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中医医院亚健康科科普号

关键词：哭叫 心声 健康 人生在世，在其生、长、壮、老的过程中，总免不了因情感、情绪因素的影响而哭与叫、或泣与嚎。其实，这是人的生理功能与人之常情，是天性自然赋予人的心理需求,是人的情感、情绪自我调

关键词：睡眠 障碍 危害 治疗 一、睡眠障碍对健康的危害 据近年的全球睡眠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因失眠、易醒、多梦等睡眠时间不足与睡眠质量问题而存在睡眠障碍者高达42.5%。面对4成国人睡眠障碍的严重局面，已引起有关部门与医疗机构的高度重视，但是，绝大多数患者对睡眠障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还缺乏应有的重视。观察研究表明，长期睡眠障碍对人体健康影响是多层次的且危害深远。常见的危害有： （一）导致各种疾病：睡不好觉，不仅仅带来第二天的精神萎靡、眼胞浮肿、头昏胀痛、食欲不振等症状，还能导致各种心身疾病，如肥胖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硬化、恶性肿瘤、支气管哮喘、溃疡病、糖尿病和性功能障碍等。研究发现，睡眠缺乏可使胰岛素敏感性降低40%，长此以往会增加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可能是普通人的两倍。在一些心理门诊里，有90％的患者因为睡眠障碍而引起精神疾患。 （二）加速机体衰老：长期睡眠不足容易造成脑神经衰弱，同时体内的器官因无法获得适度的休息而过度消耗与功能衰退，在人体肌肤颜面外观上则呈现未老先衰的现象，如黑眼圈与皮肤晦暗、粗糙、皱纹、头发枯萎易脱、精神萎靡、头昏心悸、腰膝酸软、易寒易热，抵抗力差而容易感冒与慢性感染等老化现象。研究表明，经常失眠者的衰老速度是正常人的2.5～3倍；一天睡眠不足，76％的人第二天的免疫力大幅度下降。因此，睡眠不足易催人衰老。 （三）破坏记忆能力：失眠病人常有记忆力减退，做事丢三落四，忘记物品的存放地方， 想不起来熟人的名字，上课的内容记不住，看完书后没什么印象。当长期失眠或失眠症状严重时就会出现健忘症状。这主要是由于脑神经衰弱，大脑长期处于弱兴奋状态，导致精神疲惫、情绪低落或忧郁、注意力不集中而容易走神，同时对自身的病情或症状过于关注，而对工作、学习、生活与其它事物缺乏兴趣。随着记忆力的严重障碍，人的智力也随之衰退。 中医学认为“心脑同源”，俗话说“用心学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些说的就是“心”涵有“大脑”的功能。对于人的睡眠而言，它既是“心主藏神”的生理机能作用，同时也是人脑的抑制过程，若心不藏神而睡眠障碍，不仅引响人的大脑的功能，而且还可导至受心脑控制的人体脏腑器官的功能障碍。所以中医学有谓“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的说法，即“心”不仅与人的“精神”密切相关，而且还主宰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若心不藏神与心神不安而长期睡眠不足，不仅导致人心脑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障碍，同时还可造成脏腑功能的障碍而引发许多疾患，最终形成心身或精神与躯体的众多症疾。这样，中医学关于“心”与“精神”及“脏腑”关系的论述，从而科学地说明了睡眠障碍与人的记忆、脏腑疾病及其机体衰老的关系，也为中医治疗睡眠障碍提供了标本兼治与治病求本的理论依据。二、走出睡眠障碍治疗的误区 睡眠障碍患者常因失眠对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严重影响而痛苦不已，因而自服催眠药，且剂量不断增加，服药时间则累月长年，其结果是失眠末愈，却又导致了新的心身疾病而增漆了新的痛苦。这反应了患者对失眠病因缺泛正确的认识而盲目用药，同时也提出了目前医疗市场如何引导患者选择科学治疗、安全用药的现实问题。因此，针对病因、正确引导、合理治疗、安全用药，是医患双方的共同责任。 （一）催眠治标、适可而止：众多催眠药的作用机理是抑制脑部中枢神经而达到被动睡眠，因而不是真正生理的睡眠而无法熟睡，同时由于催眠药也抑制了脑部的其它活动而产生头痛、头昏、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无力、情绪低落等副作用。又因其耐药性及成瘾性，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反而失眠加重，长期大剂量应用又势必造成肝、肾功能的损害。在临床中，一些耐药性及成瘾性的患者服用的催眠药（如安定片）从一片、二片增至五片以上，少数患者多达10余片，有的甚至多达几十片。因此，长期服用催眠药物只能解决暂时失眠的痛苦，带来的却是副作用的惆怅和生理机能的不断失调与损害。 若从安全用药、应急催眠而言，催眠类药物只宜于应急“治标”，适宜于短期因人为、环境、精神因素引发的急性失眠患者，例如：人为因素所致的睡前过食、暴饮、服用兴奋性饮品(酒、咖啡、浓茶)等；居住环境变更所致的时差、气候、噪音、异味、强光刺激或睡眠环境的改变等；精神因素如家庭、社会、考试、就业等所致的一时紧张、焦虑、抑郁，或突发事件引起一时的强烈精神剌激等所至的急性失眠。实际上，这类因素都是暂时的和可改变的，如改变一下不良的生活习惯，调整一下不良的心境，增强适应生活与环境的能力，同时人体也有其自身的调节能力，因此即使不服催眠类药物也可在短期内转换成为生理睡眠。尚若采用催眠应急，催眠药也不宜久服，应逐步减量，适可而止。 （二）治病求本、对症下药：对于众多的慢性失眠者而言，心身因素或心身疾病是其重要的致病因素。 从临床症状而言，慢性失眠多见于：各种疼症、腹胀、便秘、呕吐、腹泻、胃嘈、反酸、胸闷、耳鸣、尿频、咳嗽、哮喘、烦躁、发热、抽搐、皮肤瘙痒等。从所患疾病而言，慢性失眠多见于：神经官能症、各类头痛、躯体疼痛、关节炎、慢性胃炎与胃溃疡、慢性肠炎、高血压、脑血管病、冠心病、肺结核、支气管炎与哮喘、肝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尿毒症、肿瘤、妇女停经与经前症候群等，以及因上述某些疾病服用止喘药、安定药、利尿药、强心药、降压药以及对胃有刺激的药物等所致的药源性失眠。上述症状、疾病是失眠的病因，而失眠又能引发和加重这类症病。 总之，失眠是多种疾病的共有症状，许多疾病可引起失眠，而且这类疾病的长期困绕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睡眠，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使这类疾病缠绵难愈，如此：睡眠不足－－－疾病缠绕－－－睡眠不足，形成恶性循环，形神俱病，经久不愈。由此说明，“失眠”与“疾病”是“标”与“本”的关系，同时又互为因果，因而治病必需求本或标本兼顾。 所以，一味地应用催眠药治疗慢性失眠显然是本未倒置，标本不分，理应找准病因，治病求本，对症下药，方为正确的治疗方法。 （三）标本兼治、合理治疗：中医学从人体精神情志的舒畅调达、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变化、气血阴阳的失调盛衰去年看待不寐、易醒、多梦等睡眠障碍，这种整体观的思维模式，科学合理地反应了失眠的病因病机。中医认为：失眠有因情志不遂，忧悲恐惊而不寐者；有因肝郁化火，扰动心神而不寐者；有因火炽痰郁，痰火扰心而不寐者；有因心胆俱怯，惊梦虚烦不寐者；有因脾胃受损，胃气失和而卧不安者；有因脾失运化，气血亏损而经年不寐者；有因心血亏虚，血不养心而神不守舍者；有因真阴精血不足，阴阳不交而神不安其室者。总其发病与情志、肝郁、痰热、胆怯、脾胃失和、心肾不交、心脾两虚、脾肾亏虚等有关。 中医对失眠的相应辨证论治为： 调节情志、疏肝理气、清热化痰、助胆镇怯、调和脾胃、交通心肾、补心扶脾、健脾益肾等，同时辅以镇静安神、健脑益智治疗方法，体现了治病求因、治病求本、标本兼顾的整体与动态的科学疗法。随着脏腑器官、阴阳气血功能的逐渐恢复，睡眠障碍也随之好转，随着睡眠逐步好转的同时也促进了脏腑器官、阴阳气血功能的康复，如此：睡眠好转－－－机体康复－－－睡眠好转，形成人体“神”与“形”的良性循环，有效地截断了睡眠不足－－－疾病缠绕－－睡眠不足的恶性循环，促进了人体的形神合一而康复自愈。 （四）医患合作、同舟共济：已知“失眠”与“疾病”是“标”与“本”的关系，同时又互为因果，因此对于睡眠障碍的有效治疗，就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是有赖于医生发挥好标本兼顾与治病求本的临证水平。二是有赖于患者对自已睡眠障碍背后的病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睡眠环境所至者应着眼于环境的解善，因不良饮食习惯所至者应尽力节制其饮食，因情绪与性格有关者应移其情、易其性，因某种疾病有关者应着眼于“未病”的预防与“已病”的平时治疗等等。三是医患要互信，现代医患关系矛盾困境，往往影响临床医患间的互信，患者对医生德技的疑虑与疗效的急于求成，本身就不利于睡眠障碍的转归；特别是因情绪与性格有关的失眠患者，他们的多疑、焦虑与地毯轰炸式的不停发问，不仅影响了中医人理法方药思考的“悟性”，而且医生“体悟”时的不语或疲劳时的少语，却被看成是态度不好而又成为这类患者“情绪”不眠的原因；更有部分神经症患者的不良情绪“泛化”或转移于医生，从而也会影响临床医生对这类患者的医治信心。这就是前人所强调的医患之间的“人情”，因而医患要互信、互为尊重与体谅，方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去战胜顽病难疾。

八、孩子防疫与饮食问题入冬以来，新冠肺炎防疫趋紧，一些家长常问及“网红医生”张宏文关于疫情期间孩子的饮食问题，想听听中医的意见。为了解和回答好这个问题，特上网寻找到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于202

七．“心理危机”中医观 人类所遭遇每一场重大灾难时，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往往是持久而普遍的。据说美国9.11事件曾启动持续一年之久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项目；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后很多心理援助项目也持续达数年之久……。湖北武汉作为这次“新冠”疫情的“风暴眼”，武汉市民在承受新冠肺炎巨大伤害与恐慌时，也历经了“76”天之久的封城隔离，其心理重建更是任重道远。为此，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27日出台了新冠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以助疫情中出现的心理危机。对于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心理危害，国内外专家指出：新冠疫情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通常会带来生理后果，也可能会导致与传染病完全无关的各种心身疾病。”而且“出现心理健康障碍的后果可能‘超过’病毒本身造成的‘后果’”。所以，新冠疫情造成的心理问题与心身疾病，也就成为中国医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又是如何看待这次普遍、持久的心理危机与心身问题的呢？中医又是如何理解“心”与“身”的关系的呢？中医对心理问题与心身疾病的治疗又有什么见解与“解药”呢？要想道说清楚这类专业而复杂的问题，我们还得从中国古汉语的“心”字说起。1.“心”的意符与功能在中国古汉语中，“心”字别有古意。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说：“心，人心也，在身之中”。即“心”的本义是指人的心脏，它处在人体的中心位置。在此认知上，中国文化的“心”后来获有诸多非凡的意符与神奇的功能，例如：“心”作为推动人体血液循环流动的器官，就成为跳动不息的“心脏”；“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中属火，就成为生命之火而燃烧不息的“火脏”；“心”居人体空间位置的中间，它又成为帝王权力象征的中心或“中央”。同时，“心”还承担着中国人的“心记”“心想”“心事”“心情”等功能，“心”又成为人们思想与情感表达与交流的“心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在中医《内经》藏腑理论中，中医学的“心”则几乎囊括了中国古意“心”的所有意符与功能，并唯我所用地成为中医藏象学说中拥有多种功能的“心藏”，例如：“心”的跳动推动人的气血周流不息、运养全身而有“心主血脉”之说；“心”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等活动又有“心藏神”“心主神明”之说；“心”的心阳温煦作用有如阳光普照、温养人体组织器官而有“心为君火”之说；“心”居人的胸中而处中央之位、君主之尊、主宰一切而有“君主之官”之说；“心”在人体五脏六腑中的主宰作用，心又成为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过，在“心”的诸多的称谓与功能中，最主要称谓与功能有二：一是有形之心，称为“心脏”，是人的脏腑器官、机体组织层面的统帅，其职能是“心主血脉”（简称心血）而血充养五脏，供养全身、温养四肢百骸，主宰人的生理机能活动；二是无形之心，称为“心灵”，是人精神、思维、情感层面的领袖，其职能是“心主神明”（简称心神），心神定位于五脏而有“五脏神”与“五情志”，主宰人的精神情感活动。所以，“心”对于“人”来说，既是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形身肉体的统帅，又是精神、思维、情感的领袖，是形与神的合二为一、肉与灵的齐抓共管。“心”这种“两手抓、两手硬”的功能，从而形成中医心身一体、形神兼备、灵肉互持的“心身一元论”。中医看人，就是基于“心身一元论”，去形神合一地考察整体生命活力的“精气神”，并以此作为临床判断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依据。如果单从人的精神情感层面而言，“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这两个功能也是互支互持的，它们的关系是：心血是心神的物质基础，心神是心血的功能表现；而心神的聪慧愚钝、情感的抑扬静燥，则反应心血的虚实和五脏气血的盛衰。可见，“心”既是“心神”的所在地，更是人的“情感场”，它在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里，记忆着文化，储存着思想时，也表达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中医基于心血、心神与五脏的关系，依据“四诊”去考察“心灵”之疾、判断“情志”所伤，以解决人们面临的精神、情感与心身问题。2.“心理危机”三现象中医关于心血、心神与五脏的关系说明，人的神明与形体、灵魂与肉体、心理与躯体，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二者不可分离，从而形成中医“心身一元论”的整体医学观。也就是说，对于现代临床中的“心理危机”或“心身疾病”而言，就不能将“心理”与“身体”割裂分开进行各自观察与治疗，否则就会陷入“心身二元论”的泥潭，这既对患者不利，也不符合“心身一体”常识的临床实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以下就这次新冠疫情“心理危机”有关资料为例进行阐明。2020年6月20日，在第三届华南地区精神心理专科联盟高峰论坛会上发布一份全国5万余人的流调显示：“中国疫情期的心理问题主要为：抑郁占总体人群的27.9%，焦虑占31.6%,失眠占29.2%，急性应激症状（又称躯体症状）占24.4%。”其实，这个心理危机流调资料可将其归纳为三，可称之为心理危机“三现象”，即心理问题（抑郁、焦虑）、睡眠障碍、躯体症状。三者的具体表现分别为：心理问题：主要为抑郁、焦虑。抑郁：悲观沮丧、心绪低落、压仰无助、兴趣下降、厌世自伤；临床表现为目光呆滞，表情茫然，呆若木鸡，反应迟钝。焦虑：烦躁易怒、紧张不安，或喊叫骂人、伤人毁物，或惊恐发作，呼吸窘迫，濒临死亡；表现为精神亢奋、语速较快、言语赘述、行为不安等。躯体症状：也称急性应激症状，主要为燥热出汗、胸闷胁痛、肢体颤抖、小便频数，或头痛头晕、心慌气短、脘腹胀满、疲乏无力、不欲饮食等。或过分关注身体感受所出现的咽部不适、呼吸不畅、心跳头蒙、以及肢体酸、麻、胀、软、痛等疑病障碍。睡眠障碍：因心理问题和躯体症状，常常影响睡眠，表现为入睡困难，夜间易醒、醒后难眠，或似睡非睡，多梦噩梦，肢体燥动，出汗介齿等；晨起则困意浓浓，呵欠不断，头蒙脑胀，记忆减退、浑身不适等。上述心理危机中的“三现象”，如果从中医“心身一元论”或心身一体观”看，这三者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即心理问题的抑郁、焦虑引起全身不适的躯体症状，心理问题的抑郁、焦虑与躯体症状的适又可导致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又进而影响或加重心理问题与躯体症状。同时，如果心理危机“三现象”持久不解，最终就导致心身交瘁的身心疾病而缠绵不愈。这种由心理→躯体→睡眠→心身的整体而复杂的联动性，就是心与身、神与形、灵与肉的联动性。这种联动性如果用《内经》关于心神的理论解释，那就是人情志所伤则首伤心神，心神伤则殃及五脏，五脏失调则出现躯体症状，情志不遂与躯体症状可致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又可加重情志不遂与躯体症状，最终由“心理危机”导致心身俱病的“心身疾病”。对此，中医《内经》有如下明确的记述。3.“心身”问题整体论对于现代临床中的心理危机“三现象”以及心身疾病等问题，《内经》基于心血、心神与五脏关系的认识，其总体看法大致为：（1）情绪抑扬与五脏盛衰：先谈心理危机“三现象”之一心理问题——为抑郁、焦虑。按中医理解：抑郁者多为悲观、恐惧、低落的向下情绪；焦虑者多表现为易怒、嘻笑、惊恐、张扬的向上情绪。对于为什么同是心理问题而有抑郁、焦虑之别，《内经》对此认为：“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素问·调经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灵枢·本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灵枢·本神》）。这几段经文其意是说：如果人的五脏气血有余或实盛，就会表现为烦躁易怒、嘻笑不休等情志过激的张扬情绪；如果人的五脏气血不足或虚损，就会表现为恐惧胆小、悲观沮丧等情志退宿的低下情绪。《内经》关于人心理情绪的怒与恐、悲与喜与人体五脏气血盛与衰关系的论述，其实也符合现代临床中的焦虚症和抑郁症，即焦虚症者多为有余的实盛证，抑郁症者多为不足的虚损证。此外，在《内经》中对于心神病，还有“弃衣而走，登高而歌，妄言骂詈，不避亲疏”的神癫情狂者，俗称为“阳疯子”，此为机体阳热炽盛所致；《内经》也有“欲独闭户牖而居”而喜静独处、少言寡语、神情低落的神迷神失者，俗称为“阴疯子”，此为机体阴盛阳衰所致。这与焦虚和抑郁的机理相似一致，可互为应证。总之，《内经》关于人体脏腑阴阳的盛与衰，气血的有余与不足，从而决定情志病和心神病情绪抑与扬的论述，值得现代临床重视与研究。（2）情志问题与躯体症状：当人长期处于危机事件中而造成持久的心理压力时，由此引发的忧虑、紧张、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郁闷于内而未能宣泄时，中国百姓常称之为“生气”。《内经》对“生气”所致人体脏器气机失调和对人的为害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即由情志所致的这类气上、气缓、气消、气下、气乱、气结，就是中医所说的脏腑“气机逆乱”，当它干扰了人体正常生理机能，打乱了内脏器官气机正常有序的“升降出入”时，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气机逆乱的躯体症状，诸如：头晕耳鸣、胸胁胀痛，胃满厌食，小便濒数，或身体出现酸、软、麻、胀、软、痛等临床症状。总之，《内经》关于情志问题与躯体症状关系的论述，在道说了中医“心身一体”的联动性时，也道说了现代心理学关于“心理问题躯体化”这个普遍的临床现象。（3）情志所伤与心身疾病：如果人的情志或心理负性情绪，如怒、喜、思、忧、恐持续不解或情绪过激时，就会伤及五脏而酿成五脏相应的疾病。《内经》对此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例如：大怒或持久的愤怒情绪易伤肝，致肝气郁结、胁肋疼痛而易患肝胆疾病，甚则有如孔明“三气周瑜”使其吐血而亡；大喜或长久陶醉于喜悦的情绪之中则易伤心，使人心神涣散，甚则有如“范进中举”因其欣喜过头所致的神识不清；过久的忧伤情绪易伤肺，致肺气虚损而有肺卫不足之症，甚则有如“林黛玉忧伤”过度所致的肺痨咳血之患；长久的思虑情绪则易伤及脾，致脾胃不和而易患脾胃疾病，甚则患上不欲饮食、纳呆拒食或进食而呕的“厌食症”；紧张恐惧的情绪易伤肾，肾主二便的功能失调而易致小便频数或“神经性尿频”，还有突如其来的惊吓所致的“屁滚尿流”而致二便失约。上述情志所伤导致的五脏失调与疾患，临床中常使人“心身交瘁”而缠绵不解，最终又成为现代临床中的“心身俱病”的心身疾病。（4）心身问题与睡眠障碍：对于睡眠与心身关系，《内经》载有黄帝与歧伯的这样一段对话：“帝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歧伯曰：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素问·病能论》）这说明夜卧不安的原因有二：一是与五脏内伤疾病有关，如脾胃病的“胃不和则卧不安”；二是与精神上的悬念牵挂有关，如深情牵挂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等。从而说明睡眠障碍与心身问题或心身疾病的关系。对于睡眠障碍中的夜梦与噩梦，《内经》说：“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素部·脉要精微论》）这类梦境的水与火、哭与怒、堕与飞、取与予的两极特性，具有阴与阳的属性，说明人体阴阳偏盛或阴阳俱盛，是导致扰神多梦与恶梦的原因所在。这样，《内经》又将睡眠障碍中的多梦、噩梦，又归因到心身疾病的阴阳偏盛上。对人的寐寤与机体阴阳变化，《内经》认为：“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灵枢·口问》）即睡眠的“寐”与“寤”，与人体阴阳在昼与夜的多少出入有关。因昼夜的生物节律关系，人体阴阳也随之变化——夜为阴，人体就阴多阳少或阳入于阴而寐（入睡）；昼为阳，人体内的阳多阴少或阳出于阴则寤（苏醒）。简而言之，失眠与阴虚阳盛有关，因阳盛则燥、燥扰心神则不寐。从而将睡眠的机制建立在人体阴阳的变化上。总归上述，《内经》对现代临床中心理危机的“三现象”以及心身疾病，从人的情志与五脏、五脏与躯体、心身与睡眠作了全面的阐述，将“三现象”与心身疾病看成是由人的情志→五脏→躯体→心身→睡眠联动的整体，但它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形神合一”或“心身一体”，从而为中医治疗心神/情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另辟了溪径。4.“心病”诊疗中西观当我们用中医“形神一体论”去解读现代临床中的心理危机“三现象”时，人们不难发现，中医“形神一体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心理问题的抑郁、焦虑情绪，可引发急性躯体应激症状（躯体症状）；心理与躯体的心身交瘁，又可导致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又反过来影响心理并加重躯体症状，最后由心理危机导致心身疾病而缠绵不愈。这样，中医对心理危机与心身疾病的整体观及其诊断与治疗，就有别于现代西医与心理学，从而形成中、西不同的疾病观与治疗方法，其不同之处可大致归为：（1）不同的心身观：与中医“心身一元论”或“神形一体论”不同的是，现代西医与心理学基于“心身二元论”的医学观，它们将人的心理与身体、灵魂与肉体一分为二地割裂开来进行考察。所以，它们在对待心理问题/心身疾病时，也就各持一端，使心身分裂——西医从生物医学角度，将人看成是单纯生物层面的人，往往从肉体、细胞、分子层面找病因；心理学则从单纯心理学角度，将人看成是单纯心理层面的人，往往从灵魂、心理、心结层面找问题。它们对待心理问题/心身疾病也就各自为说，使人的身心两分，并各自为治。显然，这就违背或颠覆了人是生理与心理、躯体与精神合二为一的整体这个基本常识。（2）不同的疾病观：现代西医与心理学基于“心身二元论”，它们在对待心理危机/心身疾病时，往往将其归因为：心理学尚“心”，探寻心灵深处的“心结”；西医尚“物”，重视大脑中某种神经递质的多与少，它们分别在“心理层面”和“神经递质”上做文章。与此不同的是，中医基于“心身一元论”，把心理危机/心身疾病看成是由心情→五脏→躯体→心身→睡眠等环环相扣的整体联动；对其治疗，在于截断这环环相扣的病理转化链，找准其突破口，并神形兼治，以中断疾病的发展。认为截断病理转化链突破口，就是“睡眠障碍”，因为只有睡眠安则心神安，心神安则五藏安，五藏安则躯体安，心身俱安则心理危机/心身疾病就可迎刃而解。中、西关于心理/心身疾病观的差异也就不言而喻。（3）不同的诊察手段：与西医、心理学分别用机械简单的心理量表测查、或在大脑中孤立地找某些神经递质多少等诊察手段相较，中医则以人为本，围绕着人的心/五脏进行取象，例如：“心主血脉”和五脏气血展现于外的生命体征就成为中医观外审内的“脏象”；“心在体合脉”的“寸口脉”就成为反映人体气血盛衰的“脉象”；“心开窍于舌”的舌诊就成为反映脏腑气血变化的“舌象”；心藏血“其华在面”的面色又成反映人体气血多少盛衰的“色诊”……。医者通过“四诊”收集上述征象，将患者情绪的抑扬静燥、躯体的寒热痛楚、睡眠的难易深浅等，与五脏的气血盛衰，体质的阴阳虚实等联系起来，进行全盘统考，然后制定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案。中医以人为本和西学以物为本的诊察方式相较，二者又大相径庭、相去甚远。（4）不同的治疗方法：西学对抑郁症、焦虑症的干预与治疗，往往是心理医心理咨询、精神医开列精神药、内科医开列失眠药，形成“头痛医头式”的多医分治。特别是精神类药物的应用副作用——抗焦虑药物让人松驰之时，却又让人处于昏困不振的生理低下之中；抗抑郁药物让人振作之时，又往往使人处于心烦不已的生理亢奋之中。而药物的依赖性又使患者久服不减。与此不同的是，中医立足于心神与五脏，对患者进行如下的全面考察——辨别情绪的抑郁与焦虑、悲观与易怒、低落与张扬；分清睡眠障碍的入睡、早醒、出汗、梦境与梦语；问清胃肠的纳食与二便，身体痛楚的部位与性质；考察体质的阴阳、肥瘦、寒热、敏钝。然后，推断五脏气血的多与少、盛与衰，审定因机的郁、瘀、痰、湿、热、虚等，进行辨证施治，整体调治。所以在治则上，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实者泄之，虚者益之，情扬者镇之，情抑者扬之；在具体治法上，可灵活多变，或治睡以安神，或治神以调脏、或治脏以调神，或心身同治、标本兼顾。有经验的医者往往是一方多法，溶“心、身、睡”于一体。随着患者睡眠改善，不良情绪也随之好转，躯体症状也逐渐消失，心理危机与心身疾病也渐趋好转。小结：不可否认，在人类每遭重大灾难，使人们饱受肉体摧残与心灵重创时，科学医学或心理学的支持安慰，情感交流，精神会诊，药物治疗，避免极端事件等，屡作巨大贡献。然而，心理学思想起源于对灵魂的探索，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活动，这就使现代医学或心理学具有“心身二元论”的先天缺陷。所以，现代医学或心理学的任务，往往只限于应急的“心理救助”，其药物治疗也不过是治标的“心灵欣慰剂”，且一旦心理问题转变成心身疾病又缺如“心身解药”，科学医学或心理学的局限性也就不言而喻。中医关于神明/情志疾病的理论与临床，是建立在“心身一元论”基础上的，这就为中医治疗现代心理/心身疾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效途径与方法，形成了中医治病求本的心身合一、形神一体、形神并治的整体观与整体调治，且灵活多变，因人而异、一人一方，治效稳固。所以，中医治疗神明/情志疾病的思路与方法，无疑是一份值得珍惜与研究的宝贵遗产，理应让它发扬光大，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六、“黑脸”中医解读5月21日，央视网播发了有一篇文章与视屏——“救回‘黑脸’医生。”这个让人心酸不已的视屏与文章，说的就是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胡卫峰、易凡。说来也巧，这两

五、“重症”中医解疑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常出现一些相关问题，最常见的是——新冠肺炎重症与死亡，多与高年龄和基础疾病有关。现代医学基于生物医学知识对此已有明确的解释，那么，中医理论与临床又是怎样看

四、新冠肺炎重危者的救治中、西医医学模式不同，二者的人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也不同。中医的脏器是观外揣内的功能“藏象”，西医的脏器是生理解剖学的血肉“器官”；中医救治疾病的根据是着眼于藏之于内的“病机”

三、炎症因子风暴与气血肉燔1、从第七版《方案》说起在国家卫健委第七版《方案》中，有一个时髦而关键的医学述语——细胞因子风暴（又称“炎症因子风暴”，以下用此称）。在西医学中，炎症因子风暴是指人体感染新型

二、新冠肺炎与临床分型与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点一样，新冠肺炎的“临床分型”问题也经历了一段摸索过程后，才首次出现在第四版《方案》中，最终在第七版《方案》中完成了新冠肺炎的临床分型，将其分型为：轻型（症状轻微），普通型（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重型（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危重型（呼吸衰竭、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四型。其实，新冠肺炎这种由轻而重而危的临床分型，不过是疫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体现，疫病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在中医学中，就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这说明，中医是疫病辨证分型的“老手”，即使是让现代医学捉摸不透的“新冠肺炎”，它发展与传变过程中的“临床分型”，也在中医温病辨证理论体系的规定之内，同时中、西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以下以中医关于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为例，对新冠状肺炎的临床分型作一番古今连接，以证中医的包容性和独有的医学智慧。1、中医温病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卫气营血”既是人的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脏腑的产物，它们分别由表到里分布于机体，以维护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所以，中医“卫气营血辨证”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它是以脏腑为中心的，每个分证均有相对应的脏腑器官；另方面，外邪侵入人体是循着卫→气→营→血由表入里传变的。因此，随着外邪由表入里的传变入深，机体受累的脏腑器官也就越来越多，机体“升降出入”的运动也越来越障碍，人体内的“升清降浊”功能也就越来越差。这样，卫气营血辨证也就围绕人的脏腑器官，将温病传变全过程归为如下四个阶段：卫分证（肺卫皮毛），气分证（肺、胃肠等），营分证（心、心包），血分证（心、肝、肾）。三焦辨证：“三焦”是指人体上、中、下的三个生理部位，每个生理部位都有相应的脏腑器官与生理功能作用，例如：横膈以上为上焦（肺、心包），上焦功能“如雾”，主升发宣散和敷布；横膈与脐之间为中焦（脾、胃），中焦功能“如沤”，主腐熟运化水谷；脐以下为下焦（肝、肾、膀胱、大小肠），下焦功能“如渎”，主通条水道，排泄废物。所以，“三焦辨证”反映了温病由上而下的传变规律，而人体受累的脏腑器官也由上而下的越来越多，三焦“如雾、如沤、如渎”的生理功能也由上而下的受到影响。从上述辨证不难看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卫气营血辨证是将温病在人体内的传变看成是由表入里的过程，三焦辨证则将温病在人体内的传变看成是由上而下的传变过程。但是，二者总体反映了温病发生、发展及症状变化的一般规律——病情由轻而重、病理变化由浅入深、病变部位由上而下、所累及的脏腑器官越来越多，机体的升降出入的运动和升清降浊的功能也越来越差，人体的抗病能力也由盛转衰。不过，中医温病辨证理论所总结的这一基本规律，其千变万变却总离不开“脏腑”，它是以脏腑为中心进行传变的，中医临床也就总是关注人的“脏腑”，根据人体内在脏腑气血的反映于外的“求助”或“求救”讯号，进行标本兼治的“救助”。“新冠肺炎”也遵循着中医温病这一传变规律，它反映在第七版《方案》中，就成为关于新冠肺炎临床分型的四型划分——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我们不防再从西医学角度，试述新冠肺炎临床分型的内在机理，并结合中医辨证进行连接，那么就不难发现，以现代医学病因病机为基础的新冠肺炎临床分型，也都归宿在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大道理之中。不过，与中医温病辨证（以脏腑为中心）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的分型则是以“病毒”为中心。试述如下：2、新冠肺炎分型轻型：当新冠病毒由人的鼻粘膜长驱直入到达肺脏后，病毒就在肺细胞进行植入感染与复制，此为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或“和平演变”阶段。在这个期段，被感染者并没有感到明显不适，症状表现或有或无，临床谓此阶段为“轻型”，即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此属中医卫分证、上焦证，为温病初始阶段，病位在肺卫，病理层次表浅。普通型：当新冠病毒在人的肺细胞反复感染与复制后，肺细胞开始出现炎性渗出，使肺部出现炎性改变，“炎症因子风暴”也蠢蠢欲动，一场“颜色革命”也在蕴酿之中。在这个阶段，临床表现虽然普普通通，但已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临床也出现发热、呼吸道等症状，影像学也开始出现肺炎表现。此为中医卫分证未解进入气分的“卫气同病”，或为上焦证未解而开始传变中焦，病已由表渐入里，病位在肺、胃、肠。重型：当新冠病毒在肺部感染复制由量变到质变后，就出现肺部纤毛细胞大量坏死，呼吸道和肺部炎性渗出，分泌出大量的细胞因子，从而引发“炎症因子风暴”，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激活，免疫细胞对病毒进行围歼，一场在肺部展开的“白热化战争”由此开始。由于人体内的免疫反应过度，在“杀敌一千”时也“自损八百”，使肺脏血管、气管、肺泡遭受重创，血栓、黏液栓、渗出物等也充塞其间，出现肺实变、肺纤维化，临床则以“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为主要表现，同时也可出现高烧、胃肠等症。此属中医由气分进入营血，或为气营两燔证、气血两燔证的初始阶段，或为中焦阳明证（经证或腑证），或为热入心包证，但临床主要表现为“疫毒闭肺症”，为温病的极期或亢盛期。危重型：由于人的肺组织遭受重创，使肺毛细血通透性增强，血液渗入肺胞，病毒和细胞因子通过肺胞的血液循环先后进入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使这类器官充血水肿、出血坏死等病理改变，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并形成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病人也处在“命悬一线”的危机中。这样，免疫细胞与冠状病毒在人体内的这场战争也进入尾声，最终导致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病情危重。此为中医的营血证、下焦证，病理层次深入血分，累及肺、心、肝、肾等重要器官，脏腑、三焦生理功能已衰败至极，为温病的衰竭期。从上述不难看出，随着病情的入深、症型由轻而重而危，人的受损器官也越来越多；不同的是，西医分型的立足点是病因的“毒”，中医辨证的立足点是受害的“人”。另外，在第七版《方案》中的“临床表现”栏目中，还有关于“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的重要提示。其实，这属于中医温病辨证中的“逆传”。例如：三焦辨证中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即上焦肺卫之邪不顺传中焦，而是横逆内陷入心包，从而出现神志改变等症，使病情突然加重变危；又如在卫气营血辨证中，卫分证或气分证不明显，就快速出现“气营两燔”或“气血两燔”证，临床就会出现邪热内陷营血的重危之症。总之，中医温病辩证的阶段划分与临床分型，只是温病发生、发展与传变的一般规律，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区分，而是区分中有联系；而临床中出现的“逆传”，则是温病传变的特殊形式。所以，中医温病辩证的这个一般与特殊，既诠释了新冠肺炎阶段划分的临床分型，也解读了部分重危新冠肺炎患者为什么初起症状“不明显”的这个特殊问题。至于为什么会出“逆传”这一特殊形式，则与个体的体质差异、正与邪的力量强弱等因素有关。中医关于温病“一般与特殊”的经验总结，具有涵古茹今的包容性，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但要强调的是，中医温病辨证有自已的独特性，它在辨证过程中始终是以“脏腑”为中心，关注的是人的整体反映，对病的人进行证候区分，将证候看作“人之情”，并分别对待，综合治理。所以，中医讲究的是战略，从整体或全局出发，去治理“病毒”对人造成的影响，去清理病毒毒害了的人体土壤，达其治本以驱邪，驱邪以救人的目的。西医则不然，西医分型是以“病毒”为中心，关注的是“炎症因子”，对人的病进行病情区分，将病情当“敌之情”，并单刀直入，直捣敌穴。因此，西医讲究的是战术，从局部或眼前出发，将病毒当作“恐怖分子”进行准确打击，但往往是病毒未灭人已损，病毒又乘虚而入，使人损之又损。可见，中、西医不同的医学观和疾病观，二者的治疗观也不同，临床效果也就大相径庭，甚至有天壤之别。

这次横行武汉、波及全国、席卷全球的新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给现代医学卫生防控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它冲破了现代卫生防控体系快速传播后，又神出鬼没地瘫痪了现代医学的救治体系。当这个狡猾的病毒肆虐全球，威胁和吞噬着人类生命时，现代医学还在围绕着“毒”做研究——对它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病理学、临床特点、诊断标准、临床分型、治疗方案等，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形成对新冠肺炎不断修改更新的七个版本试行《诊疗方案》。与此不同的是，中医却在这次疫情中胸有成竹，一开始就能见病知源地围绕着“人”进行有效的救治，成为这次抗疫中的中流砥柱。中医其所能如此，是因为它有贯通古今、执简驭繁的现存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无论是过去的老传染病和现代的“新冠肺炎”，它们因机症治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在中医温病学中找到答案。为此，我们不防就“新冠肺炎”复杂的病因病机与临床等新问题，从中医学角度进行一番勾通和解读，以彰显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 一、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点关于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点问题，首次出现在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第四版中，完善于《诊疗方案》第七版，最后将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基本特点归为：一是传染源：为新冠病毒的感染患者；二是传播途径：由飞沫或气溶胶经呼吸道传播和由粪便及尿对环境污染的接触传播；三是易感人群：人群普遍易感。这看似简单的几点初步结论，只因遇上一个“神秘”的新冠新毒，却让中国医学精英付出了艰辛努力——前后历时33天，经七个版本的修改，才摸清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的基本特点。与此相较，中医不同的是，在中医温病学关于瘟疫临床特点的阐述中，基于对中国历史中“瘟疫”的总结，却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新老疫病流行传播的基本特点，即使是花样翻新的“新冠”疫病也概莫能外，例如：易感人群：《黄帝内经》首提“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温疫论》继有“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之说。这两段经典文子意在说明：在瘟疫流行期间，无论是年岁大的或年龄小的（包括男女），也无论是身体较强的或身体较弱的，他们都是“皆相染易”或“触之者即病”的易感人群，这就是《方案》关于新冠肺炎的“人群普遍易感”。传播途径：对于疫病的传播途径，《温疫论》对此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疫论》还指出：疫邪“由口鼻而入”。这里的“温邪上受”，显然是指瘟疫毒邪由上呼吸道吸入传播，并指出“首先犯肺”的临床特点；这里的“由口鼻而入”，既指由“鼻”而入的呼吸道传播，也指由“口”而入的手口接触传播。这就将《方案》关于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说完道尽。传染源及其它：在上述中医经典文字中，还有“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和“皆相染易”，这二句分别指出了疫病流行学的三个特点：其中的“疫者”为传染源的患者，“疠气”为病原学的病毒，“皆相染易”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人传人”。同时“感天地之疠气”，就是人们所说的病毒源于自然界的“自然说”。值得一提的是，《内经》所说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段经文，其寓意较多，信息量大，可意释为：无论是什么传染病的“五疫”之疾，只要它到来，都会在一定的季节时间、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相聚的人群中流行传播，而且受感染的人群在临床表现上，也会出现“病状相似”的症状。显然，这既是中医对疫病的经典“临床诊断”，同时又涉及第七版《方案》关于流行病学史中的“聚集性发病”特点，即在家庭等群集场所，出现多例症状相同的“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这种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疫病，在中医上述经典论述中又称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总之，中医关于温病（瘟疫）的有关论述，是通过对疫病长期临床观察的经验总结，它既是对现代流行病学基本特点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对疫病临床基本特点的经典“临床诊断”，即使是现在的“新冠肺炎”也概莫能外，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所以，在武汉封城宅居困守之际，总在促使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倘若在武汉疫情传播之初，如果用《内经》“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十六字诀，去快刀斩乱麻地对这类“病状相似”的人群进行及时隔离，这岂不是赢得了对疫情的防控时间，达其“多快好省”而“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医学界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中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只有总感染病例的14%，而高达86%的未记录的感染者，正是造成疫情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也是疫情初期难以防控的核心（3月16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由此而论，《内经》“十六字诀”的经典临床诊断，不仅嘲笑了“未见明显人传人”的专家失误，也嘲笑了延误战机、真假不分、核酸检测阳性率仅为30至50%的测试盒，致使中途不得不借助CT检查作为权宜之计的“临床诊断”，形成武汉“临床诊断病例”一夜之间猛增一万三的骇人听闻！也正是这些见“毒”不见“人”的接连失误，才造成亡羊补牢而耗损国力的“封城”等原始之举。由此也可看出，中、西医文化的不同，其着眼点也不同——中医是着眼于“人”的临床判断，是人以群分以归类；西医是着眼于“毒”的追踪研究，是不见其毒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