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现代泌尿外科杂志》2015年11月第20卷第11期 原文标题:晚期前列腺癌的间歇性与持续性雄激素阻断治疗选择 原文作者:钟山,王先进,许天源,夏磊磊,沈周俊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泌尿外科 1941年,HUGGINS和HODGES首次发现了手术去势和雌激素可延缓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的进展,并首次证实了前列腺癌对雄激素阻断(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的反应性,开启了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序幕。内分泌治疗的目标包括:①降低体内雄激素浓度;②抑制肾上腺来源雄激素的合成;③抑制睾酮转化为双氢睾酮;④阻断雄激素与其受体的结合,以抑制或控制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 ADT也是治疗晚期和有手术禁忌证的前列腺癌患者的主要方法,近90%的患者对持续性雄激素阻断(continuous androgen deprivation,CAD)治疗有效,但几乎所有患者在2~3年内均进展为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androgen independent prostate cancer,AIPC)。20世纪末,国外大多学者曾把抗雄激素治疗失败归结为雄激素产物的抑制不完全,因此试图通过持续最大限度去除雄激素,即联合应用药物抑制和阻断来自睾丸和肾上腺两方面的雄激素,达到最大限度雄激素阻断(maximal androgen blockade,MAB)。通常使用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 analogue,LHRH-a)如亮丙瑞林,加用或者不加用抗雄激素药物如尼鲁米特或氟他胺等作为CAD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治疗方式较为昂贵而且增加了治疗相关副作用,包括潮热、乏力、性欲缺乏、认知障碍、抑郁、骨质疏松和贫血等。大多数患者进展时间仅仅推迟3~6个月,而且此种治疗方式也并不能延长前列腺癌细胞进展到AIPC的时间。 基于这几点,有学者提出间歇性雄激素阻断(intermittent androgen deprivation,IAD)的理念,即前列腺癌患者行内分泌治疗一段时间使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小于一定界值,维持数月后可停止内分泌治疗一段时间,待PSA回升至一定界值后重新开始内分泌治疗,如此循环往复。IAD的生物学基础为雄激素间歇抑制后生存的肿瘤细胞通过补充雄激素而进入到正常分化过程,从而恢复凋亡能力,可能延迟进展到AIPC的阶段。IAD的优点包括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治疗成本,可能延长肿瘤对雄激素依赖的时间,与传统内分泌治疗相比可能有生存优势。IAD的临床研究表明在治疗间歇期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可使肿瘤细胞对雄激素依赖时间延长,而对病变进展或生存时间无大的负面影响。此外,IAD可能更适于局限性病灶经过治疗后局部复发者。 1、间歇性雄激素阻断相关临床研究 目前有十多项有关IAD治疗的单项研究,其中包括一些回顾性分析。这些大多数是单中心等样本量研究,研究结果基本相近。在治疗间歇,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多数研究纳入了多种临床分期的前列腺癌,从PSA复发患者到骨转移患者。对这些研究的总结显示PSA复发患者在接受IAD治疗后5年生存率为86%,晚期转移患者为68%。疾病进展的预后因素包括基线PSA、PSA最低值以及治疗间歇的长短。其中一项最大的前瞻性2期临床试验在加拿大多中心开展。诱导期治疗包括2月一次、为期8月的亮丙瑞林联合每天50mg的环丙孕酮。这项研究中患者约50%的时间都处于治疗间歇期。随着治疗周期的循环,间歇期逐步缩短;在第一周期,中位间歇时间为64周;而第5周期,已经缩短至26周。尽管这些二期研究都显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但却无法确定IAD治疗是否可以改善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以及推迟疾病进展。 根据目前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采用CAD和IAD治疗的患者在总生存率和前列腺癌特异性生存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PR7试验和SWOG9346试验是目前两项规模最大的三期临床试验。PR7试验纳入了1386例初次或挽救性放疗1年后PSA超过3ng/mL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IAD患者给予周期为8个月的内分泌治疗,并根据PSA水平决定治疗间歇期。研究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次要终点为生活质量,发展为去势抵抗的时间以及治疗间歇时间,中位随访时间为6.9年。IAD组患者只有27%的时间给予内分泌治疗,治疗间歇生活质量的指标包括勃起功能、潮热、疲劳和尿路症状等。IAD组死亡患者268例,CAD组死亡265例;两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8.8年和9.1年,7年累积前列腺癌死亡率分别为18%和15%,上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一重要研究表明,对于生化复发的患者,IAD可以获得与持续治疗相当的总生存率。此外,IAD组患者发展至去势抵抗的时间更长,但由于IAD组较CAD组死亡人数更多,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IAD延缓去势抵抗的假象。PR7试验还将患者分层为局限病变组(转移局限在中轴骨和盆腔或淋巴结)和广泛病变组(肋骨、长骨、颅骨等存在转移)。分层研究显示局限病变组在接受IAD治疗后死亡风险显著升高,中位生存时间为5.4年,少于CAD治疗患者的6.9年;广泛病变组死亡率升高不显著。在其他几个三期临床试验中,IAD和CAD组发展至去势抵抗所需时间并无显著差异。 SWOG9346试验与PR7试验相似,但研究对象为晚期转移的前列腺癌患者。共1535例PSA>5ng/mL的患者纳入了研究,这些患者接受了为期7个月的戈舍瑞林和比卡鲁胺的联合治疗;当6个月时PSA<4,则患者随机分组进行后续IAD或CAD治疗;对于IAD组,当PSA达到20时,治疗重新开始;当治疗7月后PSA<4,则停止内分泌治疗。约90%的患者最终死亡,CAD组生存率更高,但差异不显著,两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5.8年和5.1年。 2、生活质量 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在治疗的间歇期生活质量较治疗期好,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在一项临床研究中,间歇组和连续组的生活质量之间并无差异,尽管间歇组潮红、男性乳腺发育和头痛的发生率都更低。ADT后骨密度降低,增加了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发生率。ADT导致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与药物作用时间有关,这可能解释了在睾酮浓度恢复的情况下,ADT时间越短,骨密度丢失也越少。尽管如此,间歇治疗对骨密度保存的研究不是很多。一项研究纳入72例患者进行间歇性雄激素阻断治疗并随访3年,结果表明在开始内分泌治疗9个月后,骨密度的降低较最初9个月有所缓和,治疗间歇期的骨密度变化与睾酮浓度的恢复紧密相关,睾酮浓度未恢复到5nmol/L的患者骨密度丢失更多。 ADT还引起贫血,血红蛋白浓度平均下降15%,血红蛋白浓度与睾酮浓度相关,但是ADT治疗的患者生活质量与血红蛋白的浓度关系不大。加拿大一项ADT的二期临床试验纳入110例患者,在治疗期内血红蛋白浓度下降到平均11g/L,在间歇期恢复到正常水平。另一项研究估计50%接受IAD的患者血红蛋白浓度在治疗间歇期恢复正常。长期的内分泌治疗还可能导致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毒性,一些研究表明心血管毒性只限于那些既往有伴发疾病的患者,IAD对于心血管的危险性还未知。PR7临床试验报道CAD相对IAD非前列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8%,但是死亡原因并不限于心血管疾病。SEUG三期临床试验IAD组心血管死亡率相对更低(52和41)。IAD是否可以降低代谢综合征的危险性及降低的程度并没有量化的数据。有报道表明进行IAD的患者体重保持稳定,而CAD的患者体重有3%~5%的增加,可能的原因是睾酮的恢复导致内分泌治疗期间的体重增加恢复到正常。 3、间歇性雄激素阻断的适应证 IAD治疗的主要适应证为:无法行根治性手术或放疗的局限前列腺癌;局部晚期患者(T3~T4期);转移前列腺癌;根治术后病理切缘阳性;根治术或局部放疗后复发;对内分泌治疗敏感的,内分泌治疗一定时间后PSA降低能达停药标准者。患者若没有使得PSA降到最低值,我们就不应采取间歇性治疗。此外,巨大肿瘤、大范围的淋巴和骨转移、肝脏转移、PSA>100、快速上升的PSA(>5ng/mL每月)及骨转移导致持续性疼痛的患者均不适合IAD。还有一些研究支持IAD用于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治疗。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临床上怀疑前列腺癌可以使用积极监测的处理方法,早期前列腺癌患者应接受局部治疗。老年患者,观察等待比较合适,无需绝对的治疗。ADT的全身毒性,尤其是伴发心血管疾病使得其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并不合适。 SAKK和EORTC临床试验表明对于那些不适合局限性根治治疗的患者,ADT有一定疗效。老年且PSA水平表明转移可能性大的患者,如PSA>50ng/mL,ADT也较适合。根治性手术后淋巴结阳性的患者接受ADT可提高生存率。MESSING临床试验表明终身ADT治疗较延迟ADT治疗有生存率的优势,但是很多患者可能并不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尤其是那些疾病进程本身较慢和伴有其他高危死亡因素的患者。一项三期临床试验表明IAD与CAD总体生存率无差异,在淋巴结阳性的亚组分析中,IAD对于推迟进展有一定优势。对于淋巴结阳性的患者,一般在根治手术2~3年后终止ADT,若生化复发,再采取IAD治疗。 4、间歇性雄激素阻断的诱导、药物和PSA阈值 对于生化复发的患者,关于开始雄激素阻断治疗的PSA值,目前尚无定论。唯一的数据来自EORTC 30891试验,对于PSA达到20ng/mL的70岁以下的患者,以及PSA超过50ng/mL的70岁以上患者,雄激素阻断可使患者的生存获益。因此对于无转移的生化复发患者,可根据年龄在PSA达到20~50ng/mL的范围后开始治疗。 在内分泌治疗后,PSA可降低95%达到最低点大约需要8~9个月的时间。更长期的雄激素剥夺会导致睾酮永久抑制,因此8~9个月的雄激素剥夺诱导期更为合理。SEUG研究的诱导期仅3个月,并未显示出生存劣势,因此诱导期的长短有待研究。多数试验要求在PSA降低至4ng/mL以下后停止雄激素剥夺治疗,一般重新开始治疗的PSA阈值在10~20ng/mL。一项二期临床试验的Meta分析显示,在PSA未超过15ng/mL时重新开始雄激素剥夺治疗可以使患者的生存获益。在PR7试验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在长时间雄激素剥夺治疗的间歇期发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因此严密监测临床进展情况非常重要。 多数三期临床试验选择LHRH-a联合短期抗雄药物防止雄激素反跳的内分泌治疗方案。在间歇性治疗中,雄激素拮抗的价值尚未得到证实,但前列腺癌动力学研究显示治疗间歇期有效地拮抗雄激素可获得更有利的结果。LHRH抑制剂可以使患者在治疗间歇的睾酮水平更快恢复,这在IAD治疗中是一大优势,但仍有待临床试验证实。 5、预后因素 ADT后PSA最低值是病情进展的重要预测因素。ADT后PSA处于可检测范围内的患者相比PSA无法检测的患者来说,进展到AIPC的风险相差15倍。治疗1个周期后PSA最低值下降到<0.1ng/mL较好,未降到0.4ng/mL以下使得发生AIPC和临床进展的风险增加2~3倍。治疗间歇期的长短也可作为疾病进展的预测因素。治疗间歇期较短导致进展到AIPC和死亡的风险增加3~4倍。IAD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推测预后和鉴别进展高风险的患者。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目前正出现一些晚期前列腺癌新疗法。 6、治疗间歇期新药物 治疗间歇期的前列腺癌细胞正重新进入分裂增殖期,这就给作用于分裂期细胞的药物提供了机会。数类药物已经被研究,其中包括沙利度胺、帕唑帕尼、环氧合酶-2抑制剂以及非那雄胺等,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间歇期使用非那雄胺可以延长间歇期的时间,有一项实施中的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正在研究5α还原酶抑制剂在IAD中的益处。 7、总结 对于晚期或复发性前列腺癌,IAD应用越来越多,正逐渐成为CAD的替代选择。三期临床试验均证实,对局部根治性治疗后生化复发且无转移的前列腺癌患者,IAD获得了与CAD相当的生存期,同时生存质量显著提高;患者代谢和血液系统干扰、骨骼系统并发症和面部潮热更少,性功能也更好。在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IAD的优势并未明确,但对于其他无转移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该方法可作为标准治疗选择。
2017版中国肺癌脑转移诊治共识 肺癌脑转移患者预后差,自然平均生存时间仅 1~2 个月。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肺癌脑转移的诊疗水平,改善肺癌脑转移患者的预后,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专家,制定了《中国肺癌脑转移诊治专家共识(2017 年版)》。 辅助检查 1. MRI:头颅 MRI 平扫典型脑转移瘤可见 T1 中低、T2 中高异常信号,病灶周围水肿,增强扫描后可见较明显强化。增强 MRI 对微小病灶、水肿和脑膜转移较增强 CT 敏感,应作为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2. CT:有头颅 MRI 检查禁忌证的患者应行 CT 检查。 3. PET-CT:由于正常脑组织对 18F- 脱氧葡萄糖(FDG)呈高摄取,故 FDG PET-CT 对脑转移瘤、尤其是小的脑转移灶不敏感,应结合头颅 MRI 或增强 CT 扫描增加检出率。 治 疗 1. 治疗原则 2. 手术治疗 适应证 (1)活检术:明确病理、分子或基因类型,指导下一步治疗。 1)肺原发灶隐匿或虽原发灶明确但取材困难; 2)肺原发灶病理明确,但脑部病变不典型或难于鉴别; 3)明确是肿瘤坏死抑或复发,评估前期放、化疗效果。 (2)手术切除:脑转移瘤患者是否适合手术切除需考虑肿瘤个数、大小和部位、组织学类型、患者的全身状况等,以上因素要单独考量,但手术选择还应整合所有因素、综合权衡。值得注意的是,脑转移的患者都是晚期,手术选择应该谨慎。 3. 放射治疗 (1)WBRT 适应证 1)NSCLC 脑转移患者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SRS)失败后的挽救治疗; 2)多于 3 个病灶的 NSCLC 脑转移患者的初始治疗,联合 SRS 局部加量; 3)NSCLC 脑转移患者颅内转移灶切除术后的辅助治疗; 4)对广泛脑膜转移的肺癌患者综合应用 WBRT 与椎管内化疗,对有脊膜转移的肺癌患者可行全脑全脊髓放疗; 5)广泛期 SCLC 伴有脑转移的患者,无论是否有症状,也无论转移病灶多少,均可行 WBRT,SCLC 发生脑转移时 WBRT 通常是首选治疗手段,主要原因是多发脑转移的发生概率高; 6)SCLC 患者之前接受过脑预防照射(PCI)者,之后出现多发脑转移时,可慎重再次选择 WBRT。 关于肺癌脑转移患者 WBRT 照射剂量及分割方式,目前临床上总体共识为 30 Gy/10 f 和 40 Gy/20 f 可作为大部分患者的方案,NCCN 指南中加入 37.5 Gy/15 f 的分割方式。 对预后差的脑转移患者如多发、老年患者可考虑予以 20 Gy/5 f 的短疗程 WBRT 分割方案。对于初诊肺癌脑转移且未行全身治疗的患者,不建议予以短疗程 WBRT。全脑全脊髓放疗的剂量和分割方式为全脑 40 Gy/2 Gy/20 f、全脊髓 36 Gy/1.8 Gy/20 f。 WBRT 导致的神经认知功能损伤,主要表现为短期及晚期记忆力下降,这可能与照射诱导海马结构损伤有关。因此,多项研究探索保护海马的 WBRT,将海马区最大剂量限制在 9 Gy~16 Gy,可降低神经认知功能下降的发生率,且治疗后海马区出现转移的概率仅为 1.4%~4.5%。 (2)SRT 适应证 1)单发直径 4~5 cm 以下的转移瘤(SCLC 除外)的初程治疗; 2)≤ 4 个转移灶的初程治疗; 3)WBRT 失败后的挽救治疗; 4)颅内转移灶切除术后的辅助治疗; 5)既往接受 SRS 治疗的患者疗效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且影像学认为肿瘤复发而不是坏死,可再次考虑 SRS; 6)局限的脑膜转移灶 WBRT 基础上的局部加量治疗。 对于多发性脑转移瘤患者,初程 SRT 后需进行密切随访,一般 2~3 个月复查一次,监测颅内新发病灶的发生,并且应对患者进行颅内远转风险分层。国内外研究提出的高危因素有:大于 4 个转移灶、颅外疾病未控、转移灶体积大于 6 cm3 以及原发灶诊断和脑转移诊断时间小于 60 个月等,推荐对于高危患者行 SRT 联合 WBRT,反之则行单纯 SRT。 对于大体积病灶(通常为 >3 cm),单次的 SRS 难以达到良好的局部控制,且治疗毒性明显提高,因此建议采用 FSRT。FSRT 的单次剂量建议 3.5 Gy~4 Gy,总剂量 52.5 Gy~60 Gy。对于体积巨大的病灶,可采用分段放疗的模式,给予 40 Gy~50 Gy 剂量后休息 1~2 个月,待肿瘤缩小后再进行补量。 4. 内科治疗 (1)NSCLC 脑转移的化疗 培美曲塞是非鳞癌 NSCLC 患者一线治疗和维持治疗的重要药物。培美曲塞联合铂类对 NSCLC 脑转移患者的颅内病灶也有控制作用,化疗组总生存(OS)明显长于自然生存时间。培美曲塞可成为 NSCLC 脑转移患者一个有效的治疗选择。 替莫唑胺对于控制 NSCLC 脑转移有较好的疗效。对于既往接受过 WBRT 或全身化疗的 NSCLC 脑转移患者,可应用替莫唑胺以提高 DCR、延长生存时间。替莫唑胺(或联合其他化疗药物)与 WBRT 序贯或同步应用,尤其是同步应用,可提高颅内转移灶的 DCR,为 NSCLC 脑转移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但尚需大规模的 III 期研究进一步证实。 (2)SCLC 脑转移的化疗 含铂的足叶乙甙或伊立替康二药方案是 SCLC 的标准一线化疗方案。建议对于广泛期 SCLC 伴有无症状的脑转移患者的一线治疗采用全身化疗,在全身化疗结束后或脑转移进展时再考虑 WBRT。 已经有小样本研究显示,替尼泊苷和拓扑替康在 SCLC 脑转移治疗中具有一定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可作为 SCLC 脑转移患者的治疗选择。 (3)鞘内注射 鞘内注射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甲氨蝶呤、阿糖胞苷和塞替派。鞘内注射化疗药物同时给予糖皮质激素可减轻化疗药物的神经毒性,缓解症状。鞘内化疗是 NSCLC 脑膜转移的重要治疗手段,对于脑实质转移,目前尚无明确支持证据。 (4)分子靶向治疗 1)EGFR-TKIs 对于 EGFR 基因敏感突变的 NSCLC 脑转移患者,EGFR-TKIs 治疗可获得较好的客观缓解率。 关于 EGFR-TKIs 联合 WBRT 或 SRT 是否可获益、毒性能否耐受,目前的前瞻性研究结论不甚一致,可能与入组人群选择与治疗方案不同有关,建议结合基因表达状态、组织学和临床数据(体能状态评分、胸部和其他颅外转移病灶情况和脑转移数目等)区分获益人群,并选择合适时机进行联合治疗。 在临床的医疗实践中,部分初治 NSCLC 脑转移患者服用 EGFR-TKIs 后原发病灶和脑转移灶同时得到缓解,对这样的患者还应择期适时进行 SRT 或 WBRT。一般脑转移瘤体积越小的患者,采用 SRS 能获得更好的局部控制和对周围脑组织较小的损伤。 2)ALK 抑制剂 与培美曲塞联合铂类化疗相比,克唑替尼对 ALK 融合基因阳性的 NSCLC 脑转移患者颅内转移瘤控制率更高。对于克唑替尼治疗后进展的患者,可选择的新型 ALK 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包括色瑞替尼和阿雷替尼等。 (5)抗血管生成药物 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对于非鳞 NSCLC 脑转移患者是安全、有效的。 本文根据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中国肺癌脑转移诊治专家共识(2017 年版)》整理,中国肺癌杂志 2017 年 1 月第 20 卷第 1 期。
在临床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发现大约80%-90%原发性肝癌患者伴有肝炎,此类肝癌患者多有10年以上的肝炎病史,并且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肝炎和肝癌关系密切,肝癌的高发地区也是肝炎的高发地区。 和肝癌有关的肝炎主要有乙肝、丙肝、和丁肝,尤其前两者,而甲肝和戊肝与肝癌无关。肝炎病毒主要通过干扰正常细胞内DNA复制激活癌基因,引起肝细胞癌变;受肝炎病毒影响发生坏死的肝细胞,在增生过程中容易受各种致癌因子的影响,这是肝炎病毒引起肝癌的另一原因。 长期慢性炎症会造成肝纤维组织的增生,纤维组织大量增生使肝脏变硬,就是我们所说的肝硬化。肝硬化继续发展到肝功能不能有效代偿时,就可以出现肝腹水,上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在少数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的患者还会发现肝癌。 肝癌早期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肝区疼痛,多为持续性钝痛、胀痛或刺痛。全身和消化道症状,表现为乏力、消瘦、食欲不振、腹胀,部分可伴有恶心、呕吐、腹泻、晚期可出现黄疸、腹水、下肢浮肿、恶液质等。3. 肝脏肿大,表现为上腹部包块,为中晚期患者常见的主要体征,少数病人偶然扪及而成为首发症状。 积极防治肝炎是预防和控制肝硬化和肝癌的有效手段,从婴幼儿开始到未感染的成人预防接种乙肝疫苗,注意饮食卫生和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减少肝炎的发病机会;患了肝炎应积极治疗,防止演变为慢性肝炎;患了慢性肝炎应合理治疗,避免应用损坏肝脏的药物。 对于35岁以上乙肝表面抗原(+);患慢性肝炎、肝硬化5年以上者;直系亲属三代中有肝癌族史的人每半年进行一次AFP和肝脏超声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白马非马呀~~先说结论,肺原位癌本质是癌,但不分类为癌,就问你晕不晕先上图肺原位癌指的是癌细胞沿着肺泡内壁生长,没有突破基底膜,即没有基底膜的浸润,且直径≤30mm,基本上都是非黏液性的。从本质上讲,目前肺原位癌仍然是癌症,肺原位癌具备癌细胞的特征,只是没有突破基底膜而已,但是从分类上讲,它不是肺癌。WHO把肺原位癌踢出肺癌,个人猜测是为了不吓坏老百姓。但是一边叫“肺原位癌”,一边又说“它不是癌”,不光医生,病人更是风中凌乱,让原本艰难的医患沟通雪上加霜!另外臆测的动机是因为关于肺原位癌的手术治疗,争议颇多,很多学者认为只需要随访,不需要外科干预!把它踢出肺癌,有利于探索更加合理的治疗,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手术(我觉得这才是重点,but现实是…)。WHO把肺原位癌踢出肺癌,让外科手术变得很尴尬!不做手术吧,你怎么知道它是原位癌?支气管镜、肺穿刺的小活检标本,可不容易确诊肺原位癌!WHO一边说,肺原位癌不是肺癌,一边又说诊断肺原位癌的标本应为手术全切病灶的大标本。WHO只是单方面的负责把肺原位癌踢出肺癌,又没有白纸黑字的写着肺原位癌不需要手术治疗啊!万一以后病灶进展,病人反问“早期的时候你怎么不治疗”,怎么回答?遇到有些病人根本没法回答!这只是平衡了医患矛盾,但不是科学的思维和问答。什么情况下高度怀疑肺原位癌?CT上病灶为5~30mm(一般小于10mm,10mm以上的结节诊断原位癌需要慎重),性质为纯磨玻璃结节(混合结节诊断原位癌要谨慎),CT值在-600以下,密度均匀,可以有血管穿过,但无血管弯曲,极少有胸膜牵拉、分叶、空泡、毛刺等,随访数月病灶不吸收。那到底要如何解决肺原位癌的治疗问题?还是那句话,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临床上高度怀疑肺原位癌,和病人或家属积极沟通,如果患方焦虑且手术意愿强烈,手术还是可以考虑,毕竟,是癌总有冲破基底膜的一天,原位癌只是短期内对身体没有危害!如果患方对手术抗拒,正好门诊随访。
标题:肿瘤消融,让你的肿瘤不翼而飞!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肿瘤消融,这是一种治疗肿瘤的先进技术。想必大家都对肿瘤有所了解,它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但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用有趣的语气来介绍肿瘤消融到底是个什么鬼!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什么是肿瘤。简单来说,肿瘤就是不听话的细胞变成了疯狂的小怪物,它们没有规矩操守,不停地分裂生长。对于前辈科学家来说,想要把肿瘤消灭,不简单啊!但现在,有了肿瘤消融技术,我们可以像打怪兽一样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肿瘤消融到底是什么魔法呢?它使用的是射频、冷冻或者微波等能量,通过特殊的手段直击肿瘤,让它们像冰淇淋一样瞬间融化消失。有没有很震惊?没错,这就是肿瘤消融的玄幻操作!其实,肿瘤消融技术有很多好处。首先,它是一种无创伤的治疗方式,没有开刀,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折纸飞机一样简单。而且,它对于一些局部化的肿瘤尤其有效,像坏小孩一样,肿瘤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消融技术就像个隐身术,悄悄地来了又走。当然,我们不能把肿瘤消融技术当成大招就盲目使用。毕竟它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我们得确保肿瘤消融技术对于特定患者是适用的。不然,就像给无关的人打电话,岂不是很尴尬?其次,肿瘤消融技术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一些副作用,像疼痛或者出血等,所以在使用之前还是要谨慎考虑。总的来说,肿瘤消融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治疗方式。虽然它听上去像是魔法,但实际上它是在为我们的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研究和改进这项技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肿瘤将不再是我们健康的威胁,而是消失在我们的身体中。好了,今天的肿瘤消融科普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有趣的知识,也希望肿瘤消融技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记得保持健康,远离肿瘤,我们下期再见!
直觉上癌症筛查肯定是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事实上打击人的深度思考和科学性的解读,是个悖论,反直觉,那真实的逻辑在哪里呢?BertrandJordan.Doescancerscreeningreallysavelives?MedSci(Paris).2023Nov;39(11):885-887.针对特定癌症的系统筛查已被证明可以降低癌症特异性死亡率,但尚未证明对全因死亡率有影响。这种悖论是由于筛查对大量人群的影响很小但频繁的风险,也是由于即使筛查非常有效,预期的有益效果也很小。即将到来的多癌种检测方法应该能够更好地检测筛查对全因死亡率的影响(如果有的话)。“癌症筛查挽救生命”:这一经常被重复的声明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它由多个协会推动,并激发了许多由公共机构支持的运动。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筛查可以在早期发现癌症,这比肿瘤进展时更容易、更有效,更确切地说,当转移出现时。然而,科学家(仍然是少数)对这一证据表示怀疑,并断言“从未证明筛查可以挽救生命”。如何支持这些立场并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这个问题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最近的一篇文章对18项随机试验进行了荟萃分析,并对筛查的真实有效性提出了严重质疑。事实上,这是一个考虑人们总体死亡率(而不仅仅是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率)的问题,更广泛地说,是考虑所有使用它的人所遭受的筛查风险的问题。令人大开眼界的荟萃分析2023年8月底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JAMAInternalMedicine)上,介绍了对18项临床试验的分析结果,这些试验旨在衡量不同癌症筛查在降低癌症相关死亡率和总体死亡率方面的有效性。这些是根据本领域规则进行的随机试验,涉及大量人员(每次数万人),包括至少十年,有时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随访。这将接受筛查的人中观察到的死亡人数与未接受筛查的人中观察到的死亡人数进行比较,从而区分了癌症导致的死亡和死亡总数。这是非常高质量的数据,总共覆盖了200多万人;它们包括结直肠癌(11项试验)和前列腺癌(4项试验)、肺癌(3项试验)和乳腺癌(3项试验)。最近的一项试验检查了四种癌症(前列腺癌或卵巢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的联合筛查结果。对这18项试验结果表的检查表明,每项试验的癌症死亡人数都显着减少,但总体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例如,在一项使用Hemoccult2进行结肠癌筛查的试验中,20年后,在接受筛查的75,056人中,有1,176人死于癌症,而在未接受筛查的75,919人中,有1,300人死于癌症:因此,筛查可以防止100多人死于癌症。然而,在接受筛查的患者中,总死亡率(来自各种原因)为40,681人,在未接受筛查的患者中为40,550人:因此,我们没有看到筛查的有利效果(相反,但观察到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他试验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筛查降低了癌症死亡率,但对总体死亡率没有净影响。诚然,鉴于在所研究的时期内研究的每种癌症的低比死亡率(通常低于1%),这种影响很难被发现。效果有限事实上,即使通过筛查特定癌症而显著降低死亡率,也只能对临床试验中测量的总体死亡率产生很小的影响,而临床试验必然是有时间限制的。这是最近一篇关于乳腺癌病例的文章[6]中提出的观点,这可能是筛查最广泛实践的病例。分析表明,即使筛查完全消除了乳腺癌死亡而没有任何其他负面影响,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的证据也需要在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进行涉及一万人的试验。在更现实的情况下,筛查可将乳腺癌死亡率降低30%,需要近30,000人来衡量特定死亡率,但超过200,000人才能看到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这是因为乳腺癌虽然相对常见,但仅占女性死亡原因的3%左右,在一项长达10年或20年的研究中,仅占这一数字的一小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Bretthauer等在文章中报道的最后一项试验(关于联合筛查)很有意思,因为相关四种癌症导致的死亡率是累积的,在随访期间(16.8年)达到近4%。但结果指向同一个方向:在接受筛查的77,443人中,共有22,562人死亡,在未接受筛查的77,444人中,有22,652人死亡,而癌症死亡人数显着减少......因此,必须得出结论,衡量筛查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非常大的数字。也有可能认为筛查具有负面影响,即使它们很小,也会影响所有接受筛查的人,而只有那些检测到癌症的人才能从中受益。例如,在肺癌的CT筛查中,该人会受到大量照射;此外,假阳性(在复查并可能活检后发现的病变为非癌性病变)的数量是真阳性的2-3倍,这导致风险不为零的探索。简而言之,大量接受筛查的人承担了(小)风险,使少数真正发现癌症的人受益,这将增加有效治疗的可能性。全面筛选的趋势近年来,许多公司一直在尝试开发非常早期的诊断测试,以便在临床可检测之前很好地检测出任何类型的癌症,此外,还可以指定其位置。这些测试基于对血浆中存在的DNA的分析,其中可能含有仍无法检测到的肿瘤片段。这就是“液体活检”的原理,该原理已被广泛用于治疗期间的癌症监测。该分析可能基于寻找血浆中存在的DNA突变,或通过检查其甲基化模式。该领域最突出的公司是GRAIL,但它有大量或多或少先进的竞争对手3。GRAIL已经销售了一种名为Galleri的检测(收费1000美元),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还不令人满意,许多假阳性超过真阳性(确认怀疑癌症的病例),并且经常使用活检(应该记住,风险不为零)来确认或反驳结果。筛选还是不筛选?事实上,正如Prasad等人的文章标题所指出的那样,“筛查从未被证明可以挽救生命”(在总人口的水平上)。但也从未表明它不能拯救任何......事实上,正如Yaffe和Mainprize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对常见癌症的有效筛查,对十年内评估的总体死亡率的影响也很小:需要超过十万人的长期试验才能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如果像GRAIL这样的多癌种检测能够兑现承诺,并成功降低假阳性比例,同时提高灵敏度,那么它们最终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反应。与此同时,似乎建议合理地使用那些在癌症特异性死亡率方面显示出有效性的现有测试,将其使用限制在癌症概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例如,取决于年龄),以免发现自己存在大量误报,导致潜在有害的调查,更不用说患者引起的焦虑。但显然,并非所有的筛查都是一件好事,它的使用需要明智的决定,而不是盲目的应用。结尾语癌症筛查势必会与过度诊疗有关,不管是哪一层面的推动,科学的清醒还是要有的~
局部晚期的宫颈癌,局部病灶大,手术也困难,治疗方案的争议也很大,目前局部晚期的宫颈癌主要有三种治疗方案:①盆腔外照射+含铂同期化疗+阴道近距离放疗该治疗方案,其实就是“放疗+化疗”的方案。其中,放疗包括盆腔外照射和阴道近距离放疗:盆腔外照射:盆腔外照射,照射的范围是宫旁、阴道旁组织和盆腔淋巴引流区等盆腔转移的部位;阴道近距离放疗:主要针对宫颈、宫体、宫旁三角区、阴道等宫颈肿瘤原发病灶所在的部位。这两者相加,主要负责子宫及子宫周围的局部治疗,是杀灭宫颈癌细胞的主力军。再加上含铂同期化疗,在给放疗增敏的同时,也作为“补充性”的全身治疗,杀灭可能存在的残余癌细胞,进一步控制复发和改善患者预后。有研究显示,这样的治疗可以让96.8%的患者获得病理上的完全缓解,使5年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提高到72.0%和69.3%。②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切除±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这个治疗方案,主要靠手术来简单粗暴地直接切除宫颈原发病灶和周围可能被癌细胞侵犯的组织。放化疗相比,手术的优势就是“切哪儿是哪儿”,不像放化疗会难以避免的损伤正常细胞和组织,导致卵巢功能损伤、阴道纤维化、辐射性肠病、胃肠道损伤等并发症。不过手术对人体的伤害依然存在,会导致淋巴水肿、泌尿系统和胃肠功能紊乱等手术并发症,严重程度并不比放化疗低,而且对于术后病理有高危因素(如脉管浸润、切缘阳性)的患者,还需要补充放化疗,引起手术和放化疗“双重”并发症,得不偿失。③盆腔外照射+含铂同期化疗+近距离放疗+选择性子宫切除术这个方案,其实就是方案①加上选择性子宫切除术,叠加了放疗、化疗、手术等多种治疗方式。三种治疗方式的叠加,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治疗发生副反应的可能增加,而且对总生存率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因此这种治疗方式其实是要尽量避免的。另外,这三种治疗方案,也有不同的证据等级。方案①的证据等级是最高的,第③个的证据等级则比较低,推荐程度不高。既然局部晚期的宫颈癌有三种治疗方案,那么肯定有适宜的人群。具体选择哪个方案?觅友们可以这样做:1)身体状况不好(不能耐受手术或年龄比较大)的患者,首选同步放化疗,也就是方案①;2)如果在全量放疗后患者宫颈局部仍然有癌灶,可以考虑再做子宫全切,也就是方案③;3)如果是年轻患者,担心放疗引起卵巢功能损伤、阴道缩短、阴道纤维化等并发症,可以选择直接手术,也就是方案②。图片来源:摄图网觅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抉择,做出最适合自己的治疗决策。在通过正规的治疗后,局部晚期的宫颈癌患者生存率其实是很乐观的,并且,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比如靶向、免疫,又比如新的改善放疗剂量分布的方式,都在宫颈癌的治疗中体现出了很好的应用前景,在未来给我们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
儿科肿瘤学指南上的滑膜肉瘤儿童患者的化疗方案一直与成人不同。既然大量研究报道儿童滑膜肉瘤对化疗有反应的比例很高,儿科肿瘤学专家认为滑膜肉瘤是一种"横纹肌肉瘤样肿瘤",或称为化疗敏感性肿瘤。因此儿童患者不论临床分期如何、即使小的肿瘤已经完全切除都接受辅助化疗(Ladenstein1993,Pappo1994,andFerrari1999)。相反,对于成人滑膜肉瘤,一般仅在包括全部软组织肉瘤亚型和治疗方案要求不严格的临床试验中才进行辅助化疗(SarcomaMetaAnalysisCollaboration2997,Bergh1999,Lewis2000,Spillane2000,Frustaci2001,andTra滑膜肉瘤ard2001)。最近研究成人肿瘤的专家证实辅助化疗可能对高危滑膜肉瘤,例如体积较大的滑膜肉瘤有效(Frustaci2001,Spurrel2005)。由M.D.Anderson肿瘤中心领导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多变量分析,包括以前发表过的一些临床研究的最新结果,分析了儿童和青少年滑膜肉瘤的临床史和治疗方案(Okcu2003)。219例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80%,化疗的反应率为60%,均高于成人滑膜肉瘤。但是,这项研究提出辅助化疗对IRSI-II期的患者没有作用,37例没有辅助化疗的患者的无病生存率是84%,而122例进行辅助化疗的患者的无病生存率为78%(Okcu2003)。Figure5图5一项来自米兰IstitutoNazionaleTumori的、包含271例患者的研究比较了不同年龄滑膜肉瘤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方案和随访结果(Ferrari2004)。除了存在患者年龄较大肿瘤体积就较大的趋势外,不同年龄患者的临床表现没有显著差异,提示很少生物学差异与年龄有关。但是,当分析仅肉眼完全切除的患者时,是否使用辅助化疗就会出现显著差异,按年龄分组的患者的生存率与是否使用化疗显著有关。化疗组的无转移生存率是60%,而未使用化疗组的无转移生存率为48%。同样,0-16岁组(78%给予化疗)、17-30岁组(21%给予化疗)和>30岁组(15%给予化疗)的无转移生存率分别为69%、53%和43%,如图5所示(Ferrari2004)。当然,这项回顾性分析不能作为滑膜肉瘤辅助化疗疗效的正式证明,但是它提示化疗有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网友往往忽视肝癌早期症状,导致病情被拖延,专家表示,“肝癌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不想吃东西,脸色发黄,上腹部疼痛,腹胀等”,下面为网友总结了肝癌早期最为常见的几大症状。一定谨记! 症状一:肝区疼痛 常见指数:★★★★★ 绝大多数中晚期肝癌患者以肝区疼痛为首发症状,发生率超过50%。肝区疼痛一般位于右肋部或剑突下,疼痛性质为间歇性或持续性隐痛。钝痛或刺痛,疼痛前一段时间内,患者可感到右上腹不适。疼痛可时轻时重或短期自行缓解。疼痛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肿瘤迅速增大,压迫肝包膜,产生牵拉痛,也可因肿瘤的坏死物刺激肝包膜所致。 少数患者自发地或于肝穿刺后突然出现肝区剧烈疼痛,多是由于位于肝脏表面的癌结节破裂出血所致。若同时伴有血压下降、休克的表现,腹腔穿刺有血性液体,则说明癌结节破裂出血严重。遇此情况需紧急抢救。若无上述伴发症状,疼痛较为局限,则表明出血位于肝包膜下。疼痛可因肿瘤生长的部位不同而有所变化,位于左叶的肿瘤,常引起中上腹疼痛;位于右叶的肿瘤,疼痛在右季肋部;肿瘤累及横隔时,疼痛放射至右肩或右背部,易被误认为肩关节炎;肿瘤位于右叶后段时,有时可引起腰痛;肿瘤位于肝实质深部者,一般很少感到疼痛。 症状二:消化道症状 常见指数:★★★★☆ 据不完全统计,约37%的肝病患者患病初期都误以为是“胃病”而贻误诊疗。食欲下降、饭后上腹饱胀。暧气、消化不良、恶心等是肝癌常见的消化道症状,其中以食欲减退和腹胀最为常见。腹泻也是肝癌较为常见的消化道症状,国内外均有报道,发生率较高,易被误认为慢性肠炎。门静脉或肝静脉癌栓所致的门静脉高压及肠功能紊乱可致腹胀、大便次数增多,腹胀亦可因腹水所致。胃肠功能紊乱还可导致消化不良、暧气、恶心等症状。 症状三:发热 常见指数:★★★★ 相当一部分的肝癌患者会出现出汗、发热。多数发热为中低度发热,少数患者可为高热,在39℃以上,一般不伴有寒战。肝癌的发热多为癌性热,这是因为肿瘤组织坏死后释放致热原进人血液循环所致。肿瘤患者由于抵抗力低下,很容易合并感染,亦可出现发热,与肝癌的癌性发热有时不易区别,需结合血象并观察抗菌治疗是否有效才能判定。 症状四:消瘦乏力 常见指数:★★★☆ 肝癌患者常较其他肿瘤患者更感乏力,此与慢性肝炎患者相似。乏力的原因不明,可能由于消化功能紊乱、营养吸收障碍导致能量不足,或肝细胞受损,肝功能下降,使得代谢障碍、某些毒素不能及时灭活,或由于肝癌组织坏死释放有毒物质。消瘦也是肝癌患者的常见症状,系由于肝功能受损。消化吸收功能下降所致。随着病情的发展,消瘦程度可加重,严重时出现恶病质。 症状五:出血倾向 常见指数:★★★ 肝癌患者常有牙龈出血、皮下淤斑等出血倾向,主要是由于肝功能受损、凝血功能异常所致,它在肝癌合并肝硬化的患者中尤为多见。消化道出血较为常见,主要是由于门静脉高压导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所致。事实上,消化道出血也是导致肝癌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症状六:下肢水肿 常见指数:★★★ 肝癌伴腹水的患者,常有下肢水肿,轻者发生在踝部,严重者可蔓延至整个下肢。临床上曾见到有的患者下肢高度水肿,水液能从大腿皮肤渗出。造成下肢水肿的主要原因是腹水压迫下肢静脉或癌栓阻塞,使静脉回流受阻。轻度水肿亦可因血浆白蛋白过低所致。 症状七:急腹症 常见指数:★★ 癌结节破裂通常引起肝区疼痛,体检时肝区有明显压痛,为肝包膜刺激症状。部分患者癌结节破裂后,表现为急性腹痛,伴有腹膜刺激症状,易被误诊为急性腹膜炎。癌结节破裂引起的腹痛通常伴有血压下降甚至休克的表现,与一般急性腹膜炎不同。 文章来源 | 人民网
https://mp.weixin.qq.com/s/NMUmM0bqWQUC7bMwD3BtVw 原创: 临床肝胆病杂志 临床肝胆病杂志 今天 陆伦根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我国有1.2亿HBsAg感染者,新发肝癌占全球发病总数的55%,且诊断时多已处于进展期或晚期,仅30%的患者有手术切除机会,切除后5年内转移、复发率高达60%~70%,总体5年生存率低,仅7%~10%。因此,实现早期筛查与诊断对于肝癌的有效治疗和改善预后转归尤为重要。目前临床常以影像学技术结合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方法诊断肝癌。 影像学技术 1. 计算机断层扫描(CT) 美国肝病学会、欧洲肝病学会等各大学会指南均把CT作为肝癌的常规检查之一,并将“快进快出”(动脉期肿瘤区明显强化,呈高密度;门静脉期和平衡期肿瘤部位强化减退,呈低密度)作为肝癌的典型表现。CT诊断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87%,并且肿瘤直径>2 cm组的诊断准确度高于直径l~2 cm和直径<1 cm组。 2. 磁共振成像(MRI) 已有研究表明,MRI能够准确显示肝癌,可用于发现其他检查手段(例如CT等)无法显示的病变。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对<1 cm的肝癌病灶和肝硬化并发肝癌的显示效果不理想。 3. 超声检查(US) 在肝癌诊断方面,US的敏感度明显低于MRI和多排螺旋CT。然而,US的方便快捷、费用低等优势使其成为肝癌诊断中最常应用的检查手段。多项指南均建议,对直径<1 cm的肝脏结节,应每3~6个月复查1次US。 蛋白免疫诊断 1. 甲胎蛋白(AFP) AFP是原发性肝癌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欧洲肝病学会欧洲肿瘤标志物研究组、美国国家临床生物化学研究院、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英国胃肠病学会等多家权威机构均指定AFP作为唯一的原发性肝癌肿瘤标志物,并强调AFP检测以及连续观察其在体内的变化情况对于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2.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GPC)3 GPC3是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家族成员,是目前临床前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肝癌标志物之一。有研究报道GPC3在AFP阴性的肝癌患者中也有较高的敏感度。但Wang等对84例HCC患者进行检测后发现其GPC3均为阴性。因此,GPC3作为明确的肝癌标志物有待进一步证实。 3. 骨桥蛋白(OPN) OPN是一种高表达于人类多种肿瘤的分泌型磷酸化糖蛋白,是小整合素结合配体N端联结糖蛋白家族成员。Shang等证实OPN对AFP阴性的肝癌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且在肝癌发生前1年即可呈高表达。有研究证实OPN与肝癌大小、临床分期、有无肝内外转移及癌栓等密切相关。 4. Dickkopf1蛋白(Dkk1) Dkk1是一种分泌型糖蛋白,是肿瘤信号通路中重要的调节蛋白,仅在胎儿期的胎盘及胚胎组织中表达,正常成年人几乎不表达。已有许多报道关于Dkk1在多种器官中的异常表达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Dkk1将来是否能够取代AFP成为新的肿瘤标志物尚需更多的研究验证。 分子诊断 近年来,核酸类肝癌诊断标志物的报道逐渐增多,一类是传统肝癌标志物对应的mRNA如AFP mRNA、GPC mRNA等,另一类是潜在核酸类肝癌标志物,均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1. 父系表达基因(PEG)10 PEG10是新发现的遗传印记相关基因,在肝癌细胞株和肝癌组织中均呈高表达。与之前发现的肿瘤相关基因如P53、P16、C-MYC等相比,PEG10具有更高的肝癌组织特异性,具有作为新的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2. 肿瘤干细胞标志物CD133 CD133是新发现的一种肝癌干细胞表面标志物,在肝癌干细胞表面高表达,可用于肝癌的检测。肝癌细胞主要是从CD133+的肝癌干细胞分化而来,所以CD133对于早期肝癌的诊断具有很大优势,但由于肝癌干细胞数量较少,不易检测,所以提高CD133最低检测限是该指标推广至临床应用的关键,其他的相关标志物还有CD90、CD44等。 3. 微小RNA(miRNA) miRNA是一类非编码微小RNA分子,与肝癌等多种肿瘤密切相关。miRNA在不同肿瘤中的表达谱具有明显差异,利用表达谱的不同对肝癌进行早期诊断已获得一定进展,能够对早期肝癌的诊断提供帮助。 尽管很多研究发现了肝癌组织中表达有诸多潜在的肝癌标志物及其检测方法,但是其临床诊断价值仍需进一步探讨。目前,影像学检查和AFP仍是诊断肝癌的主要手段。AFP在原发性肝癌中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69.9%和87.8%,虽然AFP在小肝癌中的相对敏感度不高,存在漏诊现象,但从临床应用的角度来看,AFP仍是最重要的原发性肝癌检测指标。 肝癌早筛早诊的困惑 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结果息息相关,肿瘤发现越早,可治愈机会越大。然而,目前主要的肝癌早筛早诊方法仍然需要患者入院检查,但由于部分患者在无明显症状时,对疾病重视程度不足,缺乏定期检查意识。此外,中低下收入肝病人群不愿承受医院检测费用,或由于“看病难”等原因不愿进行定期检查,往往错过了早期诊断的最佳时间,以致肝癌的发现多为晚期。因此,在进一步提高肝癌早期诊断率的发展道路上,家庭化检测手段将是一条必要途径。 首个AFP家庭自测产品 AFP目前仍然是肝癌早期诊断的最佳标志物之一,专家呼吁肝炎患者每半年至少检测一次AFP,助力肝癌早诊断,我国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和《原发性肝癌防治指南》也发布了相关的规定与要求。 AFP的检测方法很多,比较成熟的有化学发光免疫、酶联免疫吸附和电化学发光等,但上述检测方法均无法解决家庭化自测要求。近期,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卫生部十二五肝癌重大专项——“肝癌早期分子诊断与个体化诊疗分子标志物群的大样本验证与产业化”项目,开展肝癌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恶性程度评价与指导个性化治疗试剂盒的研发与生产,并成功研制出首个全血一步法AFP家用检测产品(商品名:爱福陪)。只需通过一滴指尖血(35 μl)一步法检测,无需推进剂,操作简单,15~30 min即可判读结果,患者可足不出户随时对自身AFP指标进行监测。经临床验证,与罗氏电化学发光法相比符合率达99% 。 2016年,爱福陪作为肝癌早期诊断的辅助手段应用于陈建国研究员主持的“肝癌早诊早治示范项目”对启东市(1502例)和海门市(1011例)的HBsAg阳性肝癌高风险人群进行筛查,共检测出49例阳性结果。结合B超检查以及后续随访,共确诊肝癌17例,其中初次确诊肝癌6例(包括2例早期肝癌),另11例为既往肝癌患者以及术后复发患者。同时,在尚未确诊肝癌的AFP阳性患者中,均发现存在肝实质回声增粗、脂肪肝、肝硬化、肝血管瘤等肝癌前期症状。研究结果表明,爱福陪具有良好的AFP阳性检出率和肝癌诊断特异性,同时具备操作简单、结果判读快速、无需附加仪器、仅需微量全血等特点,对于肝癌早诊早治的普及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分割线 箭头 动态 引证本文:陆伦根. 原发性肝癌的早期筛查及诊断[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7, 33(7): 1257-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