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县人民医院科普号

刮宫又称为诊断性刮宫，是为了诊断宫腔疾病所采用的一种重要检查方法。一：阴道异常出血、排液，可疑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管癌，或流产、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等疾病时，刮出物送病理进一步确诊。二、无排卵性功血或怀疑子宫性闭经，于月经周期后半期了解子宫内膜改变。在功血长期出血时彻底诊刮有助于诊断和迅速止血。三、不孕症诊刮有助于了解有无排卵。四、B超检查提示宫腔内占位、组织物残留等，刮宫进一步诊断。

临床上孕酮低，一般选择口服黄体酮或者地屈孕酮，但是两者各有利弊。口服黄体酮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利用度会受到一定影响，且部分口服黄体酮使用后，患者会产生明显的头晕、嗜睡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以及肝功能损伤等严重不良反应。在口服黄体酮中，不良反应相对小的是地屈孕酮，最新指南中也推荐它为黄体支持用药。但是它也有一个弊端：口服它并不能改变原有血清孕酮水平，建议口服后不要急于监测孕酮数值，建议结合临床症状，若阴道出血增多、腹痛加重、妊娠反应突然消失及时就诊

高血压包括95％是原发性高血压（找不到原因，不能治愈）和5％的继发性高血压（有明确原因，部分可治愈）。 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肾血管性高血压，肾实质性高血压，嗜铬细胞瘤，醛固酮增多症，库欣综合征等， 所需要检查的项目包括：高血压三项，肾动脉超声，肾上腺超声，儿茶酚胺，糖皮质激素等。

柯萨奇病毒为微小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分为A组和B组两大类，其中A组病毒有24个血清型，即A1~A24；B组病毒有6个血清型，即B1~B6，各病毒组和各型间很少交叉免疫。柯萨奇病毒为1948年GillbertDalldorf博士和他的同事在寻找治愈脊髓灰质炎疾病的过程中在粪便样品中首次获得，因在纽约柯萨奇小镇发现而得名。人类感染柯萨奇病毒易引起疱疹性咽峡炎和非麻痹性类脊髓灰质炎等改变。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有无菌性脑膜炎、脑炎、心肌炎、心包炎、流行性胸肌痛、疱疹性咽峡炎等，有的病情类似脊髓灰质炎。感染后人会出现发热、打喷嚏、咳嗽等感冒症状。妊娠期感染可引起非麻痹性脊髓灰质炎性病变，并致胎儿宫内感染和致畸。柯萨奇病毒可以引起脑膜炎和轻度麻痹、胸膜痛、肋间痛、疱疹性咽峡炎、呼吸性疾病、结膜炎以及手足口病。会传染吗？会。柯萨奇病毒主要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亦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被病毒污染的食品、衣物、用具而传播。饮用水、游泳池污染可引起暴发流行，海水或河水中蛤类生物亦可携带病毒导致食源性暴发流行。孕妇感染后可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导致胎儿畸形甚至死胎。儿童较成人易感，常发生于15岁以下儿童，5岁以下儿童发病居多，主要为散居及托幼机构儿童。免疫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成人感染后多表现为亚临床感染或隐性感染，而孕妇和老年人易受感染且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柯萨奇病毒感染后产生的中和抗体可透过胎盘传给胎儿，故6个月内新生儿很少患病。如何预防？ 柯萨奇病毒感染目前尚无特效疗法，以对症治疗为主。提醒大家要做好预防。预防重点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对柯萨奇病毒感染者应采取消化道及呼吸道隔离措施。流行期间注意环境卫生消毒及个人卫生，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加强饮食、饮水卫生，做好粪便管理。医院和诊室医务人员做好手卫生，医疗器械及病室做好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防止医院感染。目前尚无可用的疫苗。

COPD可以通过几种肺功能测试(PFT)进行诊断，但由于其低成本和简单性，肺通气功能测定法是使用最广泛的工具。检测COPD最重要的肺通气功能测定是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和用力肺活量(FVC)之间的比值，两者都是在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的用力呼气/吸气操作期间测量的。根据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倡议(GOLD)，如果FEV1/FVC比率低于0.7(70%)，则受试者被视为患有COPD。美国胸科学会(ATS)和欧洲呼吸学会(ERS)的建议包括使用统计得出的正常下限(LLN)作为固定FEV1/FVC阈值0.7，因为LLN在诊断过程中包括正常衰老的影响。传统的肺通气功能测定米勒等人比较固定比值法诊断为COPD的患者与正常下限诊断的患者的临床特征。他们发现，固定比率识别出更多呼吸道症状较少且心脏临床特征较多的受试者。此外，以下研究比较了不同国家FEV1/FVC＜LLN与FEV1/FVC＜0.7的诊断准确性。Andreeva等比较了俄罗斯两个主要城市的COPD患病率，使用两个阈值作为COPD诊断标准。它们包括可逆性气道阻塞的患者，如果将FEV1/FVC<0.7作为金标准，那么FEV1/FVC<LLN的灵敏度为0.69，特异性为0.99，准确性为0.98。在加拿大的几个城市进行了同样的比较。如果将FEV1/FVC<0.7作为金标准，那么FEV1/FVC<LLN的准确度将达到0.94，灵敏度相对较低(0.64)，但特异性完美。同样，荷兰的一项研究将固定值与LLN的诊断性能与临床COPD诊断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虽然固定值比LLN更敏感(0.73VS.0.47)，但它的特异性也较低(0.95VS.0.99)。另外，某些患者可能难以完成用力呼气操作，包括影响FVC测量质量的症状或认知能力的严重程度。因此，一些研究在固定时间点使用了肺功能测量。特别是，6秒用力呼气量(FEV6)作为FVC的替代品已被广泛研究。例如，在中国，潘等人确定了FEV1/FEV6<0.73post-BD与FEV1/FVC<0.7post-BD的诊断准确性，结果证明其准确性为0.95，灵敏度为0.952，特异性为0.945。同样，Chung等人试图定义FEV1/FEV6pre-B2的最佳阈值，以取代FEV1/FVCpre-B2以检测韩国14978名受试者的气道阻塞。FEV1/FEV6<0.75pre-B2的标准实现了0.94的灵敏度、0.95的特异性和0.95的总体准确度。此外，王等人定义FEV1/FEV6的最佳阈值，并将其诊断准确性与FEV1/FVC<0.70进行比较，以检测气道阻塞。本研究发现，FEV0/FEV75的阈值为1.6，准确度为0.98，灵敏度为0.97，特异性为0.99。关于其他肺通气功能参数，Ioachimescu等人提出了基于3秒用力呼气量(FEV3)和FEV1/FVC3<LLN诊断准确性的FVC估计，以FEV1/FVC＜LLN为参考测试，准确率为 0.90，灵敏度为0.94，特异性为 0.89。非传统的肺通气功能测定传统的肺通气功能测量基于特定的固定值，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专注于描述流量-体积曲线形状的不同测量。例如，巴特等人介绍了D参数(以“体积与时间”曲线测量)和过渡点和过渡距离(以流量-体积曲线测量)，并报告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相比，其COPD诊断准确性为0.84。此外，Oh等人提出了“血流衰减”，一种定义为中呼气中流量倒数(ln(1/flow))的体积斜率与自然对数的度量，以量化动态气道阻力。与LLN和体积描记法<FEV1/FVC相比，该测量的准确度为94.0，灵敏度为95.0，特异性为92.1。几项研究已经对AEX诊断呼吸功能障碍的能力进行了研究。Ioachimescu等发现AEX对梗阻、限制、混合缺损和小气道疾病有较好的区分能力。后来，Ioachimescu和Stoller评估了基于标准瞬时流量的几种AEX几何近似值的诊断准确性和效用；他们得到了AEX与实际值的相关性在0.95到0.99之间。Ioachimescu和Stolle还评估了其中一个近似值AEX的平方根检测支气管扩张剂反应性并将其分为五类的能力：阴性、最小、轻度、中度和显著，这表明该措施可用于对阻塞性肺疾病的功能障碍进行分层。此外，呼气流量-体积曲线的凹度也可以从肺通气功能曲线进行分析。Nozoe等人提出，在老年患者中，自主呼吸时流量-体积曲线的凹度/凸度水平可以适当替代传统的用力呼气动作。他们发现预测FEV1的百分比的曲线下面积(AUC-ROC)为0.92，灵敏度为0.93，特异性为0.93，可作为自主呼气流量-体积曲线的预测指标。在这项研究中，以最大自主呼气流量和吸气起始点为界，计算出一个矩形，利用矩形内曲线下方的面积进行诊断。图：流量-体积曲线下面积机器学习技术人工智能被用于不同领域，通过尝试模仿人类智能的工作方式来提高各种系统的性能。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类别。深度学习是一种利用海量信息进行学习的机器学习技术。例如，Das等人开发了一种卷积神经网络(CNN)，用于验证流量-容积轨迹是否符合ATS/ERS的肺通气功能测量质量控制标准。与呼吸技术人员的分类相比，CNN在可接受性和可用性方面的准确率分别为87%和92%。Jafari等人设计了一种利用肺通气功能数据和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MLPNN)检测肺功能正常和异常的系统，该系统根据流量-容积曲线将呼吸模式分为正常、阻塞、限制和混合模式。该系统在所有类别中的准确度为0.98，灵敏度为0.98，特异度为0.99。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两个神经网络被连接在一起，第一个神经网络将样本分为正常或异常，第二个神经网络将异常样本分为限制性或阻塞性模式，所有三种模式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性都超过了0.90。最后，机器学习不仅被用于诊断，还被用于日常应用，以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例如，Swaminathan等人使用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策略来早期检测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情恶化并进行后续分流。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及时发现病情恶化，并评估其严重程度，为患者提供行动计划。该策略与一组医生所做的评估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该策略在预测急诊需求方面表现良好。在另一项研究中，Cheng等人利用支持向量机提出了一种基于手机运动传感器的肺功能分类系统。这项研究分析了手机传感器捕捉到的行走模式，并创建了一个机器学习模型，将他们的肺功能完美地分为GOLDI/II/III类。COPD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疾病，具有严重的负担，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尽管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如此多的研究，但其诊断仍然是一个挑战。

肺功能检查是呼吸系统疾病重要的检查之一，对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效果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临床上常用的检查包括肺容量检查、肺量计检查、支气管舒张试验、支气管激发试验、肺弥散功能检查、气道阻力检查和运动心肺检查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临床实践的需求，肺功能检查相关的内容及规范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为及时掌握和更新学科动态，本文在延续近年肺功能研究进展综述的基础上，回顾了2022-2023年度与肺功能检查相关的文献，总结其在技术规范指南、预计值方程、影响因素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进展。一、肺功能检查规范更新质量控制是肺功能检查的生命线。2014年以来，我国呼吸专业学会等制定了一系列肺功能检查指南，对规范化应用、结果解读及强化肺功能检查质量控制等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等制定了《肺功能检查技术规范——脉冲振荡技术检查》指南，该文主要介绍脉冲振荡技术（impulseoscillometry,IOS）检查的适应证、禁忌证、检查方法、质量控制标准、结果解读、报告单格式及临床应用等方面，促进IOS检查在我国的规范化应用和推广［1］。随着便携式肺功能仪在基层医院、体检中心和疾病早期筛查中应用的普及，为提高便携式肺功能仪规范化应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制定了《便携式肺功能仪原理、质控及临床应用的中国专家共识》，主要阐述设备硬件、设备质量要求，操作要领、操作质控、临床应用和人员培训等几个方面［2］。肺功能检查规范和质量控制进一步提高。2023年5月1日起我国的肺量计国家卫生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主要针对用于测量人体时间用力呼气量肺量计的麻醉和呼吸设备（YY/T1804-2021），进一步提升肺功能器械标准质量［3］。在严格的技术质量控制的基础上，正确判读肺功能测试同样重要，肺功能诊断标准、分级标准，都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或思路。为加强肺功能检查判读标准化，ATS和ERS在2005年共同发布了肺功能检查的判读指南（“2005版”），并在2021年发布了更新版本（“2021版”）［4］，但对于支气管舒张试验反应(bronchodilatorresponsiveness,BDR）阳性的判断标准存在争议，2005年版BDR阳性标准为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expiratoryvolumeinthefirstsecond,FEV1）和（或）FVC用药后较用药前增加≥12%，且绝对值增加≥200ml，而2021版更新BDR阳性标准为舒张前后FEV1%pred和（或）FVC%pred变化值≥10%。虽然2021版标准避免了基线肺功能水平不同导致的误判，且减少了身高和性别的影响，但Presti和Johnson［5］指出采用2021版BDR阳性标准，可能会导致许多患者舒张后FEV1或FVC较基线改善30%～40%，不再归类为舒张阳性，因此没有选择支气管舒张剂进行最佳治疗。我国Li等［6］分别纳入完成支气管舒张试验支气管哮喘(哮喘)患者4457例、COPD患者7764例，并对比采用两版BDR阳性标准的阳性率差异，结果表明哮喘的2005-BDR阳性率和2021-BDR阳性率分别为63.32%和52.84%，COPD患者BDR的阳性率分别为30.92%和22.94%，采用2021版BDR阳性标准阳性率明显更低。我国广泛采用2005版BDR阳性标准，目前有关2021版BDR的临床研究数量尚较少。因此，对于我国采用何种BDR阳性标准，并指导疾病治疗更为合适仍需进一步探索。肺功能报告格式的质量控制是肺量计检查质量控制的关键一环，但我国长期肺量计检查报告格式混乱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不利于肺量计检查的推广应用。2022年，梁丽娟等［7］收集我国1562家医院的33365份报告单，最终每家医院选出1份，共计1562份报告单，针对受试者基本信息、检查指标、结果图形和结果评价4个部分关键和重要指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部分医院肺量计检查报告单格式与规范要求差距较大，预计值来源、吸气相和质量控制指标及质量控制评级等部分严重缺失，并建议在肺功能检查规范化相关培训中增添针对报告单格式的规范化培训，加强肺功能相关医务工作者对报告单各项指标的理解及应用。二、肺功能预计值研究进展建立合适的参考值可以有效帮助临床医生评估肺功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但肺功能水平受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以及种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建立参考值需考虑以上因素。2012年ERS全球肺功能倡议发表了多种族的肺量计预计值方程，但在不同国家推荐不一。全球肺功能倡议提出东南亚和东北亚肺量计预计值方程，并建议以秦岭淮河为界线分别在南方、北方使用［8］，但由于我国国土幅员辽阔，中国人采用两个不同地域的公式并不合适，特别是在横跨秦淮线的区域或采用统一方案的全国多中心研究等情况下更易引起混乱，不建议使用［9］。Wang等［10］进行了一项横跨我国华南和华北地区的横断面研究，收集并分析我国28个省11392名（南方4881名，北方6511名）20岁以上非吸烟健康人群的肺功能数据，推导出与全球肺功能倡议东南亚方程相似的预计值方程，且华南和华北人群的肺功能指标相似。该研究数据样本来源广泛，涵盖我国南北方多个省健康人群，进一步补充完善了我国各地区肺功能预计值数据库。IOS是一种基于强迫振荡技术的测量呼吸阻力的方法，操作简单，适用人群广泛，可提供全面的呼吸生理参数。为促进IOS的临床应用，我国Liang等［11］收集19家中国综合医院1318名成年健康受试者的IOS数据，并严格按照我国IOS质量控制标准建立了我国成年人IOS的参考方程，确定参考值。2022年，Wu等［12］收集我国2017-2019年17个省24家医院的6270名健康儿童IOS和肺功能测量数据，在原各地建立的儿童肺功能IOS正常值基础上，建立了中国4～17岁健康儿童IOS参考值并推导出预计值方程式，并与国外其他预计值方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该方程式比其他预计方程更适合中国儿童。肺龄是肺量计测定衍生的简化概念，使肺量计检查数据更容易理解，可用于慢性呼吸道患者肺功能加速下降或损害严重程度的评估。然而，由于肺龄估计方法的限制，其未被广泛使用。2022年，我国Liang等［13］分别纳入多中心3409名、280名和285名18～80岁的健康受试者、COPD患者和哮喘患者肺量计数据，建立了新的肺龄估计方程，并分析了COPD患者和哮喘患者的肺龄与实际年龄（Δ肺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Δ肺龄随着COPD患者或哮喘患者的气流受限程度加重而逐渐增加，说明肺龄可评估COPD和哮喘的肺功能加速下降或损害的严重程度。且由于该方程结合FEV1、用力呼出50%肺活量的呼气流量、用力呼出75%肺活量的呼气流量和身高等变量，可能对提升早期肺功能下降的关注更有意义。三、肺功能及其发育的影响因素肺功能水平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除了常见的生理因素（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等）外，基因和环境因素也会导致肺功能受损。2021年，我国学者首次对中国人群进行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分析，对中国嘉道理生物库100285名受试者的FEV1、FVC和FEV1/FVC进行单性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分析，发现9个、6个、3个基因位点分别与FEV1、FVC和FEV1/FVC显著相关［14］。Lee等［15］对血液DNA甲基化和肺功能大规模表观基因组关联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了1267个CpGs（1042个基因）差异甲基化与FEV1、FVC和FEV1/FVC相关。探索与肺功能相关的基因位点，可以加深对肺功能调节机制的理解，对研究基因相关的治疗靶点具有重要意义。肺功能不仅具有很强的遗传成分，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Melbourne等［16］开展了至今最大的全基因组基因和空气污染对肺功能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暴露于室外空气污染的平均水平时，某些基因型的FEV1每年平均下降达46ml，这大约相当于成年人9年的肺功能正常丧失。确定肺功能、基因和环境的关联性，可能有助于确定肺功能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高风险遗传亚群，然而其相互作用的生物学途径仍需进一步研究。个人肺功能发育始于妊娠早期，肺生长一直持续到成年早期（20～25岁），此时肺功能达到生理峰值平台，此后，肺功能不再发展，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17］。普通人群中大约4%～12%因肺部发育不良在成年早期未达到正常肺功能峰值［18］，且该群体成年早期呼吸道、心血管和代谢异常患病率更高，合并症的发生率较高和更早（约10年），全因死亡率也更高［19］。因此，国内外研究高度关注肺功能发育不良及成年早期肺功能低峰值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产前因素、低出生体质量、早期呼吸道疾病及儿童哮喘都会影响肺功能的发育［20-21］，导致成年早期肺功能低峰值。Gostelow和Stohr等［21］荟萃分析指出早产儿在成人时期FEV1明显降低，以及Satrell等［22］指出与足月出生的婴儿比较，胎龄≤28周或出生体质量≤1000g的婴儿在10～25岁期间弥散功能降低。Wang等［23］在BAMSE和PIAMA两个出生队列研究中分别观察到14.5%和4.1%低(或非常低)肺功能状态的受试者出现了肺功能追赶，2.4%和5.7%正常（或高或非常高）状态的受试者中观察到生长障碍。这表明从童年到成年早期个体肺功能状态的可塑性，大多数个体肺功能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稳定的，但一些处于低肺功能状态的参与者表现出追赶正常肺功能，并且一些初始肺功能正常或高肺功能的参与者出现生长障碍。因此，肺功能异常可能在生命早期就有致病根源，若能尽早识别肺功能生长轨迹异常的患者，尽早开始预防干预措施，可能可以纠正儿童时期异常的肺功能生长轨迹。目前对于肺功能生长轨迹异常患者预防、治疗的措施和时机尚不清楚，需要将来进一步研究。四、肺功能临床应用研究进展COPD是一种常见的、可防可治的疾病，以持续性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其发病率、病死率高。全球COPD发病率约10.3%［24］，中国COPD发病率为8.6%［25］。对于COPD诊断中气流阻塞的定义，最新2023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仍然采用支气管舒张后FEV1/FVC＜0.7作为标准，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该标准，会造成COPD诊断不足和过度诊断的现象，特别是在无症状患者，据统计全球COPD有10%～95%的诊断不足和5%～60%的过度诊断［26］。众所周知，随着年龄增长，肺弹性回缩力丧失，导致FEV1/FVC比率降低，所以FEV1/FVC可能会造成对老年COPD的过度诊断，而可能对年轻COPD（＜45岁）人群造成漏诊［27］。为了解决以上问题，ERS/ATS指南建议使用支气管舒张试验后FEV1/FVC低于正常值下限（lowerlimitofnormal，LLN）作为气流阻塞的标准［27］，且欧美多数研究证实，使用FEV1/FVC＜LLN可降低COPD漏诊率和过度诊断率［26］，但LLN更复杂，需要在不同的地区进行预计方程建立。由于COPD需结合临床进行诊断，且FEV1/FVC采用固定值较为简单，更容易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因此我国也继续采用FEV1/FVC固定值作为标准，但我国COPD诊断不足和诊断过度的情况尚不清楚。COPD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老年疾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COPD在早期起源，甚至儿童时期即存在肺功能异常［22,28］。因此，人们对终生肺功能轨迹变化的兴趣增加。最近，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2422名受试者，探索FEV1/FVC、FVC和它们组合的终生轨迹，并观察结局，分别在7、13、18、45、50、53岁进行肺量计测试，结果有低FEV1/FVC为阻塞型（25.8%）、低FVC为限制型（10.5%）、FEV1/FVC和FVC都低为混合型（3.5%）、两者都不低为对照（60.2%）4种肺量计模式，混合型和阻塞型发展为COPD的风险更高，这部分患者可能从早期COPD干预中获益，而限制型患者存在真正的肺部限制，并且在中年时期多发合并症的风险更高［29］。这提示，如果能早期评估肺功能，结合肺量计模式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并及时给予干预，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机会。除了常用的肺量计检测，其他肺功能检查也能客观评估COPD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如DLCO能够提供肺通气检查未能提供的信息。Ni等［30］对DLCO%pred在COPD中作用的荟萃分析研究中指出，DLCO%pred可能是COPD患者在严重程度、恶化风险、病死率、肺气肿和肺动脉高压等方面的重要衡量指标，且在COPD急性加重中，DLCO可能与FEV1一样好或更好［31］。另外，研究表明FVC/DLCO和FVC/DLCO/VA值对肺动脉高压的早期诊断很重要，作为常规进行的肺功能测试对于检测COPD患者的肺动脉高压具有重要意义［32］。因此，DLCO可考虑纳入COPD的多维评估工具中。哮喘是一种以气道炎症为特征的慢性疾病，肺功能测试有助于哮喘的诊断和管理。IOS检查操作简单，检查过程中受检者只需平静呼吸，因此特别适用于老年人、儿童及重症患者等无法完成传统肺功能检查的特殊人群，且IOS可提供丰富的呼吸生理参数，在哮喘的诊断和诊疗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Grell等［33］研究指出5Hz下呼吸阻力、20Hz下呼吸阻力、共振频率、电抗面积和5Hz与20Hz下阻力差值对患有持续性哮喘的儿童（平均年龄为4.9岁）具有诊断准确性，可用于预测学龄期肺功能异常（FEV1、FEV1/FVC、FVC＜LLN）；20Hz下呼吸阻力、5Hz下呼吸阻力和电抗面积是判断支气管舒张试验是否阳性的最佳IOS指标。在严重哮喘中，气道电抗X5可能是评估静态肺气肿的指标［3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和传播性，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公共安全。在全球范围内，截至2023年3月已有超过6.6亿人从COVID-19中康复［35］，但在感染后相当大比例COVD-19幸存者仍有不同系统的持续症状。肺部是受COVID-19影响最严重的器官，研究表明＞80%的重症患者肺功能受损，最显著的是肺弥散功能受损［36］。Zhang等［37］研究指出，COVID-19感染后6个月至1年，肺功能普遍改善，但是在感染后1～2年随访发现肺功能普遍下降。肺功能受损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下降显著相关，COVID-19危重疾病与较短的6分钟步行距离、肺功能差有关，运动耐力也与肺功能相关。肺功能测试作为评价呼吸功能最常用的客观指标，决定了COVID-19感染前后是否需要住院治疗［38］，因此医务人员必须注意COVID-19感染后肺功能的变化和恢复，为恢复期患者的长期治疗制定合理的干预措施。肺功能不仅与呼吸系统疾病密切相关，与其他系统疾病的相关性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一项全国性前瞻性研究指出，肺功能下降（FEV1、FVC）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风险增加有关，FEV1和FVC可以评估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病死率和全因死亡率风险及预测预后［39］。Cheng等［40］对14708名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参与者进行肺通气测定、了解肺部健康状态并跟踪随访25.4年，结果表明4.8%的受试者出现了心源性猝死，中度至极重度气流受限与心源性猝死风险增加有关，FEV1可提高心源性猝死的预测能力。因此，应鼓励进行肺功能检测，预测死亡高风险人群并积极实施预防干预措施。另外，Wang等［41］研究表明，神经退行性变和脑血管损伤都可能是肺功能痴呆相关的基础，肺功能低会增加患者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并加速进展为痴呆。肺功能指标（FEV1、FVC、最大呼气中期流量）每降低一个单位都与全因痴呆风险增加相关，在生命过程中，痴呆事件风险受个体肺功能的调节，保持最佳肺功能有助于预防痴呆症。综上所述，2022年以来，我国发布了肺功能检查技术规范——IOS检查，并发布了开展便携式肺功能检查的中国专家共识。肺量计器械国家卫生行业标准于202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我国分别建立了适用于中国健康成人及4～17岁儿童IOS的参考值和预计值方程式，并开发了肺龄估计方程。肺功能及其发育受基因和环境因素影响。COPD诊断需结合临床与肺功能，DLCO可考虑纳入COPD的多维评估工具。COVID-19感染后需注意肺功能长期随访。肺功能与心血管疾病、痴呆之间的关联被初步证实。

    怀孕属于正常的生理过程，虽然过程很长很艰辛，但是，正常的性生活还是可以适度进行的。孕早期三个月和孕晚期两个月属于怀孕相对不稳定的阶段，孕中期属于相对安全期，性生活可以尽量选择在孕中期进行。但是对于既往有不良孕产史，反复发生过流产、早产等情况的孕妇；此次怀孕时存在先兆流产、出血、腹部不适，周身情况不佳的孕妇等，都不适合开展孕期性生活。孕期性生活建议一定要使用避孕套，减少孕妇的生殖道感染几率。少刺激乳头，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宫缩。性生活的体位建议选择孕妇舒服的方式，不要给孕妇腹部太大的压力，孕晚期切忌女性平卧位，避免出现仰卧位低血压。要绝对禁止肛交。

怀孕的女性在排卵后的第6天，受精卵着床，滋养层细胞形成并且开始分泌hCG，大概在1天之后就能测到血浆中的hCG，同房一周后可以测到hcg。在怀孕早期，如果滋养层细胞发育良好，hCG会以每1.7-2天上升一倍的速度生长，这也就是早孕期“hCG翻倍”。单纯看一次hCG的值是没有办法判断宝宝是不是健康的。而且即使是孕周相同的孕妇，hCG值也没有可比性。因为hCG的正常值范围很广，最低值和最高值之间可能相差100倍以上。所以，想要判断hCG是否正常，最主要的是动态监测，看hCG值变化。前面提到如果滋养层细胞发育良好，hCG会以每1.7-2天上升一倍的速度生长，也就是如果隔天hCG能够翻倍，基本可以说明目前胚胎发育正常.研究显示，在正常发育的胚胎组中，孕5-6周的时候，有90%的孕妇hCG水平可以达到隔天倍增；到孕7-8周，只有80%的孕妇可以实现hCG隔天倍增。这也就是说明即使胚胎发育良好，在8周前也有10%-20%的孕妇体内的hCG水平不会达到隔天成倍增长的。没有翻倍也不一定就是胚胎发育不好。如果hCG一直增长缓慢，或者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那就要警惕是否有宫外孕或胚胎停育的可能。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怀孕时也害怕早期胚胎发育不好或者异常情况，我主要是怀孕妊娠反应明显，就一直在关注自己的反应，只要有反应，说明情况还好…但是还有其他危险信号吗？如果发生胚胎停育，孕妇的一切妊娠反应都会逐步消失：例如恶心呕吐消失，乳房发胀的感觉减弱。甚至阴道流有暗红色血性白带，腹痛流产。临床表现因人而异，有的甚至一点儿迹象都没有，就直接出现腹痛，然后流产，或胚胎停育后无症状，通过B超发现。当然胎停育的诊断最终还是要靠超声来诊断。

脑卒中又称脑中风、脑血管意外，常见症状如下：1、肢体无力或者活动不灵，尤其是偏侧肢体无力；2、肢体麻木，突然感到一侧面部或者手脚麻木，有的为舌麻、唇麻；3、头晕，特别是突然感到眩晕；4、肢体无力或者活动不灵；5、与平时不同的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时，或同时出现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晕倒；6、短暂性意识丧失或者个性和智力的突然变化；7、全身明显乏力、肢体软弱无力；8、恶心、呕吐或者血压异常波动；9、整天昏昏欲睡，处于嗜睡状态；10、双侧或者某一侧肢体不自主抽动；11、双眼突然一时看不清眼前的物体；12、视物成双，看东西有重影；13、饮水呛咳，吞咽困难等。一旦出现上述不适症状，要迅速拨打120，千万不要有休息一下可能就会好的想法，耽误治疗会失去最好的治疗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