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有两大方法论。一曰辨症施治;一曰整体思维。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辨别症状而后实施治疗,完全是正确的思维模式;各类病症,千差万别,连患者患什么病还没有搞清楚,何来对症下药?为什么中医也能医治一些“小病”,因为中医也在一定程度讲究调查研究,讲究“望、闻、问、切”。但是,中医所标榜的“整体”思维,就不敢恭维了!中医经常批评西医的思维模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却能看到人的“整体”;有些科学文化人更把西医的思维模式批评为“还元论”,把中医的思维模式吹捧为更科学的“系统论”。他们所持的一个理由是:辩证法提倡“全面地”看问题,而“还元论”却提倡“割裂地”(?!)看问题。为了突出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更符合于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在解放后出版的许多中医的典籍里,干脆就把中医古书里写上的辨症施治一词,偷偷改为辩证施治,理由是症、证二词可以通用;但是,为什么把辨别之辨,改为辩论之辩,却不作任何解释!仿佛中医的思维模式,是在“辩论”之中前进的!有相当一些人受骗上当,(包括何某人),以为中医从来是讲究辩证思维的,其实是一种“牵强附会”!需要澄清的是:中医所推崇的“整体”思维和人们所提倡的唯物辩证法完全是两件事!唯物辩证法的确提倡要从事物的全面联系和变化发展看问题,但是唯物辩证法更看重的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在研究某个具体事物的时候,要把组成这一事物的各种相互关联着的各种因素一一探讨清楚,同时还要从全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可以将这一“把握”称之为“整体”思维,但这是建筑在“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基础上的“整体”思维。所谓“还元论”其实就是要对事物的每一部分都作具体的分析,没有这种具体的分析,就谈不上什么整体的综合。问题是,中医所谓的“整体”思维,只是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语言,什么阴、阳、虚、实、水、火、湿、热等大说一通,然后就此开方下药!至于病人所患的疾病何在,并不能真正诊断清楚。其结果是:有时中医也能治好病,但说不清楚为什么能治好病,(其实,有些病,不治也能好);有时中医治不了某些病,但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病是不治之病!准确地说,中医的治病模式,远不是辩证法所提倡的整体思维,而是一种笼统思维!有些中医的吹捧者说,“西医也有治不了的病”。的确,现代医学并不能治所有的病!但西医的长处就在于它能告诉你,为什么你的病是不治之症,也能告诉你为什么某些药物和手术能治疗你的病。例如,心血器管的疾病往往被认为“难治之症”,但是,现代医疗手段却能将致病之原——血管狭小等因素查得清清楚楚,有时放几个“支架”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因某种原因不能用“支架”来扩充血管中的狭窄部分,它也能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放“支架”。其实,连中医自己也说:“医者,意也”;“医者,艺也”;有时又说“医者,易也”!其实,中国的《易经》,是一部讲占卜的书。《易经》似乎也探讨了不少的辩证法,但总的来说,《易经》中的辩证法,大多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就曾深刻地说过,“我的辩证法,不仅在根本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正相反对!”“医者,易也”的提法,正好表明中医所遵循的思维模式,是“倒立着”的唯心辩证法!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中医只有10%的精华,而糟粕却要占到90%!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一“笼统”思维至今仍是中医学里的“主导”思维!这一思维模式往往使病人不能得到正确的及时的诊断,或用错了药,或延误了治疗的时机。为什么“林妹妹”陈晓旭年仅42岁,就会因乳腺癌而英年早逝?其实,乳腺癌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要未到癌症晚期(亦即尚未大面积扩散到其它部分),完全可以用“开刀+放疗”,或“开刀+化疗”来解决,甚至不开刀就能治疗。但如果信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以为“抓点中药”就能治好,一旦癌症全身扩散那就“回天乏术”了!现在网上和某些报刊,为中医未能治好“林妹妹”的乳腺癌而“鸣冤叫屈”!理由是癌症是不治之症,只不过是中医碰上了这种不治之症!其实,“林妹妹”到了癌症晚期也曾找过西医,西医也未能治好处于晚期的乳腺癌!但是西医会明明白白告诉你,为什么癌症的早期甚而是中期,还可以手术治疗,而晚期却无法治疗!但如果“林妹妹”患上了乳腺癌,却未能得到正确的诊断,因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那就不能认为是中医害了“林妹妹”了!现在一些人在网上批评何某人“全盘打倒中医”,“粗暴判定中医”,有些人还在报刊上批评何某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李逵”。其实,何某人只想打倒中医中“属于90%的糟粕”,因为这些“糟粕”确实对社会公众构成危害!——所谓“全盘打倒中医”,“粗暴判定中医”,所谓不分青红皂白的“李逵”,只不过这些人无法回答我们的质疑,而拿出的一顶帽子。——明明中医没有能力对乳腺癌进行科学的诊断,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中药能治好乳腺癌,但却宣称中医善于治疗“疑”难杂症。为什么这里对“疑”字打了一个引号?“疑”者,弄不清楚之谓也。你连病症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竟然敢于宣称善于治疗“疑”难杂症?!为什么何某人要拿“林妹妹”说事,原因就在于“林妹妹”是一大批受害人群中的一位。最近读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的在2007年1月出版的《病榻杂记》。此书有一大“亮点”,——季老先生竟在书中写了长长的一节,“辞国学大师”!但令人更感兴趣的,是季老先生回顾了他先请中医,后请西医,治疗“癣疥之疾”的经历。由于这完全是纪实的文字,而且季老先生秉笔直书,指名道姓,不夸大其词,也不为贤者讳。所以,将在下面摘录一些有关段,并略加评注,也许有助于澄清人们对中、西医问题的认识。“大概在两年前,全身忽然发痒,夜里更厉害。我对病的政策一向是拖。但是,看来病的劲比我大,决心似乎也大。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屈服吧。屈服的表现就是到了西苑医院。”“西苑医院几乎同北大是邻居。在全国中医院中广有名声。而且那里有一位大夫是公认为皮肤科的权威,他就是邹大夫。从第一次看病起,我就发现邹大夫的一些特点。他对病人笑容满面,和颜悦色,一点大夫容易有的超自信都不见踪影。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医德’。在治疗过程中,医德和医术恐怕要平分秋色吧。我把我的病情向邹大夫报告清楚,并把手臂上的小红点指给他看。他伸手摸了摸,号了号脉,然后给我开了一服中药。回家煎服,没有几天,小红点逐渐消失了。不过身上的痒还没有停止。这样对付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能把病拖垮,病却似乎要占上风。我两个手心里忽然长出了一层小疙瘩,有点痒,摸上去皮粗,极不舒服。这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拖病政策失败了,赶快回心向善,改弦更张吧。于是,又由玉洁和杨锐陪伴着走进了邹大夫的诊室。他看了看我的手心,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典型的湿疹!’又站起来,站在椅子背后,面对我说:‘给你吃一服苦药,很苦很苦的!’取药回家,煎服以后,果然是很苦很苦。我服药虽非老将,但生平也服了不少。像这样的苦药还从来没有服过。我服药一向以勇士自居,不管是丸药还是汤药,我向来不问什么味道。拿来便吃,眉头从没有皱过。但是,这一次碰到邹大夫的‘苦药’,我才真算是碰到克星。药杯到口,苦气猛冲,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解万难,几口喝净,又赶快要来冰糖两块,以打扫战场。”“服药以后,一两天内,双手手心皮肤下大面积地充水。然后又转到手背,在手背和十个指头上到处起水泡,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但是泡里的水势都异常旺盛,不慎碰破,水能够滋出很远很远,有时候滋到头上和脸上。有时候我感到非常腻味,便起用了老办法,土办法:用消过毒的针把水泡刺穿,放水流出。然而殊不知这水泡斗争性极强,元气淋漓。你把它刺破水出,但立即又充满了水,让你刺不胜刺。有时候半夜醒来,瞥见手上的水泡——我在这里补一句,脚上后来也长起了水泡——,心里别扭得不能入睡,便起身挑灯夜战。手持我的金箍狼牙棒,对水泡一一宣战。有时候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只能刺破一小部分,人极疲烦,只好废然而止。第二天早晨起来,又看到满手的水泡颗粒饱圆,森然列队,向我示威。我连剩勇都没有了,只能徒唤负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败兵之将,不敢言战矣。”“不敢言战,是不行的。我于是又想到了邹铭西大夫。邹大夫看了看我的双手,用指头戳了戳什么地方,用手指着我左手腕骨上的几个小水泡,邹大夫面色很严肃,说道:‘水泡一旦扩张到了咽喉,事情就不好办了!’此时,邹大夫的表情更严肃了。‘赶快到大医院去住院观察!’只可惜我没有立即执行,结果惹起了一场颇带些危险性的大患。”“张衡,是我山东大学的小校友。7月27日晚上,我已经睡下,小校友张衡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手里拿着白矾和中草药。他立即把中药熬好,倒在脸盆里,让我先把双手泡进去,泡一会儿,把手上的血淋淋的水泡都用白矾末埋起来。双脚也照此处理,然后把手脚用布缠起来,我不太安然地进入睡乡。第二天早晨一看,白矾末确实起了作用,它把水泡粘住或糊住了一部分,似乎是凝结了。然而,且慢高兴,从白矾的下面或旁边又突出了一个更大的水泡,生意盎然,笑傲东风。我看了真啼笑皆非。”“张衡决不是鲁莽的人,他这一套做法是有根据的。他这一套似乎是民间验方和中医相结合的产物。根据我的观察,一开始他信心十足,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端,用不着担心。但是,试了几次之后,他的锐气也动摇了。有一天晚上,他也提出了进医院观察的建议,他同邹大夫成了‘同志’了。可惜我没有立即成为他们的‘同志’,我不想进医院。”“在从那时以后的十几二十天里是我一生思想感情最复杂最矛盾困惑的时期之一。中国人常使用一个词儿‘癣疥之疾’,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自己患的正是‘癣疥之疾’,不必大惊小怪。张衡就曾说过,只要撒上白矾末,第二天就能一切复原。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水泡的声威与日俱增,两手两脚上布满了泡泡和黑痂。静夜醒来,我偶尔摸一下指甲盖,发现里面也充满了水,我真有点毛了。这种地方一般是不长什么东西的。今天忽然发现有了水,即使想用针去扎,也无从下手。我泄了气。左右考虑,思绪不断,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病中了。结论一出,下面的行动就顺理成章了:首先是进医院。于是就在我还有点三心二意的情况下,玉洁和杨锐把我裹挟到了301医院。”“说老实话,过去我对301医院的皮肤科毫无所知,这次我来投奔的是301三个大字。本科的人数不是太多,只有十几人。主任就是李恒进大夫。副主任是冯峥大夫,还有一位年青的汪明华大夫,平常跟我打交道的就是他们三位。不久我就发现了他们身上一些优秀的亮点。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他站在旁边,我看到他陷入沉思,面色极其庄严,自言自语地说道:‘药用太多了,这么老的老人怕受不了。用少了,则将旷日持久,治不好病’。最后我看他下了决心,又稍稍把药量加重了点。这是一件小事。无形中却感动了我这个病人。以后,我逐渐发现在冯峥大夫身上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也十分突出。”这极大地增强了季老的信心。“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进院时并没有结论。但301医院却动员了全科和全院的大夫,再加上北京其他著名医院的一些皮肤科名医,组织了两次大会诊。我是8月15日下午四时许进院的,只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第一次会诊就举行了,可见李大夫心情之迫切。在扑朔迷离中,我偶一抬头,看到了邹大夫的面孔,原来他也被请来了。紧接着在第二天上午就举行了第二次会诊。这一次是邀请院内的一些科系的主治大夫,研究一下我皮肤病以外的身体的情况。最后确定了我患的是天疱疮。”“但是,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我已经上了床躺下了,在尚未入睡之前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这本来是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是没有舔到而已。今天一旦舔到,忽然联想起邹大夫的话和李恒进大夫对我的要求,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立即紧张起来。难道水泡已经长到咽喉里面来了吗?”“常言道:‘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第二天早晨,大夫就通知要进行B超检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看,大概有的大夫就把这现象同皮癌联系上了,于是让我进行彻底的B超检查。经过十分认真的检查,结论是,我与那种闻之令人战栗的绝症无关。这对我的精神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解脱!”由于“以李、冯两位主任为代表的皮肤科的十分小心谨慎的医风,许多假设都被否定,现在能够在我手脚上那种乱糊糊的无序中找出了头绪,抓住了真实的要害,可以下药了。但是,他们又考虑到我的年龄。药量大了,怕受不了;小了,又怕治不了病,再三斟酌才给定下了药量。于是立即下药,药片药丸粒粒像金刚杵、照妖镜,打在群丑身上,使它们毫无遁形的机会,个个缴械投降,把尾巴垂了下来。水泡干瘪了,干瘪的结成了痂。在不到几天的时间内,黑痂脱落,又恢复了我原来手脚的面目。我伸出了自己的双手,看到细润光泽,心中如饮醍醐。”“奇迹终于出现了。我这一次总算是没有找错地方。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心旷神怡,乐不可支。”以上是有关季老先生从发现到治疗天疱疮经历的一个摘录。季老先生的文字是很生动的,有治疗经过的记载,有个人心情的叙述,有医院作风的评论,有对朋友和大夫的感谢,有“医德、医术、医风”的种种议论。由于全文过长,只好仅仅摘录了有关治疗过程的记载。从这里的摘录中,我们将不难得到如下的启示:1)天疱疮大约算不上什么疑难杂症。第一,它有确定的名称;第二,并没有其它并发症;第三,只要用药正确,3~5天就好!关键在于能否得到科学的正确的诊断。2)中医的最大弱点就在于难以对病症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就不能不对中医名为“整体”思维,实为“笼统”思维的质疑!3)毕竟天疱疮是“癣疥之疾”,连“癣疥之疾”都不能及时做出正确诊断的中医,又怎能期望它能治疗急病、重病、大病?!4)必须痛斥“偏方治大病”,这种害人不浅的说法。5)但是,我们也必须赞扬一下“在全国中医中广有名声”的西苑医院,要赞扬一下西苑医院里“公认为皮肤科的权威”的邹铭西大夫,毕竟这一西苑医院和在其中工作的邹铭西大夫有良好的医风、医德。一旦发现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出现了问题,立刻建议“赶快到大医院去住院观察”。——很不幸,这并不是当前中医界的主流!6)糟粕就是糟粕,精华就是精华;不能把精华说成是糟粕,更不能把糟粕说成是精华!因为这要危害社会,危害人民!
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1年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呼声很高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落选。当天,这名“顶级海归”在博客上发布半年前即已准备好的一份声明,称“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如何事先料定自己落选?院士增选制度问题何在?几经电话沟通,饶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邮件采访。 >>对话人物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科学界学风浮躁、教授搞关系不搞学术、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等问题。 希望他们改正错误 京华时报:你那篇宣布不再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点击量已经接近8万次,网上对这件事关注度很高,公众的这种反应你之前想到过吗?是否会给你造成压力? 饶毅:我知道科学界会有反应,海外生物学界会有反应,我没有预料到公众的反应。不过不造成对我的压力。 京华时报:你在博客中说,是出于对中国科学院前辈科学家、院士的推崇、敬佩、尊重和感谢,才于年初接受推荐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参选之前,你对增选院士本身怎么看?这种看法现在有无变化? 饶毅:没有变化,对于好的科学家,我继续尊重,无论他们是否是院士。同理,对于不好的,我自然知道,也与他们是否是院士无关。 京华时报:你对自己落选一事似乎早有预料?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种判断的? 饶毅:我遭打压、排斥早已不是第一次。以前一些不是院士的,而且可能我帮助过的人,也因为我回国而这么做过。 京华时报:得知你落选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也在媒体上做出回应,对你的落选表示不理解。据了解,施一公也参加了此次院士增选。同样是从海外归来的讲席教授,你觉得他有希望入选吗? 饶毅:我觉得他下一轮必定会进。我希望中国科学院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后,改正错误。对于很多还在观望的海外优秀科学家,这是一个信号。目前,人们误以为一批海外正教授回国了,其实据我估计,生物学全时回国的正教授不到10人,其中一半在北大各个院系,中国科学院有几个所长还未全时到位,其他大学的院长也未全时到位。其中有些人在过渡,有些人在观望,他们最怕的可能就是国内的关系网。我希望,以个人声明来扭转这个具体问题,使其他海外学者能全时回国。 京华时报:据了解,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都会增选院士,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有十多名科学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们的院士增选流程是怎样的?和中国有哪些不同? 饶毅:国外的院士增选,你是否被推选,自己是不知道的。中国的院士增选,理论上也是推选和推荐,但个人知道。中国的院士增选有公示这个环节,国外则没有,当选的人往往都是结果公布后才知道的。国外对于荣誉的给予,都是秘密操作,这样做最合理,因为当事人不会参与其中。而我们是应该公开的事情不公开,不用公开的事情却公开,自寻烦恼。 落选无碍研究教学 京华时报:在你发表这篇博客后,有网友支持你的决定,觉得你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良心,希望你坚持走自己的路。但也有不赞同的,觉得你不适应中国“国情”,建议你回美国去。对于种种说法,你怎么看? 饶毅:可能不用宏大叙事。我认为我可以在中国做很好的科学研究,也可以教学。我的目的不是院士,所以,不做院士肯定不影响我做研究和教学。 京华时报:2007年回国之前,你已经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和优厚的个人待遇。你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回国,面对的却是国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会不会感到失望,或是后悔当时的选择? 饶毅:不会。 京华时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78年以来,中国有超过13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只有不到30%的人返回中国。作为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位从美国著名大学全职归来的讲席教授,你对此怎么看? 饶毅:我仍然认为回国是有意义的。 京华时报:你和施一公的回归,曾在海内外华人生物学界反响强烈。甚至有人认为,你们的选择可以与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比肩。你觉得此次落选风波,是否会挫伤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归的决心? 饶毅:我觉得这样比喻不对。我希望通过我的行为,扭转观望的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回国决心。 京华时报:在你看来,与国外相比,中国学界不能网聚人才的根源在哪? 饶毅:人员间矛盾多于国外。 京华时报:你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率先推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是什么?有什么难点?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饶毅:我基本不谈自己做的改革。因为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无需和外界讨论,自己扎扎实实做就是。对外界谈的,都是需要在外界推动的事情。学院内部的事情,一般来说无需这么做。 解决不了绝不发言 京华时报:在学界,你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但公众知道你更多是因为你大胆、犀利的言论。在宣布不再参选院士之前两天,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改变科学界浮躁的一个步骤回国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呼吁“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不怕得罪同行么? 饶毅:要改革,就不能怕得罪人。生物学界,直接从博士后变成正教授的现象,是很多人公认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有位搞数学的研究员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要求比这高很多。所以就是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生物学继续给予高职称也是不公平的。 京华时报:听说你的批评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给出解决方案才会说”,为什么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 饶毅:如果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如何批评别人?比如铁路的问题,我不仅不是专家,也想不出来怎么解决,我绝对不发言。(王硕)media_span_url('http://www.chinanews.com/lxsh/2011/08-22/3273256.shtml')//
前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和不良反应[1],深刻改变了恶性肿瘤的治疗现状。ICIs的疗效产生模式明显不同于细胞毒药物和分子靶向药物,除了延迟出现的肿瘤退缩、更持久的生存获益、以及假性进展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肿瘤进展类型,称为超进展(hyperprogressive disease, HPD)。HPD是一种肿瘤加速生长现象,多见于使用了ICIs的晚期癌症患者,往往伴有严重的生活质量下降和极差的预后(见图 1)。HPD出现对当前ICIs的疗效评价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近期,一些研究对ICIs所致HPD的发生、临床相关性以及分子机制等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本文将聚焦ICIs所致HPD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1 HPD的发现在一些头对头比较ICIs和标准化疗的临床试验中,出现了两条生存曲线的“交叉”现象,这些研究包括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CheckMate 057[2]和CheckMate 227[3]、头颈部鳞癌的CheckMate 141[4],尿路上皮癌的Keynote 045[5]和IMvigor 211[6],以及胃癌的Keynote-062研究[7]。接受ICIs的患者早期发生的肿瘤快速进展,被认为是发生这种“交叉”现象的原因所在[8]。Champiat 及其团队[9]基于肿瘤生长比率(tumor growth rate, TGR)和肿瘤生长速率(tumor growth kinetics, TGK)两个指标,首次报道了HPD现象。此后,一系列的研究应用以上方法评估了HPD的发生。1.2 HPD的评估当前,HPD的评估绝大多数以TGR或TGK为基础。TGR的计算以RECIST 1.1标准为基础,计算多个时间点靶病灶最大单径之和的变化,并使用自然对数进行校正而得。TGK的计算与TGR类似,也观察靶病灶最大单径之和的变化情况,但不予对数校正。HPD则被定义为与使用ICIs前相比,首次评估时靶病灶的TGR或TGK > 2[10]。与当前使用的RECIST 1.1标准相比,HPD的评估需要在更早的时间点(基线状态之前4~6周)获得肿瘤负荷的数据,用以第一次TGR的计算。然而,以上HPD的评估方法仅限于肿瘤的靶病灶,而没能考虑到非靶病灶的出现和变化。在实际临床实践中,基线水平之前的CT扫描资料经常难以获得;患者在一线治疗之前没有临床可检测到的肿瘤生长,没有肿瘤最大单径可供计算,无法计算TGR或TGK。因此,有学者将快速进展作为HPD的替代指标。快速进展(fast progression, FP)被定义为治疗开始6周内,靶病灶最大单径增大超过50%(一般意义上的进展为靶病灶最大单径超过30%),或在12周内由于肿瘤进展死亡[11]。另外,至治疗失败时间(time-to-treatment failure, TTF) 短于两个月也被认为是评估HPD的替代指标[12]。然而,如果使用替代指标快速进展,则有可能将假性进展误认为HPD,因为假性进展的肿瘤最大单径也可能超过50%;或者本该是HPD的患者(TGR或TGK > 2),因不能满足快速进展的标准(靶病灶最大单径 > 50%)而遗漏;再者,使用这些替代指标时,无法动态反映ICIs对肿瘤生长的影响。2 HPD的机制探索当前,HPD的发生机制依旧不清。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试图阐明HPD发生的内在机制。这些探索性研究对于明确HPD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包含多种肿瘤的研究表明,鼠双微体(murine double minute homolog-2, MDM2)基因扩增与HPD的发生相关[10]。业已证明,MDM2可抑制P53活性,而IFN-γ可增加MDM2的表达,进一步抑制P53的活性[20]。而Peng W等[21]的研究表明,ICIs可增加肿瘤部位IFN-γ的生成,因此推测IFN-γ-MDM2-P53轴有可能介导了HPD的发生。在一项小鼠模型研究中[22],感染了结核杆菌的PD-1敲除小鼠产生了超量的IFN-γ,导致了小鼠的死亡。这个研究从另一项角度证实了PD-1阻断和IFN-γ分泌的关系,这个结论仍然缺乏临床研究的佐证。HPD发生前后可能会发生有意义的基因表达改变。一项研究观察了一例肾透明细胞癌和一例食管癌患者,这两例患者在使用ICIs之后发生了HPD,通过分析发生HPD前后分子改变,发现一些抗原处理基因的表达出现了下降,IGF-1、ERK/MAPK和PI3K/AKT通路活性上调,同时发现一些抑癌基因表达缺失,包括TSC2和VHL [23]。如前所述,HPD的发生似乎与放疗相关。研究表明,放疗可通过多种途径导致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如放疗可以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促进肿瘤血管新生和肿瘤生长[24];其次,放疗也可以上调TGF-β的表达,进而抑制T细胞和DC的活化[25-27]。PD-1阻断导致的其它免疫检查点的上调有助于免疫逃逸的重新出现,加速肿瘤生长[28]。免疫微环境的改变与HPD的发生关系最为密切。IgG型单抗的Fc段与巨噬细胞对应的受体FcγR的结合会引发ADCC效应,并因此消耗巨噬细胞和NK细胞,从而降低细胞免疫水平,促进肿瘤的进展[29]。一项恶性黑色素瘤的体内研究发现,敲除小鼠FcγR可以增强PD-1单抗的抗肿瘤效应,直接证实了FcγR和ICIs的疗效相关性[30]。另一项研究在NSCLC患者探索了Fc/FcR相互作用介导HPD发生的机制。104例发生了HPD的患者肿瘤组织中显示了M2型 PD-L1+巨噬细胞的大量存在,后者通过耗竭PD-1单抗,并分泌IL-10介导HPD的发生[14]。上述两个研究分别从基础和临床角度证实了ICIs诱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改变,从而介导HPD发生的内在机制。调节T细胞(Treg)具有高度的免疫抑制作用,在抗肿瘤免疫反应中发挥了负性调节作用。一项研究检测了接受ICI治疗前后的胃癌肿瘤组织,发现HPD患者肿瘤组织的Treg细胞数量增多[31]。 另外一个关于胃癌的体外研究也表明,基因敲除Treg细胞的PD-1,或使用PD-1单抗阻断Treg细胞PD-1与配体的结合,发现Treg细胞的活性增加,肿瘤抑制效应增强[31]。从这些研究得知,PD-1+ Tregs很有可能介导了胃癌HPD的发生(见图2 )。 3 小结HPD可以发生于几乎所有恶性肿瘤,与特定ICIs药物的种类无关。在临床实践中,HPD、一般意义的疾病进展,以及ICI所特有的假性进展三者的甄别具有重要意义。当前,TGK和TGR是评估HPD的主要指标,快速进展和TTF是HPD的两个替代指标。ICIs所致的HPD的预测依然令临床医生充满疑惑。放射治疗、高龄和较大的肿瘤负荷在一些研究中似乎与HPD的发生相关。ICIs所致HPD的内在机制依旧不清。目前认为,肿瘤驱动基因的异常表达,肿瘤微环境的重塑,免疫细胞亚型的“漂移”,其它免疫检查点通路的代偿性激活等可能参与了HPD的发生。也有学者对是否真正存在HPD,以及HPD与ICIs的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HPD只是ICIs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肿瘤自然病程的体现,或者认为HPD并非ICIs所特有,其它治疗、甚至未经治疗的肿瘤也可以出现HPD现象[11, 17]。至于生存曲线的“交叉”现象,被认为是化疗药物发挥疗效比ICIs更快(至治疗响应时间短),而不是因为ICIs引发HPD所致[8]。鉴于此,在今后ICIs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中,应该将HPD作为探索性指标加以分析,最终回答这些质疑。总之,HPD是一种全新的肿瘤进展方式,发生机制不清,临床相关性和预测因子有待进一步阐明。当前研究远未能揭开HPD的全貌,亟待未来进一步探索。参考文献(略)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已成为恶性肿瘤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包含一系列事件的组合反应,涉及多条兴奋性信号通路和抑制剂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前者引发针对外来抗原的适应性免疫,后者避免了自身免疫的发生。抗原特异性T细胞识别抗原递呈细胞递呈的抗原和MHC复合物之后,相继经历初始的克隆选择阶段、启动阶段和激活阶段。另外,对于T细胞的完全激活效应,T细胞和抗原递呈细胞两者协同刺激分子的相互作用必不可少。T细胞激活和增殖之后,可以顺着化学因子介导的浓度梯度到达特定部位。效应T细胞在识别相同抗原之后,可释放γ -干扰素(IFN-γ)和其它细胞因子,引发细胞毒效应和抗肿瘤效应。肿瘤细胞被清除后,记忆性T细胞得以形成,并保持静默状态,直至相同抗原重新暴露。在生理状态下,免疫检查点在T细胞激活引发的炎症反应中发挥负性调控作用。很多恶性肿瘤通过上述机制避免免疫杀伤,而免疫检查点的抗体则可以阻断这种负性效应,发挥抗肿瘤效应。当前,共有七个ICI经过美国批准上市,包括一个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单抗(伊匹木单抗), 三个程序性死亡分子(PD-1)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和 Cemiplimab), 以及三个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单抗 (阿替利珠单抗、德瓦鲁单抗、Avelumab)。肿瘤免疫治疗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在于肿瘤缓解率的提高往往可以转化为生存期的延长。与之相对应,一些免疫新药临床试验的生长曲线出现了“长拖尾”效应。然而,ICI治疗恶性肿瘤真正能够获得缓解的比例并不高。肿瘤突变负荷、微卫星状态、PD-L1的表达水平及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的水平均可影响ICI的疗效。如今,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巨大挑战正是来自于ICI复杂的耐药机制,以及针对不同耐药机制的克服策略。根据ICI耐药发生的时机,可以分为原发性耐药和获得性耐药,前者指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后从未出现缓解的情况,后者指初始缓解之后出现的肿瘤进展现象。免疫新药的耐药现象也可以分为内源性耐药和外源性耐药。内源性耐药指源自肿瘤细胞本身的改变引起的耐药,如免疫识别过程改变、细胞信号通路改变、基因表达改变、DNA损伤修复反应等;外源性耐药指外界因素影响了T细胞激活的所有过程。以下分述各种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和克服策略。当前克服ICI耐药的研究尚处于初始水平,无法达到针对不同机制,一一对应、各自攻破的的高度。联合治疗策略有助于提高肿瘤组织免疫原性,提高DC抗原递呈能力,改善CTL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减轻T细胞耗竭发生,降低或延缓耐药发生。以下从临床角度分别叙述克服ICI耐药的研究进展。1 “双免”疗法两种不同机制ICI的联合使用有助于克服耐药,提高疗效。在恶性黑色素瘤的研究中,“双免”联合优于单一药物[44]。抗CTLA-4和抗PD-1治疗两者发挥作用的时相不同。抗CTLA-4 单抗在T细胞启动阶段发挥作用,而抗PD-1 抗体则在效应阶段的后期重新激活T细胞,发挥作用。另外,抗CTLA-4 单抗有助于清除肿瘤微环境中的Treg,扩展肿瘤抗原识别范围,增强CTL介导的抗肿瘤效应[45]。2 与化放疗联合传统的抗肿瘤手段化疗和放疗亦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联合化疗和放疗是克服ICI耐药的重要策略。化疗可以杀灭或损伤肿瘤细胞,增加肿瘤抗原释放,有助于提高肿瘤对ICI治疗的敏感性;化疗有助于清除骨髓来源巨噬细胞、Treg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三者是非常重要的免疫抑制细胞[46]。如在结肠癌肿瘤模型研究发现,环磷酰胺可以清除Treg,并和ICI产生协同抗肿瘤效应;阿霉素可清除骨髓来源巨噬细胞,增加ICI在乳腺癌的疗效;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也发现,清除免疫微环境之中的免疫抑制细胞,有助于提高ICI的抗肿瘤效应。化疗药物也可促进T辅助细胞Th1/Th2的转变,增强CTL的活力。在肺癌临床领域,ICI联合化疗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都优于当前的标准治疗方案[47, 48]。放射治疗联合免疫治疗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未来抗肿瘤治疗研究热点所在。放射治疗也可促进肿瘤抗原释放,提高肿瘤微环境的炎症反应水平,有利于ICI发挥作用。放疗有助于DC的活化,增加炎性因子的释放,促进TIL向肿瘤组织趋化[49]。放疗引起的肿瘤细胞损伤促使局部肿瘤抗原的释放,发挥“原位疫苗”或“个体化疫苗”的功效[50]。局部肿瘤回缩引起的全身抗肿瘤免疫反应称为“远隔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存在多种模式,例如序贯抑或同步,也包括不同的治疗时机和剂量分割方式等[51]。一些临床试验正在探索放疗联合ICI治疗晚期恶性肿瘤的疗效[52]。3 与肿瘤治疗疫苗联合肿瘤治疗疫苗,如DC疫苗和多肽疫苗,可以促进抗原递呈反应和T细胞免疫反应的启动,有助于将“冷”肿瘤转变为“热”肿瘤,延缓和克服耐药[53]。肿瘤治疗疫苗的研发是实现个体化免疫治疗的重要途径。NY-ESO-1疫苗在一小部分患者中尚可巩固免疫记忆[54]。未来肿瘤治疗疫苗成功研发取决于更多泛肿瘤抗原的发现和鉴定。4 与共刺激分子类似物或拮抗剂联合T细胞和抗原递呈细胞表明的共刺激分子有促免疫和抑制免疫之分。ICI联合促免疫的共刺激分子类似物,有助于放大抗肿瘤免疫反应,克服ICI耐药发生。这些分子如ICOS (诱导性T细胞共刺激分子), OX40(CD134)、CD28、TNFRSF9 (4-1BB 受体或 CD137) 、糖皮质激素诱导的TNFR相关蛋白等。一些共刺激分子还可促进CD8+T细胞的增殖和抗肿瘤免疫效应,抑制Treg的抑制效应[55]。另外一些共刺激分子,如TIM-3、TIGIT及LAG-3等,可发挥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作用。靶向这些抑制性共刺激分子的新型ICI,有助于避免T细胞耗竭[56]。ICI联合共刺激分子类似物或抑制剂具有广阔的转化前景。5 与分子靶向药物联合ICI联合各种不同作用机制的分子靶向药物,有助于提高疗效,延缓和克服耐药。例如,VEGF不仅介导肿瘤血管新生,也可抑制DC成熟,减弱T细胞的浸润,发挥免疫抑制效应,VEGF抑制剂贝伐珠单抗则具有重要的免疫正向调节作用。ICI和抗血管生成治疗的联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应用前景[57]。针对原发性肝癌的研究体现了这种组合的巨大潜力。ICI联合BRAF抑制剂、MEK抑制剂及EGFR抑制剂也取得了协同抗肿瘤效应。新近研究显示,一些信号通路异常活化与ICI耐药相关,如PI3K-AKT-mTOR通路、HIF通路、JAK/STAT通路和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等。表观修饰可以改变免疫调节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影响抗原处理和提呈过程,介导免疫逃逸反应。去甲基化制剂可使一些免疫相关基因重新表达,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治疗价值,特别适合用于联合ICI[58]。ICI联合TGF-β抑制剂、IDO抑制剂和巨噬细胞抑制剂,有利于逆转抑制性免疫微环境,延缓耐药发生。 此外,联合溶瘤病毒、过继性自体细胞回输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部分组合正在进行临床前水平的探索[59]。6 粪便细菌移植技术肠道菌群也可作为辅助手段选择用于和ICI的联合治疗。目前已知饮食可以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纤维素的摄取可以提高宿主免疫反应水平,增加ICI的疗效。一些益生菌可以重塑肠道菌群,被用于和ICI的联合治疗。研究表明,粪便细菌移植有望克服裸鼠肿瘤对ICI的耐药[60]。一个Ⅰ期临床试验以对ICI耐药的胃肠道肿瘤为研究对象,拟探索粪便活菌移植对再次跨线使用ICI的增效作用(NCT04130763)。小结本文讨论了ICI引起耐药的可能机制和逆转策略。ICI有可能在小部分患者获得持久的临床疗效。为了减少耐药,多种治疗策略的联合有助于减少或延缓耐药发生。分子标志物检测对于预测ICI的疗效至关重要。当前使用的疗效标志物主要包括PD-L1表达、TMB、TIL及MSI-H等。然而,由于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复杂性,以及肿瘤存在的巨大异质性,疗效的预测和标志物的筛选依旧困难重重,面临较大的挑战性。全基因组测序和表观遗传分析有助于更好地选择优势人群,进行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另外,治疗前后肿瘤组织和外周血的检测有利于发现有价值的靶标。免疫反应的全过程都可以介导抗肿瘤效应的逃逸。影响ICI疗效和耐药的主要因素既包括宿主免疫组分特征,也包括肿瘤本身的特征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微生物组。免疫新药耐药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肿瘤免疫原性的改变、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免疫识别和结合过程的异常改变,以及癌细胞信号通路改变等,都不同程度参与ICI耐药的发生。ICI耐药的逆转研究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一些研究表明,增加肿瘤组织免疫原性,促进T细胞启动免疫反应,克服T细胞耗竭,改善肿瘤组织微环境,增加T细胞向肿瘤组织的趋化,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等,有助于ICI耐药的克服。充分利用不同治疗策略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行联合治疗,是当前降低或延缓ICI耐药的可行举措。临床实践中,可以考虑将免疫新药和其它治疗策略进行联合,包括化疗、放疗、各种分子靶向药物、巨噬细胞抑制剂、细胞因子抑制剂、病毒疗法及肿瘤疫苗等。探索肠道菌群对ICI疗效影响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当中。相信随着恶性肿瘤的免疫治疗及耐药机制探索的不断深入,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将会从免疫治疗中获益。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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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隐约但确定地“知道”,美国肥胖流行的原因是脂肪,那么,很多人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你错了。时报专栏作家戴维·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在我们的戒糖指南中写道,制糖业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宣传,让消费者相信,美国超重问题的罪魁祸首是脂肪,而非糖。但莱昂哈特写道,简单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糖——是现代饮食中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糖尿病和肥胖流行”的成因。戒糖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首先要从评估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习惯开始。如欲获得更多指导,请阅读我们的完整指南,这里介绍四个从今天起开始戒糖的简单方法。停止饮用汽水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饮食中约47%的添加糖来自甜味饮料,而且它们基本上都是毫无营养的卡路里输送载体。一瓶16盎司的可乐中含52克糖,高于每日摄入量的上限。如果你是为了摄取咖啡因而饮用碳酸饮料,那就换成茶或咖啡。如果是因为碳酸化,或者是为了享受罐装饮料的便捷,那么,你可以试着改喝气泡水,比如La Croix(我个人的最爱——试试椰子味的!)留意你的早餐许多被标榜为“健康”或“天然”的早餐食品中悄悄加入了糖。例如,调味酸奶中含有大量糖,而果汁也很容易让你无意中摄入大量糖。莱昂哈特建议,早餐时,尽量多吃含有少量糖或不含糖的谷物食品,比如Cheerios麦圈、原味燕麦片、面包和自制谷麦。如果你想完全不吃谷物,那么,最好的选择包括炒蛋或煎蛋、整只水果、原味酸奶和坚果。如果你想获得更多早餐食谱,可以查看Whole30的这些早餐食谱。它们更极端,完全不使用糖以及其他一些成分(鄙人最爱的速效减肥餐)。检查酱汁莱昂哈特写道,和早餐食品一样,食品生产商在酱料和调味品中添加的糖分比你想象的要多。例如,亨氏番茄酱的四种主要配料中有两种是甜味剂。看一下酱料上的标签,看看糖含量有多高,注意其他名称的糖,比如高果糖玉米糖浆。不靠糖来调味的酱料包括Maille牌第戎芥末酱、Gulden’s牌辣酱、French’s牌黄芥末酱、Prego牌海员调味汁,以及Newman’s Own牌经典油醋沙拉汁。尝试饮食重置莱昂哈特对糖的思考始于他戒糖整整一个月后——他在本栏目写过这段经历。几年前第一次尝试Whole30节食法时,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在本栏目写过这个故事),我们不知不觉中摄入的糖量真的令人震惊。如果坚持一个月听起来太难实现,那就试试这样:下次去杂货店购物时,停下来看看你买的每一样东西的成分标签。注意那些用来掩饰糖类的关键词,比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龙舌兰糖浆和浓缩甘蔗汁,算一下你不知不觉中摄入了多少糖。
项令人惊讶的新研究发现,长时间静坐可能会伤害你的心脏。研究发现,坐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出现心肌受损的迹象。我们现在都听说,连续几小时坐着是不健康的——即使偶尔也锻炼一下。每天坐9个或10个小时以上的人——包括许多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容易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疾病,即使锻炼,风险依然相对较高。久坐也与心力衰竭相关,也就是,心脏变得越来越虚弱,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为身体其他部分充分供氧,保证它们健康运行。但是,久坐似乎对心脏的要求很少,所以尚不清楚为什么它会与心力衰竭相关联。心力衰竭是指心脏无法充分做出反应、正常运行的疾病。前不久,世界各地的一群心脏病学家开始研究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细胞在受伤或死亡时产生的蛋白质。心脏病发作时会突然释放大量肌钙蛋白进入血液。但是,大多数心脏病专家认为,就算肌钙蛋白水平只是略高——低于心脏病发作时的水平——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也令人担忧。长期高肌钙蛋白水平表明,心肌内部出了问题,损害正在发生,而且在不断增加。如果损伤没有停止或减缓,最终会导致心力衰竭。不过,还没人研究过久坐是否与高肌钙蛋白水平有关。因此,在《循环》杂志(Circulation)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研究了达拉斯心脏研究(Dallas Heart Study)的现有数据。该研究是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针对不同种族的男性和女性持续进行的一项大型心脏健康研究。该研究的参与者完成了心脏测试,提供了血液样本和健康信息,并佩戴活动追踪器一周。研究人员收集了1700多名参与者的信息,排除了任何有胸痛或呼吸短促等心脏病或心衰症状的人。他们查看了这些男性和女性血液样本中的肌钙蛋白,以及他们活动追踪器的读数,看看他们在大多数日子里活动了多少。然后他们进行了比较。这项研究的许多参与者都是久坐者,在大多数日子里每天坐着的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毫不奇怪,这些男性和女性很少锻炼。不过,有些男性和女性确实锻炼,通常是走路。他们锻炼得不是很多,但他们锻炼得越多,平均坐着的时间就越短。这种体育活动虽然具有局限性,却与相对正常的肌钙蛋白水平有关。活动最多的人血液中肌钙蛋白的含量更低,尽管从统计学角度讲,益处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坐10个小时以上的人血液中肌钙蛋白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他们的肌钙蛋白水平远低于心脏病发作时的水平。但该研究的作者们表示,这种水平足以构成“亚临床心脏损伤”。即使在研究人员对照了可能影响肌钙蛋白水平的其他因素之后——包括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和心脏功能——这种关联性依然强烈。总的来说,久坐与不健康肌钙蛋白水平的关系,比锻炼与理想水平的关系更密切。当然,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只能表明久坐与高肌钙蛋白有关联,并不能表明久坐会导致肌钙蛋白水平升高。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身体静止会损伤心肌细胞。不过,负责这项新研究的心脏病专家、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詹姆斯·德莱莫斯博士(James de Lemos)表示,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间接的。“久坐与肥胖、胰岛素抵抗和心脏脂肪堆积有关,这些都可能导致心脏细胞受损,”他说。
手机致癌吗?尽管已研究多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卫生官员称,周五公布的两项分别在大鼠和小鼠身上进行的相关政府研究表明,即便有风险,也是比较小的。多年来,随着手机成为大部分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关它们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风险也可能影响成千上百万人。这两项针对手机辐射影响的研究历时10年,耗资2500万美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认为,雄性大鼠的心脏肿瘤和高剂量的手机辐射有关。但雌性大鼠和所有小鼠均未出现这个问题。美国国家毒理学计划(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的高级科学家约翰·布赫(John Bucher)在一场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研究中使用的这些啮齿动物连续两年每天接受九小时的辐射,超过大量使用手机的人,因此相关结果不直接适用于人类。他说,研究结果并没有促使他改变自己的手机使用习惯或劝说家人这么做。但他也指出,大鼠的心脏肿瘤,即所谓的恶性神经鞘瘤,与听神经瘤类似。后者是人体内的一种良性肿瘤,涉及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一些研究认为它与使用手机有关。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展了近20项动物研究,“就癌症而言,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阴性的。”布赫表示,另外一些机构正在研究人们使用手机的情况,试图确定它是否和任何类型的癌症的患病有关。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它尊重毒理学计划的研究,并对其他很多有关手机安全的研究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充分的证据表明,暴露在当前的射频暴露极限或以下会对人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出自FDA设备和辐射健康中心主任杰弗里·舒连(Jeffrey Shuren)的这份声明还写道,“即使绝大部分成年人每天频繁使用手机,我们也没有看到脑瘤等病例的增加。”声明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会对手机的射频能量制定辐射极限,但它依赖FDA和其他卫生机构提供科学的建议来确定这些极限。卫生官员对担心相关风险的人给出了常识性的建议: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使用耳机或扬声器模式,这样手机就不会贴着头部;以及避免在信号微弱时打电话。布赫指出,当用户在信号不好或时有时无的地方时,手机不得不更加努力地连接,导致释放的辐射增加。新研究在接受射频辐射的小鼠和大鼠的大脑和另外一些器官中也发现了肿瘤。但布赫说这些发现“很模糊”,强调只有心脏肿瘤提供的证据足以让研究人员采信。他说,其他可能的影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另一些人觉得,即使是模糊的发现也值得关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家庭和社区健康中心(Center for Family and Community Health at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主任乔尔·M·莫斯科维茨(Joel M. Moskowitz)说,根据这项研究的总体结果,政府应该重新评估和加强对手机可释放多少以及什么类型的辐射的限制。科学家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雄性大鼠会患上心脏肿瘤,雌性大鼠却没有,但布赫说,一种可能性是雄性体型更大,吸收的辐射更多。这两项研究还发现,暴露在辐射中的动物体内的一些DNA受损。这有些意外,因为科学家本以为射频辐射不同于X射线中的电离辐射,不会损坏DNA。“我们觉得对这些结果的了解还不够,无法对结果有高度的信心。”一个看似矛盾并令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发现是,暴露在手机辐射下的大鼠实际上比对照组活得更长。布赫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辐射或许会缓解炎症,并减轻一种慢性肾脏疾病的严重程度。这种疾病在老年大鼠中很常见,可能致死。被问及使用手机是否有可能帮助人们活得更久,布赫说:“针对人类的推断须采取大量超出我们目前研究范围的举措。我不认为这个问题目前能够具体回答。”周五发布的报告被认为是草稿,意在征求公众意见,并于3月26至28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的环境卫生研究所接受外部专家的检查。
健康GRETCHEN REYNOLDS2016年9月9日大脑忙碌可能会导致身体饥饿。我们经常在集中进行脑力活动后寻找食物,比如备考或阅读报表。研究者猜测,高强度思考会耗尽脑部能量,而脑部存储养分的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大脑感觉自己可能很快就需要更多热量来维持运转,显然会因此刺激身体产生饥饿感。尽管几乎没有进行体力运动或出现热量消耗,我们还是会吃东西。这个过程可以部分解释大学生中常见的体重增加现象。前不久,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的科学家们和另一个研究机构试验通过运动对抗学习后的暴饮暴食。这项研究由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运动生理学家加里·亨特(Gary Hunter)主持,本月发表在《体育医学与科学》(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上。亨特指出,剧烈活动会增加在血液中循环的血糖和乳酸盐含量——这是肌肉剧烈收缩的副作用——增加脑部的血流量。大脑以糖和乳酸盐为养料,所以研究者们想知道,锻炼中增加的养料丰富的血流量是否能给疲惫的大脑提供养分,从而减轻过度进食的冲动。38名健康的大学生被邀请到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运动实验室,接受健康水平和代谢率检测,并报告自己最喜欢吃哪种披萨。之后,他们静坐35分钟,然后他们想吃多少披萨就供应多少,以确定自我放纵的基线。在后来的一个日子里,志愿者们返回这里,花费20分钟时间做从大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挑选的题目。亨特说,这种方法已经在其他研究中被用于“引发精神疲劳和饥饿感”。接下来,其中一半学生静坐15分钟,然后进食披萨。剩下的志愿者用那15分钟时间在跑步机上做运动:快跑2分钟,然后走大约1分钟,重复5次。亨特说,这种短暂而高强度的运动应该能促进糖和乳酸盐释放到血流中。这些学生之后也被允许尽情食用披萨。总体来说,他们没有过量进食。实际上,研究者们计算出,这些锻炼者摄入的热量比在基线测试阶段大约少25卡路里。但是,那些没有锻炼的人大约多摄入了100卡路里。研究者们把跑步中耗费的热量计算在内后发现,那些学生实际上在脑力活动后比其他学生一共少摄入200卡路里。这项研究当然具有局限性。“我们只研究了午餐,”亨特说。研究者不知道跑步者在晚餐时是否摄入了更多热量。他们也不知道其他哪些运动会收到和跑步一样的效果,不过亨特说,他们猜测,如果一项运动能让人出汗,那么它应该也能增加血糖和乳酸盐释放,给大脑提供养分,从而缓解饥饿感。
大家都常惧怕癌症,而且有着充分的理由。跟其他那些杀死我们的东西不一样,癌症仿佛总是从天而降。不过,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癌症或许也可以预防。不幸的是,这一发现引发的恐惧,和它驱除的一样多。作为一名医生,我遇到的很多人相信,美国人的单一最大死因——心脏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毕竟,如果吃得更健康,多做运动,并停止吸烟,大多数心脏病人的情况会好转。但一个事实被忽略了,人们无法改变诱发心脏病的许多风险因素,比如年龄、种族和家族基因。对于癌症,人们似乎往往并不这样看,而是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它。一项于2015年1月发表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的研究,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它试图解释,为什么相比之下,某些组织更容易发展出癌症。文中发现,细胞在一生当中的分裂次数与罹患癌症的风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换句话说,该研究认为,DNA复制次数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人据此认为,带来癌症的主要是“坏运气”,远超其他一些人为可控的因素。不幸的是,这个简单的解释并非该研究真正表明的东西。举例来说,肺部细胞很少分裂,但肺癌在癌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胃肠道的细胞时时都在分裂,那里生癌的几率却要小得多。有些癌症,比如黑色素瘤,被发现属于受内在因素影响更大的一类癌症(也就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那种);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一些外在因素,比如阳光暴晒,是它的一大诱因。此外,该研究更为关注的是,一类组织与另一类组织相比,生癌的相对风险有多大。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发表在《自然》杂志(Nature)上的一项更为近期的研究称,我们能做的事其实很多。许多研究表明,环境风险因素及风险暴露会大大促进许多种癌症的发生。节食与大肠癌有关。酒精和烟草与食道癌有关。人乳头瘤病毒(HPV)与宫颈癌有关。丙型肝炎与肝癌有关。只要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应该都知道,吸烟会导致肺癌,日晒过多可能会导致皮肤癌。通过使用精密的建模技术,研究人员提出,罹患癌症的终生风险有不到30%由内在因素导致,或说“坏运气”。其他的都属于你可以改变的东西。最近,在《美国医学会期刊·肿瘤学》(JAMA Oncology)上发表的论文显示,研究者试图量化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如何实质性地改变罹患癌症的风险。他们找出了四个经常被指出与疾病预防有关的因素:抽烟、喝酒、肥胖和运动。他们把在这四个方面保持健康水平的人列为“低风险”人群,然后把他们患癌症的风险与不在此列的人作比较。其中包括被追踪和研究了很长时间的两组人,即护士健康研究(Nurses’ Health Study)和医药卫生从业人员随访研究(Health Professionals Follow-up Study)的参与者,还参考了全美的癌症数据。总共有将近9万名女性和逾4.6万名男性参与者,其中16531名女性和11731名男性属于低风险人群。研究人员计算了每种癌症的人群归因风险——即当初如果采取低风险行为模式,或许本可以避免患上癌症的病人的比例。当初如果秉承健康的生活方式,大约82%的女性肺癌病人和78%的男性肺癌病人或许可以避免患上这种疾病。大约29%的女性和20%的男性或许本可以避免罹患结直肠癌。大约30%的男性和30%的女性或许本可以避免罹患胰腺癌。原本或许可以避免患上乳腺癌的病人比例要低得多,只有4%。不过,总体而言,大约25%的女性癌症病人和大约33%的男性癌症病人或许本可以把癌症拒之门外。此外,所有死于癌症的人中,大约有一半或许本可以避免这种结局。没有哪项研究是完美的,该研究也不例外。这些参与者均为医护专业人员,而且大多数都是白人,这和人口的整体结构有所不同。但与全国数据比对显示,如果这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上述结论或许低估了通过采取健康的行为模式预防癌症的成功率。我们在谈论癌症“登月计划”这一极有何能耗费数十亿美元资金,但却可能一无所获的项目之际,有必要考虑一下——在许多情况下——预防不仅仅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而且是最有效的。人们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有可能永远把癌症拒之门外。这样做还有附带的好处:可以让其他许多领域的健康问题得到预防。对这些预防工作的投资或许没有那么令人振奋,但却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