糖尿病和左室射血分数降低)。GOPCABE试验共纳入来自12家德国医疗中心的2539例高龄(>75岁)患者[19]。为了确定既往多项比较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手术的研究所显示的非体外循环手术并无益处这一结果是否由于纳入的患者为低危或实施非体外循环手术的外科医师经验不足所致,CORONARY和GOPCABE试验均纳入了高危或高龄患者,并且均在随机化组时充分考虑到了外科医师经验的影响。 所有3项研究结果均显示,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手术组的术后30天死亡率和卒中及肾衰竭需要透析的发生率相似[15-17]。此外,CORONARY和GOPCABE研究还表明两种术式的30天心肌梗死风险也相似。3项研究均发现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吻合血管数量较少,表明该组中的不完全血运重建更常见。ROOBY研究还进行了血管桥通畅率分析,结果显示非体外循环手术组的大隐静脉和胸廓内动脉血管桥通畅率均更低。CORONARY和GOPCABE研究中的非体外循环手术组患者术后30天内需要再次接受冠状动脉干预的比例更高,表明由于血管桥通畅率低或不完全血运重建导致其血运重建手术有效性欠佳。此外,ROOBY研究还发现非体外循环手术组患者术后1年内的心血管死亡率也更高。总之,尽管由经验较丰富的外科医师来完成手术,纳入高危患者,并且非体外循环手术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但这些研究仍显示非体外循环血运重建策略并未降低患者的早期死亡率及卒中、心肌梗死或肾衰竭需要透析的发生率,并且再次发现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吻合血管数量较少、不完全血运重建更常见、血管桥通畅率更低,并且术后1年内死亡率更高,这些观察结果令人担忧。 Takagi等和Houlind等进行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既往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与体外循环手术相比,接受非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吻合血管数量较少、不完全血运重建更常见、血管桥通畅率更低,并且远期死亡率也更高。由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有效性与血管桥通畅性及血运重建完全程度直接相关,因此非体外循环手术的长期死亡率更高并不意外[20-23]。这些观察结果明确支持应将体外循环手术作为血运重建技术的首选手术,而将非体外循环手术仅应用于体外循环风险大于低血运重建效果风险的患者(不宜接受体外循环的患者,例如存在广泛主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尽管我们为了改进非体外循环技术曾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我们现在应该承认,使用非体外循环技术并不能达到与使用体外循环技术同样良好的血运重建效果。
尽管药物治疗有所改进,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数量有所增长,外科治疗冠状动脉疾病(coronary arterydisease,CAD)仍然是20世纪最重要的医学进步之一,并在世界发达国家心血管手术中起主导作用。2010年,美国实施了将近40万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1]。虽然患者的总体年龄和合并症有所增加,但与CABG相关的住院死亡率在男女患者中均明显下降[2]。 对于有症状的患者,相比药物治疗,PCI或CABG血运重建可缓解患者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3,4]。在复杂的多支血管病变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中,接受CABG治疗的患者长期生存率优于PCI [5-8]。因此,CABG治疗CAD的重要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已被确立,基于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的指南推荐CABG可以改善左主干病变、3支血管病变、左前降支近端严重狭窄病变患者的结局[9-12]。然而,在左心室功能不全(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LVD),尤其是重度LVD的患者中,CABG对于生存率的影响仍然充满争议且具有不确定性。 早期大量比较CABG与药物治疗LVD患者的研究一致认为CABG可改善患者的生存,与药物治疗相比,CABG可提高生存率,范围为10%~50%[13-17]。不过,这些非随机化研究主要是回顾性研究,研究完成时尚未开始使用基于现代循证证据的药物治疗LVD,也没有广泛使用胸廓内动脉移植物。 另外,在此类患者病例中,比较CABG与药物治疗的早期随机试验并没能提供明确的结论,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些试验完成的年代还没有使用现代药物(如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他汀类药物)治疗LVD。此外,严重左室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下降的患者被随机试验排除在外。尽管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协作研究中[18],26%的患者EF值<45%,但他们并没有被认为是重度LVD。欧洲外科手术研究(European Surgery Study,ESS)[19]将EF<50%的患者排除在外。冠状动脉外科手术研究(Coronary artery Surgery Study,CASS)将EF<35%且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Ⅲ~Ⅳ级[20]的患者排除在外。CASS研究仅将160例轻至中度LVD(EF:35%~49%)患者纳入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3支血管病变且具有类似程度的LVD患者中,外科治疗的生存率优于药物治疗,这一结果仅仅基于78例患者的数据[21]。CABG协作研究的Meta分析纳入了7项CABG手术与药物治疗比较的临床研究[3],但仅仅包含178例EF<40%的患者(占总数的7%)。最近的一些强化药物治疗CAD与心肌血运重建治疗的随机临床试验[4,22,23]几乎都将重度LVD患者排除在外。另外,CABG与PCI比较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主要纳入左心室功能正常的患者,没有特别关注EF下降的患者[5,6,24]。缺血性心力衰竭的外科治疗 缺血性心力衰竭的外科治疗(The S u rg icalTreatment for Ischemic Heart Failure,STICH)试验[25]是首项也是目前唯一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旨在评估在EF≤35%的CAD患者中CABG联用有循证医学支持的现代药物治疗的影响。STICH试验基于两种假说:对于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CABG联用循证医学支持的药物治疗相比单用药物治疗生存率更佳(血运重建假说);对于接受血运重建的EF≤35%且左室前壁主要以运动不良或反常运动的患者,CABG联用外科左室重建(surgicalventricular reconstruction,SVR)相比单纯CABG生存率更佳(SVR假说)。对于左主干狭窄或有显著心绞痛的患者(加拿大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Ⅲ~Ⅳ级),适用于SVR假说,而非血运重建假说。血运重建与药物治疗比较STICH试验血运重建假说纳入了99个国际研究中心的1212例患者,602例随机接受药物治疗,610例接受CABG及药物治疗[26]。接受外科治疗的患者,目标是达到完全血运重建,并尽可能使用胸廓内动脉(91%的患者使用了胸廓内动脉)。基于循证证据的药物治疗在两组中均得到较高水平的应用,药物治疗包括β受体阻滞剂(第1年有91%的患者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91%)、他汀类药物(91%)以及阿司匹林(88%)。有93%的患者使用了阿司匹林或华法林。 主要结局指标是全因死亡率。研究发现[26],平均随访56个月后,药物治疗与CABG的全因死亡率分别是41%和36%,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0.12)。因此,基于预先设定的意向治疗分析,该研究的结果为阴性。 不过,一些因素提示接受CABG治疗的患者结局更佳。首先,次要终点如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和心血管事件住院的复合终点,CABG均显著低于药物治疗(P =0.05和P <0.001)。其次,出现了一小部分有重要影响的交叉人群:55例被随机分配到CABG组的患者从未接受过CABG;65例被随机分配到药物治疗组的患者早期接受了CABG。无论是实际治疗分析还是符合方案分析(排除交叉人群)均提示,接受CABG患者比接受药物治疗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P <0.001和P =0.005)[26,27]。最后,随机纳入CABG组的患者在整个随访期间,症状和生活质量均明显得到改善[28]。 由于临床试验者(意向治疗分析)的观点与患者、临床医师以及外科医师(实际治疗分析)的观点不尽相同,STICH试验关于CABG对缺血性LVD患者生存的影响可被判读为阴性抑或阳性。无论是意向治疗分析还是校正交叉人群的分析,接受CABG的患者面临着较高的围术期死亡风险,基于这一点,医师应在术前给患者说明其手术风险,并权衡血运重建手术的长期获益。CABG与药物治疗的亚组分析STICH试验的一些辅助分析探索了最有可能从CABG中获益的LVD患者亚群。一项前瞻性的STICH试验亚组研究探索了心肌存活力及其范围,1212例患者中有601例行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或低剂量多巴酚丁胺试验,以确定存活心肌的范围[29]。根据预设的心肌存活范围的定义,有显著存活心肌的患者死亡率低于无显著存活心肌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超过5.1年,死亡率分别为37%和51%。然而,有无存活心肌、治疗分配(CABG或药物治疗)以及生存率三者之间并无显著交互作用。同样,其他预设的基于中位存活心肌评分或连续的存活心肌与风险模型的二次分析也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 这些发现与主流观点背道而驰。Allman等[30]完成的关于心肌存活力的Meta分析,主要基于早期大量的评估生存率(CABG比药物治疗)的影像研究,结果提示有存活心肌的患者最有可能从CABG中获益。但先前这些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除了回顾性研究设计和异质性较大的心肌存活的定义以外,药物治疗依据现如今的标准明显使用不足。例如,Allman等[30]报道的多项研究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时还很少有(如果有的话)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有存活心肌的患者行药物治疗的年死亡率高达16%。相反,STICH试验中有存活心肌的患者行药物治疗的年死亡率仅为7.1%,尽管其LVD更为严重(STICH试验平均EF为26.7%,Meta分析为32.9%)。虽然STICH试验的心肌存活数据还不能被视为定论,但在缺血性LVD且有心肌存活证据的患者中,CABG与药物治疗的小型随机试验也支持CABG并未改善患者的生存率[31]。 更新后的2014版欧洲心肌血运重建指南[12]仍然推荐对于LVD患者,在显示有存活心肌时接受CABG治疗,但仅仅引用了Allman等[30]的Meta分析来支持这一推荐。如前所述,所有纳入这项Meta分析的试验均没有为“药物治疗”组患者提供现有的、积极的、基于循证证据的治疗(尤其是β受体阻滞剂)。欧洲心力衰竭治疗指南[32]不推荐(Ⅲ类)CABG手术用于不伴有心绞痛和存活心肌的LVD患者。相反,2013版美国心力衰竭治疗指南[33]指出,对于伴有多支病变的CAD或左前降支近端病变的中度LVD(EF:35%~50%)患者,在有存活心肌的证据时可考虑行CABG。然而,对于重度LVD患者(EF:<35%),无论是否存在存活心肌,CABG均被认为可改善生存 率。这些推荐与STICH试验结果相一致。 进一步的STICH试验分析证实,CABG对患者生存的影响不受心肌缺血程度[34]和循环生物标记物水平[35]的影响(例如脑钠肽和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α受体-1)。不过,CABG对于生存的改善如果基于保存的心功能状态似乎是可以预测的。后者可通过以下方法评估:Kansas城市心肌病问卷或6分钟步行试验[36]和CAD的血管造影严重程度,左室收缩功能障碍严重程度以及左室重构的范围[37]。由此,CABG术后的存活率与患者的功能状态、CAD的严重程度、左室重构的严重程度较为相关,而与存活心肌或缺血的客观标记物关系较小。CAD越严重、LVD进展越快的患者,越能从CABG中获益,但这些患者同时也是高危患者。外科左室重建(SVR)无论SVR联用CABG是否合理,均已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该手术方案意图恢复左室大小与形态,以加强左室逆重构,不局限于血运重建和积极药物治疗达到的效果。尽管该手术有大量的支持者和令人鼓舞的临床试验结果[38,39],但先前的研究本质上是观察性和非盲法研究。目前尚无SVR与单纯CABG相比较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尤其是在基于循证证据的强化药物治疗的背景之下。STICH试验的SVR假说[40]意在解决这一问题,其纳入了1000例伴有CAD适合行CABG和伴有前壁运动不良或反常运动适合行SVR的LVD患者。其中,499例被随机纳入单纯CABG组,501例纳入CABG+SVR组。正如预期,中位随访4年后,尽管SVR可以显著缩小左心室容量,但主要复合终点(全因死亡率加心血管事件住院率)无显著性差异,在CABG组和CABG+SVR组分别为59%和58%。此外,次要终点,如全因死亡率、住院、心肌梗塞以及卒中的发生率在两组间亦无显著差异。生活质量在两组间也没有区别,但SVR使用了更多的医疗资源[41]。与单纯CABG相比,左室较小且重构程度较低的患者最有可能从SVR中获益[42],而前壁心肌存活的范围及程度并非SVR结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43]。结论 随着全球心力衰竭的负担日益沉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CAD是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的首要原因非常重要。CAD作为诱发病因的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进展较快,死亡率高于非缺血性病因[44],特别是在最严重的LVD患者中(EF<35%)[45]。尽管基于循证证据的药物治疗仍然是所有LVD患者的基础治疗,CABG可以提供潜在的生存获益,尤其是在伴有多支血管病变和严重心室重构的高危患者中。前瞻性STICH试验的结果[26]支持那些早期的非随机研究[13-17],即相比单用药物治疗,CABG可改善长期生存,并可抵消短期的CABG围术期死亡风险。但对于最高危人群行CABG需要审慎,并应加强多学科心脏团队的讨论和协调。
在心臟瓣膜修復手術過程中,您的心臟瓣膜可能需要調整大小(瓣膜成形術)。您的心臟瓣膜葉片也有可能需要進行修復,因為需要移除葉片上的鈣積聚物與額外組織(瓣膜成形術)。在心臟瓣膜修復手術過程中,可能會完成下列一項或全部手術:透過移除多餘的組織來調整心臟瓣膜大小在瓣膜開口週圍新增組織或成形帶或成形環,以加強支撐力修復受損的葉片組織移除鈣積聚物修復控制瓣膜葉片的軟管瓣膜對您心臟的輸送功能非常重要。四片瓣膜促進血液在四個心室之間流動。如果您和您的醫生同意心臟瓣膜修復手術是您的最佳選擇,則外科醫生可能會為您進行瓣膜成形術。由於生病或患者年齡增長,支撐心臟瓣膜開口(環形物)的組織可能會變弱或變形。若要修復此情況,會將名為瓣膜成形環或成形帶裝置縫在心臟瓣膜基底的周圍,為重塑瓣膜的形狀並提供支撐。瓣膜成形帶或成形環是由耐用塑膠、金屬或纖維製成,可能富有彈性或相當堅硬。這些成形環或成形帶的設計目的是固定環形物的自然形狀、移動和彈性。瓣膜成形環或成形帶可能也附帶標記,方便透過 X-光進行檢查。富有彈性的瓣膜成形環或成形帶用以重塑心臟瓣膜的形狀。許多患者接受心臟瓣膜修復手術後,感覺健康有所改善,不再受到瓣膜疾病症狀的影響。
“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患有肾病”,让许多人“谈肾色变”。药品只要不良反应有肾损害的就不敢吃!其实,许多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委余学清教授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教大家如何通过注意生活中的细节,来减少肾损害的发生。细节一 食品选择别单一余学清教授介绍,超量的重金属摄入会对肾脏,特别是肾小管造成损害,这点是已经得到科学研究证实的。不过重金属摄入量与肾损害程度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他介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意向牵头在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开展这一课题的多学科研究,这对于预防重金属相关的肾损害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有利于推动政府干预措施的出台。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减少重金属的摄入?余学清教授建议,购买有机食品或无公害食品是远离重金属污染的一种方法,另外,饮食尽可能多样化也是有效措施。他解释,不同的蔬菜种植区域不同,它们对污染物的吸收和残留也不同,“变着花样”吃,不容易让某种重金属在我们体内过量蓄积。细节二 多喝水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同样可能在饮用水中存在。余学清教授说,如果对水源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家中安装过滤器,也有利于重金属的滤除。此外,还要注意多喝水。余学清教授认为,肾脏是人体的“净化中心”,其主要功能是清除体内新陈代谢的产物和毒物,调节机体水盐和酸碱平衡,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有害物质最终是通过肾脏代谢出体外的,它们若对肾脏造成损害,也需要一定的量,特别是一些会在肾内沉积的有害物质,多喝水,多排尿,有利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排出;即使是对于其他类型的有害物质,大量喝水也可以起到稀释的作用,有害物质的浓度低了自然对肾脏的损害也就会减少。细节三 感冒药别随意吃很多人感冒不舒服了,就自己去买药吃,吃了不见好就再买一种试试,这样也会增加肾损伤的风险。小小的感冒药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余学清教授解释,“是药三分毒”,肾脏对药物是非常敏感的。人吃药后,药物通过血液循环到全身,最终大多要通过肾脏来排泄到体外。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感冒药多含有解热镇痛成分,具有不同程度的肾脏毒性,如果过量服用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肾脏损伤,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因滥用感冒药而引起急性肾损伤甚至肾功能衰竭的病例。余学清教授提醒读者,感冒时用药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自己随便到药店买药,或认为感冒药是非处方药就可以随便吃,又或者为求好得快,几种感冒药一起吃。 特别是两种以上具有相似成分的感冒药同时服用,就相当于加大了药物剂量,不良反应发生的危险性会成倍增加。但这并不是说感冒药就不能吃了,这就成了因噎废食了。遵医嘱、规范用药,是可以把药物对肾脏的损害降至最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可能有肾毒性的药物。如果药物能够做过敏试验(如皮试),最好做过再吃,因为如果人体对药物有过敏反应,那肾损害的发生风险会大幅增高。细节四 中药别长期吃余学清教授是2007年广东省首次慢性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负责人,正是这次调查得到“每十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患有慢性肾病”的发现。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药物毒性引起的肾损害占慢性肾病的3.6%,这说明滥用药物或不规范用药导致药物性肾损害也是肾病逐年增多的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他介绍,特别是广东人有服用中药的习惯,中药的肾毒性要特别引起重视。目前已经明确可能带来肾损伤的中药成分有木通、防己和马兜铃酸等,含有这些成分的药物包括八正丸、大黄清胃丸、导赤丸、妇科分清丸、辛夷丸、纯阳正气丸、当归四逆丸、跌打丸、冠心苏合丸、十香返生丸等。他提醒,对于本身有肾脏或胃肠问题的患者,服用这些药物时要特别小心,服用剂量不要过大,服用时间不要过长。有些慢性病人可能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有时服用时间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药物中即使不含木通、防己和马兜铃酸,也需密切监测肾功能及肾损害情况,以防含有未知的有肾损害作用的成分。民间偏方更不能轻易相信,比如说所谓的“排石汤”就有很强的肾毒性。细节五 每年查查肾功能、尿常规由于肾脏具有强大的代偿性,许多患者肾脏损坏了相当大比例时,却仍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等有了症状再去就医,可能已经发展到了尿毒症。余学清教授建议,无论是个人体检还是单位体检,最好在肾功能、肾B超的检查基础上,增加尿常规的检查。现在许多单位体检都会查血肌酐(肾功能),这个指标虽然重要,可以反映出肾脏的功能状况,但不能准确反映出肾脏损伤情况。肾脏有极强的储备和代偿能力,10万个肾单位中有40%的肾单位遭到破坏时,剩下的肾单位仍可能照常工作,血肌酐仍是在正常范围。只有肾单位的损坏超过50%,剩下的肾单位的工作不足以排除身体内的毒素时,血肌酐才会表现出异常。尿常规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尿常规可以检查血尿、尿蛋白,则能更及时、更早期提示肾损坏的情况。而且尿常规检查费用低廉,完全无创。
心脏肿瘤中良性占75%,恶性占25%。粘液瘤占良性肿瘤的95%。粘液瘤往往是单发的。好发于30到60岁的病人,只有5%的是发生于年轻的病人。75%的病人中,粘液瘤位于左房,10-20%的病人,粘液瘤长在右房,剩下的病例,粘液瘤位于两个心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