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初医生的科普号

八、孩子防疫与饮食问题入冬以来，新冠肺炎防疫趋紧，一些家长常问及“网红医生”张宏文关于疫情期间孩子的饮食问题，想听听中医的意见。为了解和回答好这个问题，特上网寻找到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于2020年4月的视屏讲话。其原话为：“孩子不管长得胖，长得瘦，喜欢不喜欢吃东西，这段时间他的饮食结构，你要超级重视。绝不要给他吃垃圾食品，一定要吃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每天早上准备充足的奶，充足的鸡蛋，吃了再去上学，早上不许吃粥，不许吃泡饭。……中国的孩子现在只能吃鸡蛋、还有高营养的‘三明治’”。这个视屏讲话因引来一些非议，但谋体对此解释说：“这是张宏文医生基于防疫、营养学等角度提出的，因为人体针对病毒有一个特异性抗体，这个特异性抗体产生靠的就是蛋白质，而不是靠米粥……。”认为有科学依据。那么，中医又是如何看待疫情期间孩子的饮食问题呢？高营养、高热能的饮食结构到底对孩子健康与防疫有无帮助呢？要回答清楚这类问题，我们还是先基于中医理论与临床，从小孩体质特点与临床说起。1、小儿体质特点与临床明代三世家传小儿科医家万全，他积前人经验，撰《幼科发挥》一书，书中针对小儿体质特点提出了“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常虚；心常有余，肺常不足”的著名观点，被后世称之为“二有余，三不足”，并认为这是对小儿体质特点的高度概括。小儿“二有余，三不足”意在说明：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时，其脏腑娇嫩，稚阴稚阳，形气未充，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间的生理机能易出现不稳定、不协调情况，有的表现过头，有的表现为不足，阴阳不平衡，并围绕“二有余，三不足”生理特点引发一些易患疾病。例如：肝常有余：在中医理论中，肝在五行中为木、在四季为春、主生发、其受邪为风、在志为怒。肝常有余，就是肝的这类生理属性与功能偏旺，或肝气、肝阳偏盛。对于小儿来说，肝常有余就是人之初的生长发育生命力，犹如春天草木之方萌而生机蓬勃，其生理特点表现为爱动、喜跑、易闹情绪；其易患疾病多为肝风内动之证，如“多动症”（走神、好动、易怒等）、“抽动症”（眨眼、耸肩、摇头、清嗓等），在感受外邪时，还可出现“高热惊厥”（高热、抽搐、翻白眼）的阴虚火旺、肝阳亢盛证。心常有余：在中医理论中，心在五行为火，在四季为夏，其受邪为热，主神明情志。心常有余，就是心的这类生理属性与功能偏旺，或心阳、心火偏盛。《医学正传·小儿科》对此说：“夫小儿八岁以前曰纯阳，盖其真水未旺，心火已炎。”也就是说“纯阳”之体的小儿，常心火有余，临床中不仅会出现心经火旺的心烦不安、面赤尿黄以及口舌疼痛的“口疮”，还可出现热扰心神的“夜啼”；感受外邪后，又易化火扰乱心神，则可出现高热、惊悸、抽搐、神昏等热陷心包证。由于肝木生心火，中医又有“心热为火同肝论”之说。肺常不足：肺位最高、主皮毛、开窍于鼻、主气与呼吸；若外邪伤人，首先犯肺，故又有“肺为娇脏”之说。肺常不足即是说，小儿原本脏腑娇嫩，较成人更易感受外邪，一旦将养失调，寒热失序，外邪就“首先犯肺”，致娇肺受邪而易患“感冒”，出现恶寒发热、鼻塞流涕、咳痰喘等肺系疾患。因肺常不足，肺所主的皮毛腠理不固，肺卫失职出现反复感冒者，人们又称此为“易感儿”或“复感儿”；小儿反复感冒，致正气不足，外邪由口鼻而入化热，又可致肺热炽盛而出现高烧、神昏的逆传心包证。脾常不足：脾为后天之本，在饮食方面，胃主纳食，脾主运化，维系人的生理需求。脾常不足即是说：一是由于小儿生机旺盛，因身体生长发育所需，小儿常口腹是贪，求饮觅食，饮食不能自节；二是小儿脏腑娇嫩，脾胃脆弱，若喂养不当，或饮食偏于甘肥厚味，又常伤及脾胃。所以小儿易患症病为：吐乳吐食、腹痛腹胀或腹泻、大便酸臭等胃肠疾病；若脾胃积食化热，就会出现“烧食”（积食发烧）、“磨牙”、“鼻衄”（鼻出血）以及口臭等症病。若积食日久，脾胃久伤，则可出现厌食、头发稀黄、面黄肌瘦的“疳积”之症。肾常虚：肾为天之本，主藏精、主骨生髓、司二便。肾常虚，预示小儿先天禀赋不足的生理趋向，其易患疾病为：“解颅”（头颅骨缝，前囱扩大，不能闭合，常见于现代医学的的“佝偻病”）；“五迟”（立迟、行迟、发迟、齿迟、语迟）的脑发育不全、智力低下、脑性瘫痪等；“五软”（头项软、口软、手软、足软、肌肉软）的生长发育障碍。肾常虚，又可致小儿膀胱气化障碍而长期“尿床”之症。上述小儿“二有余，三不足”体质特点所要说明是：肝心有余，是强调小儿“纯阳之体”的阳强特点，即肝心为阳为热、易患热病、易损阴液而阳强；肺脾肾不足，是强调小儿“脏腑娇嫩”阴弱的特点，即易感外邪、易伤脾胃、易损形身、易耗精血而阴弱。所以，小儿“二有余，三不足”的总体趋向是——阳强阴弱。对此，明代儿科医家万全又在朱丹溪理论的影响下，对小儿体质又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总体概括。这就提示，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存在阳阴不平、火多水少，体质偏于“火旺”、且易患热性疾病的生理病理特点。这就从小儿体质特点与临床角度，回答了儿童关于防病防疫应选择什么样的饮食问题——饮食宜多样化而偏于清淡。2、小儿易患疾病与饮食从现代临床看，儿童易患疾病，既有季节性的多发病，也有一年四季的常见病，但总体来说，儿童所患疾病多属中医的“热证”，中医审证求因与治疗，也多关注儿童的饮食与脾胃功能。在60~70年代的贫困时期，乡村儿童每患发热性疾病，往往会出现高烧不退、面红耳赤、手足搐动、谵语神昏、呼吸急促，喉间痰鸣等症，按中医辨证多为热入营血、热陷心包或肝风内动证，乡村医生常用清热解毒、熄风镇惊、消食杀虫的中成药——小儿奇应丸。在小儿奇应丸的组方中，除有牛黄、天竺黄等清热、解毒、定惊外，还有消食杀虫的药物——鸡内金、雷丸等。这说明，中医对小儿热病的治疗，历来重视脾胃，用药总不忘消食导滞，荡涤胃肠积食积虫，以釜里抽薪，以减资热之源。在当下富裕时代，儿童易患疾病与饮食关系就显得犹为突出。例如：临床表现为纳呆厌食、头发稀黄、面黄肌瘦的小儿“疳积”，其“疳”字由“疒”和“甘”组成，所以“疳积”就是由偏食甘肥类食物所致的症病；还有夜间盗汗、磨牙、梦语，或口干喜饮、大便干结、性情烦燥的小儿“阴虚内热证”，也多为挑食偏食（甘甜、肉类、奶类、煎炸类食物）所引起。由小儿疳积、阴虚内热所致的体质状况不良、抗病力下降，又可导致小儿反复感冒而成“易感儿”。对这类症病的治疗，中医也是着眼于脾胃与饮食结构的调整，或健脾和胃以启生化之机，或消食导滞以除助热之食。但是，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对中医称之为的小儿“疳积”“阴虚内热”所致的“易感儿”，西医往往认为是“身体虚”所致的“免疫力低下”而嘱其“加强营养”，家长们也对此坚信不移，于是甘甜、鱼肉、蛋奶类等高热能饮食不断跟进，在强化儿童挑食、偏食不良饮食习惯时，使“纯阳之体”的儿童内热加重，出现“阴虚内热”证候群（便秘、口臭、鼻衄、磨牙、盗汗、夜啼、烦躁、抽动、多动等）；同时高蛋白、高营养饮食也加重了胃肠负担，本为脾胃不足的儿童又引起胃肠疾病，导致营养不良与正气不足而反复感冒。这样，由饮食结构不良对儿童的伤害，就形成由挑食偏食→消化障碍→积食积热→阴虚内热→容易感冒、易患热病的恶性循环，最终又导致儿童生长发育障碍。那么，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体质基础上的儿童，因饮食结构不良所造成的“阴虚内热”为什么会使儿童容易患“感冒”之疾？从现代医学审视，它有无科学依据？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早在70~80年代“中西医结合”医学刊物就对此进行过研究与讨论。认为：人体健康与疾病，中医强调“阴阳平衡”，西医学的交感神经与付交感神经，就相似中医的阴与阳。当儿童“阴虚内热”与“阴虚火旺”时，交感神经就处于兴奋状况，付交感神经则相对处于低下状况，这相似如中医的“阳强阴弱”。当交感神长期偏于兴奋状态时，人的周围血管呈收缩状态，表现于呼吸道，就会使上呼吸道粘膜（鼻道、口腔、咽喉）湿润度降低、粘液性分泌物就减少，甚或干燥干裂，它导致后果是：一是可引起上呼吸道干燥症侯群，如揉眼眨眼、清嗓咽痛、咽喉干吭、鼻痒揉鼻及鼻痛，鼻粘膜干裂伤及血管就会出现鼻出血，同时也削弱和破坏了上呼吸道粘膜对病原物的屏障作用；二是由于呼吸道粘膜干燥，使粘液性分泌物减少，随粘液分泌物而出的特异性体抗就减少，使上呼道免疫下降。二者共同作用，从而易诱发上呼吸道感染。总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儿童，其饮食结构若偏厚、偏热、偏燥，这无疑是火上加油，它伤及脾胃、食积化热造成“阴虚内热”证候群时，也易致上呼吸道感染。这就从儿童易患疾病与饮食角度，回答了关于儿童防病防疫应选择什么样的饮食问题。显然，其答复仍是——饮食宜多样化而偏于清淡。3、新冠肺炎特性与饮食疫情期间的饮食讨论，最后要落脚到新冠肺炎的预防。那么，儿童乃至成人到底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才有利于新冠肺炎的预防呢？这还得依据新冠肺炎的因机与临床特点，方能得到最终答案。对此，我们不防从如下方面去考察：从发病机理看：在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从西医角度将新冠肺炎发病机理称为“炎症因子”，又从中医角度将新冠肺炎因机归为“湿热毒瘀”。西中二者分别强调了“炎症”与“湿热”（或热毒、瘀热），即突出了“炎”与“热”的共性，这说明新冠肺炎属于急性感染发热性疾病这个事实。从病理特点看：在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从西医角度将新冠肺炎主要病理变化特点称为“炎症因子风暴”，又从中医角度将新冠肺炎主要病理变化特点称为“气血两燔证”。西中二者又分别突出了“炎”与“燔”，说明新冠肺炎“炎暴”与“火燔”的病理变化特点。从治疗方案看：西医是基于新冠肺炎“炎症因子”发病特性，其治疗方案是扑灭“炎症因子风暴”，截断病理转化链为治要；中医是基于新冠肺炎病因病机的“湿热”与“两燔”，着眼于“化湿清热、泻火凉血”的多法救治。西中二者治疗手段虽然不同，但都是基于新冠肺炎的“炎、热、火”为治。从重症预警看：在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所例的“重型、危重型临床预警指标”中，将有基础疾病的患病人群列入其中。基础疾病之一，首为代谢障碍性疾病，这类患者的共同特点为：一是饮食结构偏于肥甘厚味；二是身体多偏肥胖或“啤酒肚”，并多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或尿酸）等症病。这类人群不仅易感新冠肺炎，感染新冠肺炎后又易转为重危型，而且死率也高。从中医分析，这类人群体质特点多为“湿热瘀”（或湿热互结、或瘀热互结，但多为湿热瘀互结）的体质与临床症病表现。从上述新冠肺炎病因机证治与临床分析不难看出，新冠肺炎病毒有着“湿热瘀”的属性，其基本病理变化也以“湿热瘀”为表现，治疗方案也是着眼于“湿热瘀”。有着“湿热瘀”体质与基础疾病者，其所以易染新冠肺炎且重危与死亡率高，这是因为新冠肺炎与这类患者在“湿热瘀”方面，存在一个“同气相求”的亲和关系。所以，杜绝“湿热瘀”体质与基础疾病，才是防治新冠肺炎的关键，而“湿热瘀”体质与基础疾病的预防，其关键的关键是饮食。无庸置疑，导致“湿热瘀”体质与基础疾病的主因是饮食，是“美食家”们吃出来的，人们称之为“文明病”“富贵病”。去年疫情期间，我在线上接诊了三十多位新冠肺炎患者，多数患者偏肥胖且伴有基础疾病，其中有对老年夫妇病逝（在疫情前二个月因心脑心管疾病看过门诊，平时嗜好肥甘厚味）；另具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介绍，李文亮就是个“美食家”，体重也超标。这就提示，要做到对新冠肺炎的“未病先防”，最重要的是要“管住嘴”，避免服食易致“湿热瘀”的垃圾食物，不要“冬令进补”，不再在“湿热瘀”体质上“火上加油”，这才是疫情期间“未病先防”的微言大义与忠告！所以，疫情期间的饮食问题，总的原则是——清淡！成年人的饮食尚且如此，那么，对于脏腑娇嫩、阳常有余，易伤脾胃、易患感冒的儿童来说，疫情间的饮食问题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了！小结：中西医医学模式不同，二者的人体观、疾病观与防疫观也不同。对于疫情间的儿童饮食问题，中西医也有不同的看法：西医基于病毒/抗体/蛋白质的认识，提倡孩子多吃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也不管“孩子长得胖，长得瘦，喜欢不喜欢吃”，因为西医学要的是“蛋白质”生产抗病毒的“抗体”。中医则基于儿童脏腑娇嫩/阳常有余/脾胃虚弱/易患热病的生理病理特点，然后再决定儿童的饮食结构，其总体原则是“五味调和”，即五谷类、水果类、疏菜类、鱼肉类，都不可偏废；同时要根据孩子的体质、脾胃、易患疾病制宜；特别要尊重孩子的“纯阳之体”“阳常有余”这个体质特点，如果一味地强调高营养、高蛋白、高热能饮食，这无异于“火上加油”，不仅引发易患疾病，对“湿热”属性的新冠肺炎预防也极为不利。因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只有使孩子的稚阴稚阳相对平衡，使孩子“内环境稳定”，才有可能有效地防病防疫。

七．“心理危机”中医观 人类所遭遇每一场重大灾难时，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往往是持久而普遍的。据说美国9.11事件曾启动持续一年之久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项目；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后很多心理援助项目也持续达数年之久……。湖北武汉作为这次“新冠”疫情的“风暴眼”，武汉市民在承受新冠肺炎巨大伤害与恐慌时，也历经了“76”天之久的封城隔离，其心理重建更是任重道远。为此，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27日出台了新冠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以助疫情中出现的心理危机。对于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心理危害，国内外专家指出：新冠疫情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通常会带来生理后果，也可能会导致与传染病完全无关的各种心身疾病。”而且“出现心理健康障碍的后果可能‘超过’病毒本身造成的‘后果’”。所以，新冠疫情造成的心理问题与心身疾病，也就成为中国医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又是如何看待这次普遍、持久的心理危机与心身问题的呢？中医又是如何理解“心”与“身”的关系的呢？中医对心理问题与心身疾病的治疗又有什么见解与“解药”呢？要想道说清楚这类专业而复杂的问题，我们还得从中国古汉语的“心”字说起。1.“心”的意符与功能在中国古汉语中，“心”字别有古意。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说：“心，人心也，在身之中”。即“心”的本义是指人的心脏，它处在人体的中心位置。在此认知上，中国文化的“心”后来获有诸多非凡的意符与神奇的功能，例如：“心”作为推动人体血液循环流动的器官，就成为跳动不息的“心脏”；“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中属火，就成为生命之火而燃烧不息的“火脏”；“心”居人体空间位置的中间，它又成为帝王权力象征的中心或“中央”。同时，“心”还承担着中国人的“心记”“心想”“心事”“心情”等功能，“心”又成为人们思想与情感表达与交流的“心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在中医《内经》藏腑理论中，中医学的“心”则几乎囊括了中国古意“心”的所有意符与功能，并唯我所用地成为中医藏象学说中拥有多种功能的“心藏”，例如：“心”的跳动推动人的气血周流不息、运养全身而有“心主血脉”之说；“心”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等活动又有“心藏神”“心主神明”之说；“心”的心阳温煦作用有如阳光普照、温养人体组织器官而有“心为君火”之说；“心”居人的胸中而处中央之位、君主之尊、主宰一切而有“君主之官”之说；“心”在人体五脏六腑中的主宰作用，心又成为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过，在“心”的诸多的称谓与功能中，最主要称谓与功能有二：一是有形之心，称为“心脏”，是人的脏腑器官、机体组织层面的统帅，其职能是“心主血脉”（简称心血）而血充养五脏，供养全身、温养四肢百骸，主宰人的生理机能活动；二是无形之心，称为“心灵”，是人精神、思维、情感层面的领袖，其职能是“心主神明”（简称心神），心神定位于五脏而有“五脏神”与“五情志”，主宰人的精神情感活动。所以，“心”对于“人”来说，既是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形身肉体的统帅，又是精神、思维、情感的领袖，是形与神的合二为一、肉与灵的齐抓共管。“心”这种“两手抓、两手硬”的功能，从而形成中医心身一体、形神兼备、灵肉互持的“心身一元论”。中医看人，就是基于“心身一元论”，去形神合一地考察整体生命活力的“精气神”，并以此作为临床判断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依据。如果单从人的精神情感层面而言，“心主血脉”与“心主神明”这两个功能也是互支互持的，它们的关系是：心血是心神的物质基础，心神是心血的功能表现；而心神的聪慧愚钝、情感的抑扬静燥，则反应心血的虚实和五脏气血的盛衰。可见，“心”既是“心神”的所在地，更是人的“情感场”，它在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里，记忆着文化，储存着思想时，也表达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中医基于心血、心神与五脏的关系，依据“四诊”去考察“心灵”之疾、判断“情志”所伤，以解决人们面临的精神、情感与心身问题。2.“心理危机”三现象中医关于心血、心神与五脏的关系说明，人的神明与形体、灵魂与肉体、心理与躯体，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二者不可分离，从而形成中医“心身一元论”的整体医学观。也就是说，对于现代临床中的“心理危机”或“心身疾病”而言，就不能将“心理”与“身体”割裂分开进行各自观察与治疗，否则就会陷入“心身二元论”的泥潭，这既对患者不利，也不符合“心身一体”常识的临床实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以下就这次新冠疫情“心理危机”有关资料为例进行阐明。2020年6月20日，在第三届华南地区精神心理专科联盟高峰论坛会上发布一份全国5万余人的流调显示：“中国疫情期的心理问题主要为：抑郁占总体人群的27.9%，焦虑占31.6%,失眠占29.2%，急性应激症状（又称躯体症状）占24.4%。”其实，这个心理危机流调资料可将其归纳为三，可称之为心理危机“三现象”，即心理问题（抑郁、焦虑）、睡眠障碍、躯体症状。三者的具体表现分别为：心理问题：主要为抑郁、焦虑。抑郁：悲观沮丧、心绪低落、压仰无助、兴趣下降、厌世自伤；临床表现为目光呆滞，表情茫然，呆若木鸡，反应迟钝。焦虑：烦躁易怒、紧张不安，或喊叫骂人、伤人毁物，或惊恐发作，呼吸窘迫，濒临死亡；表现为精神亢奋、语速较快、言语赘述、行为不安等。躯体症状：也称急性应激症状，主要为燥热出汗、胸闷胁痛、肢体颤抖、小便频数，或头痛头晕、心慌气短、脘腹胀满、疲乏无力、不欲饮食等。或过分关注身体感受所出现的咽部不适、呼吸不畅、心跳头蒙、以及肢体酸、麻、胀、软、痛等疑病障碍。睡眠障碍：因心理问题和躯体症状，常常影响睡眠，表现为入睡困难，夜间易醒、醒后难眠，或似睡非睡，多梦噩梦，肢体燥动，出汗介齿等；晨起则困意浓浓，呵欠不断，头蒙脑胀，记忆减退、浑身不适等。上述心理危机中的“三现象”，如果从中医“心身一元论”或心身一体观”看，这三者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即心理问题的抑郁、焦虑引起全身不适的躯体症状，心理问题的抑郁、焦虑与躯体症状的适又可导致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又进而影响或加重心理问题与躯体症状。同时，如果心理危机“三现象”持久不解，最终就导致心身交瘁的身心疾病而缠绵不愈。这种由心理→躯体→睡眠→心身的整体而复杂的联动性，就是心与身、神与形、灵与肉的联动性。这种联动性如果用《内经》关于心神的理论解释，那就是人情志所伤则首伤心神，心神伤则殃及五脏，五脏失调则出现躯体症状，情志不遂与躯体症状可致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又可加重情志不遂与躯体症状，最终由“心理危机”导致心身俱病的“心身疾病”。对此，中医《内经》有如下明确的记述。3.“心身”问题整体论对于现代临床中的心理危机“三现象”以及心身疾病等问题，《内经》基于心血、心神与五脏关系的认识，其总体看法大致为：（1）情绪抑扬与五脏盛衰：先谈心理危机“三现象”之一心理问题——为抑郁、焦虑。按中医理解：抑郁者多为悲观、恐惧、低落的向下情绪；焦虑者多表现为易怒、嘻笑、惊恐、张扬的向上情绪。对于为什么同是心理问题而有抑郁、焦虑之别，《内经》对此认为：“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素问·调经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灵枢·本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灵枢·本神》）。这几段经文其意是说：如果人的五脏气血有余或实盛，就会表现为烦躁易怒、嘻笑不休等情志过激的张扬情绪；如果人的五脏气血不足或虚损，就会表现为恐惧胆小、悲观沮丧等情志退宿的低下情绪。《内经》关于人心理情绪的怒与恐、悲与喜与人体五脏气血盛与衰关系的论述，其实也符合现代临床中的焦虚症和抑郁症，即焦虚症者多为有余的实盛证，抑郁症者多为不足的虚损证。此外，在《内经》中对于心神病，还有“弃衣而走，登高而歌，妄言骂詈，不避亲疏”的神癫情狂者，俗称为“阳疯子”，此为机体阳热炽盛所致；《内经》也有“欲独闭户牖而居”而喜静独处、少言寡语、神情低落的神迷神失者，俗称为“阴疯子”，此为机体阴盛阳衰所致。这与焦虚和抑郁的机理相似一致，可互为应证。总之，《内经》关于人体脏腑阴阳的盛与衰，气血的有余与不足，从而决定情志病和心神病情绪抑与扬的论述，值得现代临床重视与研究。（2）情志问题与躯体症状：当人长期处于危机事件中而造成持久的心理压力时，由此引发的忧虑、紧张、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郁闷于内而未能宣泄时，中国百姓常称之为“生气”。《内经》对“生气”所致人体脏器气机失调和对人的为害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即由情志所致的这类气上、气缓、气消、气下、气乱、气结，就是中医所说的脏腑“气机逆乱”，当它干扰了人体正常生理机能，打乱了内脏器官气机正常有序的“升降出入”时，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气机逆乱的躯体症状，诸如：头晕耳鸣、胸胁胀痛，胃满厌食，小便濒数，或身体出现酸、软、麻、胀、软、痛等临床症状。总之，《内经》关于情志问题与躯体症状关系的论述，在道说了中医“心身一体”的联动性时，也道说了现代心理学关于“心理问题躯体化”这个普遍的临床现象。（3）情志所伤与心身疾病：如果人的情志或心理负性情绪，如怒、喜、思、忧、恐持续不解或情绪过激时，就会伤及五脏而酿成五脏相应的疾病。《内经》对此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例如：大怒或持久的愤怒情绪易伤肝，致肝气郁结、胁肋疼痛而易患肝胆疾病，甚则有如孔明“三气周瑜”使其吐血而亡；大喜或长久陶醉于喜悦的情绪之中则易伤心，使人心神涣散，甚则有如“范进中举”因其欣喜过头所致的神识不清；过久的忧伤情绪易伤肺，致肺气虚损而有肺卫不足之症，甚则有如“林黛玉忧伤”过度所致的肺痨咳血之患；长久的思虑情绪则易伤及脾，致脾胃不和而易患脾胃疾病，甚则患上不欲饮食、纳呆拒食或进食而呕的“厌食症”；紧张恐惧的情绪易伤肾，肾主二便的功能失调而易致小便频数或“神经性尿频”，还有突如其来的惊吓所致的“屁滚尿流”而致二便失约。上述情志所伤导致的五脏失调与疾患，临床中常使人“心身交瘁”而缠绵不解，最终又成为现代临床中的“心身俱病”的心身疾病。（4）心身问题与睡眠障碍：对于睡眠与心身关系，《内经》载有黄帝与歧伯的这样一段对话：“帝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歧伯曰：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素问·病能论》）这说明夜卧不安的原因有二：一是与五脏内伤疾病有关，如脾胃病的“胃不和则卧不安”；二是与精神上的悬念牵挂有关，如深情牵挂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等。从而说明睡眠障碍与心身问题或心身疾病的关系。对于睡眠障碍中的夜梦与噩梦，《内经》说：“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素部·脉要精微论》）这类梦境的水与火、哭与怒、堕与飞、取与予的两极特性，具有阴与阳的属性，说明人体阴阳偏盛或阴阳俱盛，是导致扰神多梦与恶梦的原因所在。这样，《内经》又将睡眠障碍中的多梦、噩梦，又归因到心身疾病的阴阳偏盛上。对人的寐寤与机体阴阳变化，《内经》认为：“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灵枢·口问》）即睡眠的“寐”与“寤”，与人体阴阳在昼与夜的多少出入有关。因昼夜的生物节律关系，人体阴阳也随之变化——夜为阴，人体就阴多阳少或阳入于阴而寐（入睡）；昼为阳，人体内的阳多阴少或阳出于阴则寤（苏醒）。简而言之，失眠与阴虚阳盛有关，因阳盛则燥、燥扰心神则不寐。从而将睡眠的机制建立在人体阴阳的变化上。总归上述，《内经》对现代临床中心理危机的“三现象”以及心身疾病，从人的情志与五脏、五脏与躯体、心身与睡眠作了全面的阐述，将“三现象”与心身疾病看成是由人的情志→五脏→躯体→心身→睡眠联动的整体，但它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形神合一”或“心身一体”，从而为中医治疗心神/情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另辟了溪径。4.“心病”诊疗中西观当我们用中医“形神一体论”去解读现代临床中的心理危机“三现象”时，人们不难发现，中医“形神一体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心理问题的抑郁、焦虑情绪，可引发急性躯体应激症状（躯体症状）；心理与躯体的心身交瘁，又可导致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又反过来影响心理并加重躯体症状，最后由心理危机导致心身疾病而缠绵不愈。这样，中医对心理危机与心身疾病的整体观及其诊断与治疗，就有别于现代西医与心理学，从而形成中、西不同的疾病观与治疗方法，其不同之处可大致归为：（1）不同的心身观：与中医“心身一元论”或“神形一体论”不同的是，现代西医与心理学基于“心身二元论”的医学观，它们将人的心理与身体、灵魂与肉体一分为二地割裂开来进行考察。所以，它们在对待心理问题/心身疾病时，也就各持一端，使心身分裂——西医从生物医学角度，将人看成是单纯生物层面的人，往往从肉体、细胞、分子层面找病因；心理学则从单纯心理学角度，将人看成是单纯心理层面的人，往往从灵魂、心理、心结层面找问题。它们对待心理问题/心身疾病也就各自为说，使人的身心两分，并各自为治。显然，这就违背或颠覆了人是生理与心理、躯体与精神合二为一的整体这个基本常识。（2）不同的疾病观：现代西医与心理学基于“心身二元论”，它们在对待心理危机/心身疾病时，往往将其归因为：心理学尚“心”，探寻心灵深处的“心结”；西医尚“物”，重视大脑中某种神经递质的多与少，它们分别在“心理层面”和“神经递质”上做文章。与此不同的是，中医基于“心身一元论”，把心理危机/心身疾病看成是由心情→五脏→躯体→心身→睡眠等环环相扣的整体联动；对其治疗，在于截断这环环相扣的病理转化链，找准其突破口，并神形兼治，以中断疾病的发展。认为截断病理转化链突破口，就是“睡眠障碍”，因为只有睡眠安则心神安，心神安则五藏安，五藏安则躯体安，心身俱安则心理危机/心身疾病就可迎刃而解。中、西关于心理/心身疾病观的差异也就不言而喻。（3）不同的诊察手段：与西医、心理学分别用机械简单的心理量表测查、或在大脑中孤立地找某些神经递质多少等诊察手段相较，中医则以人为本，围绕着人的心/五脏进行取象，例如：“心主血脉”和五脏气血展现于外的生命体征就成为中医观外审内的“脏象”；“心在体合脉”的“寸口脉”就成为反映人体气血盛衰的“脉象”；“心开窍于舌”的舌诊就成为反映脏腑气血变化的“舌象”；心藏血“其华在面”的面色又成反映人体气血多少盛衰的“色诊”……。医者通过“四诊”收集上述征象，将患者情绪的抑扬静燥、躯体的寒热痛楚、睡眠的难易深浅等，与五脏的气血盛衰，体质的阴阳虚实等联系起来，进行全盘统考，然后制定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案。中医以人为本和西学以物为本的诊察方式相较，二者又大相径庭、相去甚远。（4）不同的治疗方法：西学对抑郁症、焦虑症的干预与治疗，往往是心理医心理咨询、精神医开列精神药、内科医开列失眠药，形成“头痛医头式”的多医分治。特别是精神类药物的应用副作用——抗焦虑药物让人松驰之时，却又让人处于昏困不振的生理低下之中；抗抑郁药物让人振作之时，又往往使人处于心烦不已的生理亢奋之中。而药物的依赖性又使患者久服不减。与此不同的是，中医立足于心神与五脏，对患者进行如下的全面考察——辨别情绪的抑郁与焦虑、悲观与易怒、低落与张扬；分清睡眠障碍的入睡、早醒、出汗、梦境与梦语；问清胃肠的纳食与二便，身体痛楚的部位与性质；考察体质的阴阳、肥瘦、寒热、敏钝。然后，推断五脏气血的多与少、盛与衰，审定因机的郁、瘀、痰、湿、热、虚等，进行辨证施治，整体调治。所以在治则上，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实者泄之，虚者益之，情扬者镇之，情抑者扬之；在具体治法上，可灵活多变，或治睡以安神，或治神以调脏、或治脏以调神，或心身同治、标本兼顾。有经验的医者往往是一方多法，溶“心、身、睡”于一体。随着患者睡眠改善，不良情绪也随之好转，躯体症状也逐渐消失，心理危机与心身疾病也渐趋好转。小结：不可否认，在人类每遭重大灾难，使人们饱受肉体摧残与心灵重创时，科学医学或心理学的支持安慰，情感交流，精神会诊，药物治疗，避免极端事件等，屡作巨大贡献。然而，心理学思想起源于对灵魂的探索，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活动，这就使现代医学或心理学具有“心身二元论”的先天缺陷。所以，现代医学或心理学的任务，往往只限于应急的“心理救助”，其药物治疗也不过是治标的“心灵欣慰剂”，且一旦心理问题转变成心身疾病又缺如“心身解药”，科学医学或心理学的局限性也就不言而喻。中医关于神明/情志疾病的理论与临床，是建立在“心身一元论”基础上的，这就为中医治疗现代心理/心身疾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效途径与方法，形成了中医治病求本的心身合一、形神一体、形神并治的整体观与整体调治，且灵活多变，因人而异、一人一方，治效稳固。所以，中医治疗神明/情志疾病的思路与方法，无疑是一份值得珍惜与研究的宝贵遗产，理应让它发扬光大，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六、“黑脸”中医解读5月21日，央视网播发了有一篇文章与视屏——“救回‘黑脸’医生。”这个让人心酸不已的视屏与文章，说的就是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胡卫峰、易凡。说来也巧，这两位医生好似一对“命运共同体”，他俩在同一个医院、同为外科、同样42岁，同为新冠肺炎危重症者，同在一个医疗队抢救，最后同为“黑脸”人，乍一看人们还以为是两位黑人患者，引起武汉市民的关注。对于这俩位医生“黑脸”的成因，有关医学权威报导将其归因为：一是药物不良反应，认为在救治过程中使用多黏菌素B，该药因诱导体内组胺的释放和黑色素的合成而致皮肤色素沉着而成；二是肝脏损害有关，认为新冠肺炎继发性肝损害和治疗过程的药物性肝损害使肝脏代谢异常，致血液停含高量的铁质经面部皮肤所致。另有认为，“黑脸”可能由炎症因子介导产生的过敏反应或毒性反应，或因患者处于炎症后病理进展阶段等因素所致的色素沉积。总之，生物医学将“黑脸”的成因，看成是某个药物、某个器官、或炎症等因素导致代谢失常，使黑色物质沉积于皮肤面部而成。但在中医看来，疾病中所致的“黑脸”非同寻常，它牵涉到中医“四诊”内容中的“望诊”，在望诊中又牵涉到中医的望面色的“色诊”。我们还是从中医“望诊”说起，并重点介绍中医的“色诊”与“面黑”的临床意义。1、望而知之谓之神（1）“望”的文化：在中华“望”的文化中，古人用眼睛观自然、看世界、析社会、审人生，不仅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也造就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造就了历代名医大家。对于人望我和我望人的眼睛来说，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作用，即通过眼睛看心灵。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眼睛又是心灵的窗户，人们通过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出他的心灵世界。对此，战国时期的孟子曾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廋哉？”（《离娄上篇》）其意是说：观察一个人的心胸“正”与“不正”，从眼睛的“亮”与“不亮”就可以看出来。听其言、观其眼，人的善恶真伪哪能隐藏得了呢？中华“望”的文化体现在中医学中，眼睛就成为中医判断一个人心身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窗口。《内经》对此说：“夫心者……，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素问·解精微论篇》）其意是说：两眼是心的目窍，面色是心的外华，人得意时心中愉悦的神气就会集中于两目之中，人失意时心中忧郁的气色就会流露在脸庞上。因而人的双眼与面色就成为中医考察内在脏腑气血的盛与衰、虚与实，人的情绪喜与忧、愁与乐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所以，对于中国文人和政治家来说，眼睛是用来观察外在世界变化的视觉器官，以触发灵感、抒发胸怀、指点江山。对于中国医人来说，眼睛是用来审视人心身状况的望诊器官，中医通过察颜观色的望诊进行观外审内，诊疾所在，提出方案，以济世救人。因此，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望诊”处于首要地位，中医典籍《难经·神圣工巧》将四诊分别称为：“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即“望”与“闻”属于医人心灵层面的领悟，其层面高而“神”与“圣”；“问”与“切”属于医人功夫层面的技巧，其层面逊而“工”与“巧”。（2）扁鹊望桓公：“望而知之”有着东方文化的神奇，其境界高、医道深、难度大，故谓之“神”，中医历史中的扁鹊，就是因善长望诊而被后世称为“神医”。战国时期《韩非子》在“扁鹊见蔡桓公”一文中，就记述了扁鹊为齐国国君蔡桓公“望诊”诊疾的如下故事：扁鹊进见蔡桓公，他站了会儿对桓公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入深，桓公说：“寡人无疾”（我没有病）。10天后，扁鹊又见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更深，桓公“不应”“不悦”（不理睬、不高兴）。又过10天后，扁鹊再见桓公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更深，桓公又“不应”“不悦”。扁鹊退出后，桓公对近臣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医生喜欢把没病的人当有病治，想以此邀功）。又过10天后，扁鹊再次看望桓侯时，桓侯的病已进入“骨髓”，扁鹊再未劝告而“还走”（快速退步返回）。几天后桓公病重，他派人寻找扁鹊，扁鹊怕迁怒、诿过于他已逃到秦国，蔡桓公因病已入深，过了不久就病死了。韩非子这个故事提示人们：要“见微知著”有病早治，不要“讳疾忌医”避免酿成大错。同时，文中关于蔡桓公的疾病由腠理、肌肤、肠胃、骨髓的记述，也符合中医由表入里、由轻转重、由重而危的疾病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韩非子以故事形式表达了中医“望诊”在临床中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医“望诊”包括望眼神、面色、形体、姿态、舌象、五官九窍及分泌物、排泄物等。但根据该故事情节，扁鹊望诊蔡桓公，只能限于望他的神、色、形、态，而“神色”又是望的重点，而其中的“望面色”后来发展成为中医的“色诊”，色诊也就成为中医一门古老的诊察艺术，“望而知之谓之神”也成为历代医人医学境界的追求。对此，汉代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对扁鹊的医术也发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的由衷赞叹！2、色诊理论与临床人们不禁要问，中医为什么能凭一双眼睛进行察颜观色的“色诊”，就能在临床中诊疾病、判顺逆、断生死？这还得从“面色”的形成、“五色”的含意、“正色”与“病色”的区别等色诊知识说起。简介如下：（1）面色形成：中医认为人以五脏为中心，并通过经络将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五脏气血通过经络运行滋养全身时，五脏气血也通过经络上走头面官窍以养容色。对此，《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有“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之说，从而使人耳聪目明时也使面部五色修明而容光焕发。所以，人外在面色其实是机体内在五脏气血所生，人外在颜面色泽的明与晦、泽与枯、浮与沉、有神与无神等，就成反映内在五脏气血的盛与衰、病性的热与寒、病史的暂与久、病情的轻与重的一面镜子。所以，五脏气血生成面色，观面色而审五脏气血，中医观外审内的“色诊”由此成立，望色也就成中医诊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手段。（2）五色内含：中医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自然界有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这五种颜色与人的五脏相配，就分别形成肝青、心赤、脾黄、肺白、肾黑的五种脏色，又称“五脏色”。同时，五脏色又与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时（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五邪（风热湿燥寒）等紧密相联，使五种脏色与五行、五时、五方、五邪中的内涵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从而将五脏色与时空地域、季节气候、外邪性质、病变部位、疾病顺逆等结合起来，形成中医天人一体、全盘统考的“五色诊”，为中医临床提供了整体、全方位的色诊思路。（3）三种色诊：在《素问·五脏生成篇》中，对中医色诊有明确的记述，将面色大致分为五藏所生的平色、五藏病的生色、五藏病的死色三种。五藏平色：五藏平色也称五脏正色。所谓“平色”就是既不能太过，也不是不及，要色泽执中，恰到好外，所以“平色”就成为一种叁照色，其特征是——隐然含蓄、明亮润泽。《内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将五藏平色形容为：以缟裹绀（绀：即紫绀色，青透红或黑透红），以缟裹朱（朱：中药朱砂，正红色），以缟裹栝楼实（栝楼实：中药名，浅黄或浅棕色），以缟裹红（红：粉红色），以缟裹紫（紫：紫红色）。注：“缟”为纯白色的精细生绢，“裹”为包缠，即用白薄绢包上述色物，五色就隐而不露且明润光泽，体现在人的容颜上，就显得有“精气神”，《内经》谓此为“五藏所生之外荣”，即五脏的气血上荣于面所形成的五脏平色或正色。总归中国黄种人的面色偏黄，但因体质、地域、气候等差异，有的面色却偏红、偏白、偏黑等的不同，但总体来说应黄中透红、或白里透红、或黑里透红，以色泽含蓄明润为佳。五藏生色：与上述隐然含蓄的“平色”不同的是，为五色太过或过于外露，只因为外露的面色必竟有生有色、明润光彩，仍属于有生机的“生色”，但五色暴露必有隐忧，故多为五藏疾病中的生色（与死色相对）。《内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将其形容为：青如翠羽（翠羽：翠鸟的羽毛，色青光泽），赤如鸡冠，黄如蟹腹，白如豕膏（豕膏：猪的脂肪，色白发亮）。《内经》谓此为“此五色之见生。”即用这五种色泽来判断五脏，是五脏生机尚旺盛的表现，即使是太过的病色，也属为时未晚可防可治的生色。从现代临床看，多因体质因素、心血管疾病、或三高症人群等代谢性疾病所致的异于常人之面色。所以，有的患者看上去红光满面，光彩照人，充满着生机，其实脏器已有隐患，生命已充满了危机。也可见于中医“大实有赢状，至虚有盛候”的一些疾病，或见于真寒假热，阴盛格阳的“戴阳”的患者。因此，病中生色的太过，不得不提防。五藏死色：与五色太过、外露相反，就是暗然失色、枯晦无泽，这属于疾病中无生机的“死色”。《内经》将其形容为：色见青如草兹（草兹：青白的死草之色），赤如衃血（衃血：赤黑的败血之色），黄如枳实（枳实：药名，棕褐无泽），白如枯骨，黑如炲（炲：灰黑的烟煤之色）。《内经》谓此为“此五色之见死”，即用这五种色泽作为病至凶险的预判，属于病中的死色，中医将此死色又称为无胃气的“真藏色”。中医有“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所以“真藏色”所要说明的是，用以滋养五脏而源于胃气的精微物质已经断绝，五脏精气也随之衰竭，五脏失养无泽的本色外显于面，面色也表现出枯暗无泽的死色。这犹如“玉石”的保养一样，具说玉石最好的保养是佩戴，因为人佩戴时因汗液、油脂的滋养，玉石才能保持它温柔明润的光泽，否则它就会外露出它“石头”的本色而暗淡无光。从现代临床看，无胃气的真藏色或死色，见于各种重危症后期，如肺心病、肝硬化、慢性肾衰、肝癌或胰头癌，或某些严重感染性/消耗性/代谢性疾病的晚期。这类疾病的面色往往表现为黧黑如烟熏，或黄而黑、紫而黑，且枯晦无泽等，因此在五藏死色中，“面如死灰”的灰黑如炲之色尤为突出，偏黑的“黑色”也占有显著位置。3、黑色的临床意义：在中国传统颜色——青、赤、黄、白、黑五色中，因“黑色”本不光彩，给人视觉是黑暗，因而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感受多为负面影响，所以黑色在中国文化层面也往往是一个贬义色彩。黑色一旦与中医结合，就道说着生命的凄风苦雨、生机的至暗。（1）黑色文化与中医：在中国文学等作品中，黑色多用来渲染阴冷、黑暗、紧迫、恐惧、衰老、死亡等气氛，例如在带“黑”字的成语和语言中就有——昏天黑地、风雨如晦、月黑风高、黑风孽海、黑云压城、黄干黑瘦、暗无天日的“阴曹地府”等。在中国传统诗词中，“黑色”多用来表达寂寞、凄凉、悲苦、惊恐、衰败等境况，例如：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寂寞）；王冕的“昨夜天寒孤月黑。”（凄凉）；杜甫的“雨急青枫暮，云深黑水遥。”（恐怖)，“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悲苦）；陆游的“久病卧江村，发白面黑。”（衰老）等。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中医学中的“黑色”在禀承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基础上，又赋于它特定的医学意义，这主要与中医脏腑理论中的“肾脏”密切相关，中医的“肾”也就担负起中国“黑”的基本文化意义，黑与肾也就结合在一起，二者在中医学的“天、地、人”中携手并进，道说着中医“肾黑”的生理功能与医学特征。例如：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医脏腑理论中，五脏（肝心脾肺肾）常与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方（东南中西北）、五时（春夏长夏秋冬）、五邪（风热湿燥寒）、五体（皮肉筋脉骨）、五志（怒喜思悲恐）、五声（呼笑歌哭呻）、五色（青赤黄白黑）紧密相联，组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五脏之一的“肾”最后分别与水、北、冬、寒、骨、恐、呻、黑相对，肾就获有这类对象的自然属性与生理特征，这类属性与特征互为关联与衬托，共同展现出风萧、寒冷、冰凝、凄苦、阴黑、彻骨、恐惧、呻吟的衰落与死亡的征象。这样，天人合一的“肾”，也就处在这类自然现象与人生理特征的极端，“肾”也就与中国文化意义的“黑”互为诠释、相得益彰，组成“肾黑现象”或“肾黑征象群”，用以说明和概括疾病发展后期的一些生命危象。代表疾病后期的肾黑现象/肾黑征象群，以下用中医常用辨证方法进行说明。（2）肾黑现象与辨证：在中医辨证方法体系中，其辨证方法有八种之多，虽说它们的立足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有肾黑现象/肾黑征象群。例如：八纲辨证：在中医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中，“肾黑征象”当属阴阳总纲的阴证，阴证包括里证、寒证、虚证。里证是病变部位在里，疾病已深入脏腑、气血、骨髓或“病入膏盲”；寒证是疾病性质属寒，其阳气已衰，冷落萧杀，机体呈现一派阴寒之象；虚证是脏腑生理机能低下、正气已衰、正不胜邪、生命已充满危机。总体来说，里、寒、虚之证，多见于热病或慢病后期，预后多不良。脏腑辨证：在中医脏腑辨证（心、肝、脾、肺、肾等器官）中，“肾黑征象”主要体现在心肾两脏的阳虚证。如心阳不足或亡阳，就会出现冷汗淋漓、四肢厥冷、脸色晦暗、呼吸气微，脉微欲绝等危象；肾阳不足：一是因阳不化水致水饮内停上逆，形成水饮凌心射肺的咳喘痰鸣；二是肾阳虚衰，阳不化水致水邪泛滥的全身水肿，若阳虚寒凝经脉则腰膝冷痛，若浊阴上泛则面色晦暗黧黑等。总归心肾阳虚证，多见于现代临床中的慢性肾病、肺心病、心肾综合症等，或病致心衰、肾衰的重危患者。六经辨证：在《伤寒论》六经辨证（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中，“肾黑征象”主要见于少阴病（肾）、厥阴病（肝）。病在少阴：少阴病是六经中最后层次和最危重的阶段，张仲景说对此说：“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临床还可出现精神衰惫，欲睡不得的昏迷状态。厥阴病：若症见前热后厥，热深厥亦深，四肢厥冷，厥冷过肘膝，脉象微弱，为厥阴病最危险的阶段。温病辨证：包括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在三焦辨证（上焦证、中焦证、下焦证）中，“肾黑征象”主要见于下焦证的“脾肾阳虚证”，其症多见水邪泛滥、一派阴寒之象。在卫气营血辨证（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中，“肾黑征象”主要见于营分证、血分证的“内闭外脱证”或亡阳证，为温病后期阶段，主要累及心、肝、肾，常形成多器官衰竭，如新冠肺炎重危症者。在上述中医辨证方法体系中，心、肝、脾常与肾在一起促成“肾黑征象”的形成，这是因为心、肝、脾与肾在人的生理病理上存在着互为关联与制约的内在机制，如“肝肾同源”、“心肾相济”、“脾肾相克”等，所以在疾病后期或危重阶段，心、肝、脾常参与“肾黑征象”的演变，加速着患者的衰亡。总之，“肾黑征象”最终要说明的是，人的疾病层次已由表入里进入营血或由上而下累及于肾，疾病性质已由阳转阴、由热转寒、由实转衰，肌肤面色也由润转暗、由暗而黑，这些都说明疾病已进入危重阶段，预后凶险。（3）疾病危象与色黑：中医学的“肾”在五脏排序中，为五脏之后或最下端，而肾为“先天之本”，肾所藏的真阳为“命门之火”，当疾病累及于肾，生命之火衰竭时，与肾藏相关的水、北、冬、寒、骨、恐、呻、黑的属性就显露于外，形成生命危象的“肾黑征象”。如果说在中医人的眼中，“肾黑征象”就是中医的“告病危”，那么“色黑”则是“告病危”中的一个显著而重要的标志和判断依据，色黑在临床各科就有如下的警示作用。例如：在五色诊中：清·周震撰在《幼科指南》中说：“面青主惊风，赤主大热，面黄主伤食，白主虚寒，黑色主痛、多是恶候。”明·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有小儿脉纹五色应病歌：“红纹为热轻，青纹定是惊，紫纹为变重，黑色命归泉。”清·吴谦在《医宗金·外科心法要决》中还对皮肤赤游丹毒说：“红轻紫重黑难痊。”即红色的轻，紫色的转重，到了黑色就难以治愈。在中医舌象中，“黑苔”既表示温病中的热极证，也表现内脏疾病中的寒极证，多提示病情深重。在中医临床中，也经常接诊一些面色明显偏黑或黑如烟熏的部分患者，这类患者多为重症过程的求医者。在重危症中：《内经》常将“色赤黑不泽”“色黑黄不泽”等死色称为“色夭”，在论“色夭不泽”时，又常将“目眶陷”（两眼下陷），“皮焦毛折”（皮枯发落），“大骨枯槁，大肉陷下”（骨瘦如柴，身体肉脱），“前后不通，饮食不入”（二便不通，饮食障碍），“四肢厥冷，脉短气绝”（手足冰冷，脉象微弱），或“色夭面脱，病温虚甚”（色暗面瘦，热病伤精）等相提并论，以断死期。中医这类死色死征，其实包括了现代医学的恶液质（恶病质）、各种休克、肾衰或多器官功能衰竭。这类死色死征，为中医五脏的津、精、气、血衰竭之象，说明人的五脏已经“失守”“失强”，人生命之源的“胃气”已经断绝，脏腑生理机能已进入“出入废，升降息”的停摆阶段，肾藏的“命门之火”凡近熄灭，人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至暗至黑的“肾黑征象”也就表现出来，黑如烟煤的“真藏色”也显露于脸面。如果我们用中医立足于“人”的这病机理论，再回过头来解读武汉俩位医生“黑脸”的成因，也许更接近“黑脸”成因的真谛。这无怪乎有人说——“黑色是宇宙的底色，代表安宁，是一切的归宿。”小结：我们从“黑脸”话题谈到中医“望诊”，又从望诊谈到中医“色诊”，从色诊又谈及中医“肾藏”，最后回归到“黑脸”这个话题。总归中医的“色黑”，既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涉及中医的基本理论与临床，这就是中医整体论的医学特点。所以，中医肉眼的“望”虽不如科学医学深入透彻，微观纤毫，但却能眼观八方、尽收天人之理、看得鲜活真实；中医肉眼所观之“色”虽不如现代医学丰富多彩与孤色独赏，但中医五色却能引发灵感，使人思绪万千，观色思人；中医肉眼所观之“黑”也并非生物医学的简单黑色物质，中医是见黑知人、见黑思危、黑是生命的呼救！总之，中医认为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的特性就人的特性，人与自然一体的中国医学，是根植于中国黄土地的民族医学，其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集有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大思维，显示出浓浓的文人色彩与文人关怀。

五、“重症”中医解疑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常出现一些相关问题，最常见的是——新冠肺炎重症与死亡，多与高年龄和基础疾病有关。现代医学基于生物医学知识对此已有明确的解释，那么，中医理论与临床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现话分两头，试从中医角度解疑如下。1、重症与年龄关系关于新冠肺炎重症、死亡率与年龄的关系，这方面的报导甚多，但有一篇报导却别出一格，这就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他于5月28日分析介绍了上海700多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发现，“所有重症、死亡病例都和年龄有关：50岁以上的人群确诊以后转为重症呈高风险，60岁以上转重症的风险较高，70岁以上转重症的风险则更高，80岁以上转重症的风险极大。而年轻人普遍都是低风险。”张氏的这篇资料介绍特点是，他以50岁为起点，以10岁为一年龄段，将新冠肺炎重症风险级别列为：高（50岁）、较高（60岁）、更高（70岁）、极大（80岁），即从50岁开始，人的年龄每增10岁，新冠肺炎重症、死亡率的风险级别就依次增高，并指出“年轻人普遍都是低风险”。对于张氏为什么要以10岁为基数进行观察分析？又为什么每增10岁重症风险级别会增加？而年轻人又为什么都是低风险？这类问题，张氏没有进一步说明，但这篇分析料资料却巧合《黄帝内经》关于人的自然生命规律的论述，中医称此为“生命律”。了解一下中医关于“生命律”的论述，也就回答了上述几个“为什么”的疑问。《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长、壮、老、衰、已”是生命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是以十岁为一个年龄段呈现出来的，即人从10岁到40岁是“生、长、壮”的阶段，从50岁到百岁是“老、衰、已”的阶段。也就是说，人的气血与生理机能，大抵在40岁前是由强而盛的阶段，50岁以后是由盛而衰的阶段。对此，《黄帝内经》分别作了如下介绍。10岁至40岁：《内经》说：“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气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灵枢·天年》）也就是说，人从10岁到40岁，分别处于少年、青年、壮年，成年阶段，人的脏腑组织与生理机能也相应处在生长、发育、成长、成熟阶段，人的五脏气血也分别处于已通、始盛、盛满、盛平的不同阶段，人的行为则分别表现为好走（跑）、好趋（疾走）、好步、好坐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虽然人到40岁以后已由盛而衰，但总体趋势是，人的气血和生理机能是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其生命力渐趋强盛，抵御病因的抗病能力也随之加强，即使一时得了某个疾病也容易调治，预后转归较好，少有转为重危之症者。50岁至100岁：《内经》说：“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灭，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气血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灵枢·天年》）这段经文将眼睛的视力，情志的忧悲、行为的静卧，皮肤的枯荣，语言的善误，血脉的空虚、神形的分离等，作为临床考察的参数，以说明人的肝、心、脾、肺、肾五脏渐进之衰。也就是说，当人的生命年龄一旦进入50岁以后，人的五脏就渐渐老化，人的整体生理机能也随之退化，并以10年一个坎地进入“老、衰、已”的衰败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人群，其抵御外界病邪的“正气”日益不足，抗病能力也逐年下降而易患疾病，其年岁越高抗病能也就越差，一旦得病也往往缠绵难愈，而且容易由轻转重，这类人群常一脏受损易引起多脏衰竭而致病危。从上述《内经》“生命律”的介绍不难看出，人生10至40岁者，他们多属于“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人群，其抗病能力强，即使染病一般转归较好，故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他们都是“低风险”人群——重症少、死亡少。人生50至100岁者，他们多属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人群，其抗病能力差，一旦染病往往预后较差，故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他们就成为“高风险”人群——重症多、死亡率高。这就回答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什么“年轻人普遍都是低风险”，又为什么年龄越高风险逐步增大、死亡率也随之高的原因所在。这就从中医“生命律”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2、重症与基础疾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其重危症和死亡也多见于有基础疾病的患病人群。据钟南山院士团队对全国近1600多例新冠肺炎患者分析显示：在1600名患者中，有161名属重症（转入ICU、需要机械通气），在这161名患者中有77名存在至少一种基础疾病，77名中有35名已经死亡。提示有基础疾病其不良预后风险升高79%，同时有两种以上基础疾病者，则风险升高1·59倍（HR2·59）。另外，在国家卫健委《方案》所例的“重型、危重型临床预警指标”中，还将3月龄以下的婴儿或有基础疾病（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呼吸道畸形、异常血红蛋白、重度营养不良等）者例在其中。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患病人群为什么易导致重危和死亡率高这个问题，如果再从中医角度审视与解读，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呢？在《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可作答复，其文曰：“五脏者中之守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五脏者，身之强也，……得强者生，失强者死。”（《素问·脉要精微论》）大意是说，脏者藏也，五脏是藏精藏神的地方，它们藏而不失，各有职守。也就是说，如果五脏生理功能正常，能内守人的精气神，人就健康而有生机；如果五脏失藏失守，人就失健而易致夭折或死亡。同时认为，五脏也是身体强健的基础，五脏强则身体强，身体强健人就展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如果因某些原因致五脏失强则身体失健，人的生理机能与抗病能力也就趋于衰败而易致病死早亡。这就说明，五脏是否“守”与“强”，是决定人长寿或早夭的关键。那么，导致五脏“失守”“失强”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按照《内经》记述并结合现代临床分析，它们大致见于体质禀赋因素和旧病宿疾。例如：属于五脏失守者，多见于机体代谢障碍与物质流失的某些疾病，如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尿崩症、出血失血、慢性肠炎、二便失禁，或属于中医“神不守舍”的某些精神疾病等；属于五脏失强者，多见于因体质因素，如湿热体质、虚寒体质，血瘀体质，或肥人、瘦人的不同等，以及这些体质因素易导致的相关疾病（如心血管病、肺部疾病、某些先天性疾病），这类体质与疾病均可使五脏（心、肝、脾、肺、肾）失强。然而，五脏“失守”与“失强”又互为关联，失强可致失守，失守又致失强，且时间越久、病史越长、年龄越大，五脏失守、失强就越严重。上述这类五脏“失守”“失强”者，其实都可归于素有“基础疾病”的患病人群，这些患病人群具体到每个患者，就是各个不同疾病或专病的“拥有者”，他们天长日久地患病不止，似乎成为某个疾病的“专业户”，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称此类患者为“家”，这些病“家”各有所患与专病，而且这类“病家”多达20余种。中医称之的这类“家”与现代临床的相关疾病为：风家、冒家（慢性心血管疾病，如中风、脑病，及眩晕、昏蒙、脑缺氧等症病）；咳家、喘家、支饮家（慢性呼吸系疾病，如肺病、支气管疾病、肺水肿等）；淋家（慢性泌尿系疾病，如肾病，或肾盂、膀胱、尿道感染及结石等）；衄家、亡血家（慢性出血性疾病，如鼻出血、紫癜、咳血、吐血、便血、崩漏等）；胃家、脾家、呕家、饮家（慢性消化系疾病，如胃病、肠道病、胃潴留等）；酒家、汗家、湿家（平时爱饮酒、爱出汗、湿气重的人，多见于代谢性疾病）；黄家（慢性肝胆疾病，如肝病、胆囊病、溶血性疾病、或某些疾病所致黄疸等）；虚家，虚弱家（先天不足、年老体衰、久病体弱，免疫力低下者）。另外还有“失精家”、“疮家”等，不宜赘述。上述可见，《内经》所说的五脏“失守、失强”和《伤寒论》临床中的各个“病家”是互为关联的，他们既是五脏“失守失强”的失健者，同时也是各“病家”的旧病缠身者。这些身体失健或旧病缠身的患病人群，就成为久病不愈，五脏受损，机能退化，抗病力差的弱式群体。这类群体一旦再染新的疾病，就会雪上加霜地一损再损，其失守失强的五脏就会形成“墙倒众人推”之势，酿致多脏衰竭，中医常称此类患者为“不治”，即难以救治。这就解释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什么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最易导致重症和死亡的根本原因。3、仁术与“生命律”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关于“生、长、壮、老、已”的生命律，人体五脏“失守”与“失强”的生理机能变化，临床中旧病宿疾或基础疾病的各种“病家”，其实它们是一脉相承而互为关联的，即人的年龄随着由壮而老、五脏机能也就越来越衰、旧病宿疾也就越来越多，人抵御新的疾病能力也越来越差，这就将生命律、五脏变化、旧病宿疾、新感疾病、预后转归等联系起来，使中医在临床中便于全盘统考，目的在于“知常达变”。所谓“知常达变”，即通过认识人由盛而衰这个生命规律的“知常”，去“达变”人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年龄层次？五脏处于什么样的生理年龄阶段？五脏的“失守”“失强”在何脏何腑？反映于患者的旧病宿疾或基础疾病属于哪类的“病家”？这类“病家”遇到新的疾病时，他们的抗打击能力会怎样？这些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区别对待，使医者在临证时有一个正确预判，以便更好地救助患者。所以，中医关于“生、长、壮、老、已”的生命律及其五脏由盛而衰的理论，并非“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而是要求医者“以人为本”地去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救助生命。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医仁心仁术中，就是要一视同仁——不分身份的贵与贱、钱财的富与贫、民族的华与夷、关系的亲与疏、相貌的美与丑，年龄的长与幼，都要“普通一等”（《大医精诚》）地全心救治。中医“普通一等”所反映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要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的仁者爱人。中国文化的这种大爱体现在这次疫情中，就是以举国之力，一方有难，全国支援，做到对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而且使武汉3000多80岁以上老人得到一视同仁的救治（其中有8位超过100岁者，最大年龄108岁）。中国独有文化与全民抗疫，最终在中医药的全面介入中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与此相较，西方美欧一些国家的抗疫态度就不免令人嘘唏！诸如：放任疫情流行的“集体免疫”；资本至上的“开放复工”；病毒检测的“富人优先”等，让人不可理喻。特别是“让老人先走，让年轻人活着”，“拔掉65岁以上老人的呼吸机，把生的机会留给年轻人”的抗疫举措更是令世人震愕！这些令东方匪夷所思的抗疫态度与举措背后，其实既有达尔文“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原则，也带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瘟疫被看成是大自然发挥抑制人口增长起决定作用而不可缺或的天灾。可是，美欧的“天灾”至今还没有个尽头，“人祸”又随之而起；生物医学“救死扶伤”的医学模式也转变成为让“老人先死”的灾难医学横式。总之，中医“生命规律”及五脏盛衰理论与西方“物竟天择”等思想相较，二者似乎都属自然法则，但它们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目标不同，从而使东西方面对同样的“天灾”，却出现不同的结局与“人生”。

四、新冠肺炎重危者的救治中、西医医学模式不同，二者的人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也不同。中医的脏器是观外揣内的功能“藏象”，西医的脏器是生理解剖学的血肉“器官”；中医救治疾病的根据是着眼于藏之于内的“病机”，西医救治疾病的根据是着眼于显露于外的“证据”。所以，二者在对新冠肺炎重危者救治这个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分述如下：1、血肉器官与新陈代谢就人的“脏器”而言，西医生物医学的脏器，如肺、心、肝、肾等，是生理解剖学的“血肉器官”，每个器官都有独立自主的生理功能，人犹如一部看得见、摸得着而功能齐全的机器。当人的某个器官产生疾病，都能从病因学、断诊学中找到相关的证据。所以，现代生物医学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治疗主要是针对病因的对抗治疗，即“病因治疗”；如果针对某种病因的药物缺如，或药物化解不了某种病因对人体器官的损害，就转而选择手术修理受损的器官，医生也就成为修理器官的技师；如果人的器官损环严重或多器官受损而不堪修理，就直接启用备用的人工器官以替代之。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对待疾病的基本思路与应对方法。生物医学这类医学思路与方法，在这次新冠肺炎的救治中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当新冠病毒与新冠肺炎的因果逻辑关系，促使生物医学寻找特效的抗毒药物失败后，新冠病毒也似呼遵循着“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自然法则，让那些身有旧疾或年老体衰者首当其冲，成为新冠肺炎的重危患病人群，导致这类患者多器官衰竭。生物医学在束手无策之际，就转而采用人工器官，以替代衰竭器官的生理功能，并寄希望这些衰竭的器官恢复生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中的一些救命人工“神器”，诸如人工肺（ECMO）、人工肝、连续肾脏替代（CRRT）、血液净化等治疗。这类救命“神器”顾名思义，就是用“人工”的肺、心、肝、肾，承担起衰竭脏器的生理功能，例如：人工肺（ECMO）：人工肺是通过一个体外机器代替肺部进行气体运输和交换，担负起病人衰竭的心肺功能，让衰竭的心肺完全处于休息状态，以期待其康复。人工肝疗法：就是把血液引到体外，在体外“化工厂”中进行血浆置换、血浆吸附、血液滤过等，以清除体内各种有害物质，并补充蛋白质和凝血因子，以替代患者的肝脏功能。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目标是清除体内过多的水分、代谢废物及毒物、各种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同时纠正水电解质紊乱，以确保患者的营养支持。血液净化治疗：包括血浆置换、吸附、灌流、血液/血浆滤过等，用以清除炎症因子，阻断“细胞因子风暴”，减轻炎症反应对机体的损伤，阻断疾病恶化。上述这类“人工”器官的替代治疗，其总体作用为：肺脏呼吸/吐故纳新心，心血管循环/供血供氧，肝脏解毒/物质合成，肾脏泌尿/排出代谢产物，血液净化/清除炎症因子等。这类功能作用，归其要为二：一是新陈代谢，即替代这类衰竭器官的新陈代谢生理功能（物质代谢、能量代谢），让维系生命的新空气、新物质进来，让为害生命的废气、毒物排出体外，因为人的新陈代谢一旦严重障碍或停止，生命也就危在旦夕或中止；二是清除炎症因子，即通过清除患者体内因新冠病毒所致的炎症因子，以阻断新冠肺炎的病理转化链，减轻脏器衰竭，降低临床死亡率。可见，人工器官是现代医学的救治重器，也是新冠肺炎重危患者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它的目标任务是——解决新陈代谢障碍，清除炎症因子，救治衰竭了的脏器，从死神手中抢人。那么，中医又是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病至多脏器衰竭、出现新陈代谢障碍、导致生命危机的呢？它应归属或相似于中医学中的什么理论呢？中医学对此又是如何理解与言说的呢？显然，这些在中医《内经》中均有答案。最具说服力的，当属《内经》关于脏腑气机“升降出入”和“升清降浊”理论——当人的脏腑衰败，导致脏腑气机“升降出入”运动和“升清降浊”功能严重障碍时，人的生命也就随之出现危象或死亡；对此，《内经》有两句经典名言予以高度概括，这两句经典名言就是——“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其意是说：五脏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存在于人体一切生命活动之中，五脏气机的这种运动和升清降浊的功能一旦失常或停止，人的生命过程也就终止了。以下将举例说明。2、五脏气机与升清降浊中医的“脏”即“藏”，是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是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或征象，故称“藏象”。所以，中医“脏”是轻器质、重功能，这个功能就五脏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升降出入这四种基本运动形式是人生命活动的根本保障，一旦这四种基本运动停止，生命活动也随之终止。五脏气机“升降出入”运动，通俗讲就是有上有下、有内有外、有出有入，这种运动无处不在，周而复始，它的功能作用是——升清降浊，吐故纳新；维系机体气血阴阳有序运动；协调脏腑之间的正常生理机能……。人的五脏气机有常的“升降出入”与“升清降浊”，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对此，以下仅就人的“脏腑”“三焦”为例予以说明。从单个脏器而言：肺主呼吸，肺的一呼一吸，呼出浊气，吸入清气，形成一出一入的运动，以吐故纳新。肝为储血之所，人夜卧安静时机体所需血量减少而回流入肝储存，人昼醒运动时人所需血量增多血出肝而供人体所需，这与肝主藏血、肝主生发功能有关，形成肝脏血液一入一出的运动，以适应人体夜与昼的生理需求。从两个脏器而言：肺主呼吸，肾主纳气，一上一下，以维持人的正常呼吸；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一升一降，以保障人体水谷之气的推陈出新；心属火、心火下行，肾属水、肾水上升，一降一升，水火既济、阴阳平衡，以维系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从多个脏器而言：饮食水谷在人体内的吸收与排出，是经多脏器协调完成的，例如：饮食入胃，和降于小肠，小肠泌别清浊；“浊”的糟粕下降于大肠、膀胱而排出体外，“清”的精微之物上输于脾，上归于肺，肺气宣发洒陈于五脏，以营养全身。如此多脏器的“升降出入”运动，使饮食水谷在机体“升清降浊”的功能才得以完成。从三焦部位而言：上焦（肺）如雾，主宣发卫气，敷布精微；中焦（脾、胃）如沤，主脾胃运化水谷，化生气血；下焦（肝、肾、膀胱、大小肠）如渎，使清者回收利用，浊者于二便排出体外。三焦这类生理功能，同样是靠脏腑“升降出入”运动完成的，尚若三焦这类运动失常，就会出现“上焦不治则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则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则水乱二便。”（《类经·藏象类》）的水液清浊不分与水液排泄障碍。可见，中医脏器气机“升降出入”运动在人体内是普遍存在的，是“无器不有”的，它既存在于某个脏器中，也体现在两个脏器/多个脏器/人体上中下的三焦之中，形在一个分工合作、互为关联的运动整体，共同有序地完成机体复杂的升清降浊生理功能，以保障人体内的清气、水津物质、阴阳气血有序不停地运转，维系人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志、四肢百骸的正常生理机能；尚若因疾病导致某个或多个脏器“升降出入”运动不及、太过或反常，在临床中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表现，人一旦出现“升清降浊”障碍或中止，生命也就危在旦夕或停止，这正如新冠肺炎发展至危重型者的多器官衰竭，最终导致患者难以纠正的酸中毒等代谢障碍而致高死亡率一样。从上述不难看出，中医的五脏气机与升清降浊，西医的血肉器官与新陈代谢，二者的医学语言不同，但有相似的内涵表达：即人的脏器功能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升清降浊/新陈代谢失常；同时二者的归宿也相似一致：如果脏衰导致人的出入废或升降息/新陈代重障或酸中毒，就会出现神灭气危/死亡率高。但是，中、西医的升清降浊/新陈代谢又有本质的不同：中医的“升清降浊”是顺应自然“升降相因”的运行机制、是天人一体的生命观、是多维联系的疾病观；“新陈代谢”则是西医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一个生物学概念，其物质运行、生命观与疾病观也是基于纯生物医学模式的。中、西医的这种不同，从而也决定了二者不同的疾病观和治疗观。3、中西疾病观和治疗观（1）藏象功能与病机治疗中医基于藏象理论，在临床诊病疗疾中是通过观察外在的症状之象，而知藏于内的脏腑生理病理变化，这叫“观外揣内”。例如，就内脏的升降出入、升清降浊而言：见呼吸不利而知肺失宣肃；见呼吸气短而知肾气不纳；见瞋胀嗳气而知胃气不降；见腹胀飧泄而知脾气不升；见胁胀情郁而知肝失升发等。同时，中医又将藏于内的脏器生理病理变化称“病机”，表现于外的叫“症状”，而某个脏器的内在“病机”与外在表现的“症状”是相对应的，这在《内经》病机十九条中有明确表述。例如，在《内经》病机十九条中有谓：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还有：诸痿喘呕（在上），诸厥固泄（在下）；诸热瞀瘛、诸躁狂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疼酸惊骇、水液浑浊等（为火为热）等。这些均说明人的内在脏腑升降出入运动与升清降浊功能反常（病机），在临床中就会出现反映于外的相应表现（症状）。对于新冠肺炎重型或危重型患者也是如此——因脏腑升降出入、升清降浊失常，形成人体内在“湿、热、毒、瘀”的基本病机，并由此形成反映于外的基本临床特点。新冠危重者的病机与症状的关系大致为：呼吸道症状的呼吸窘迫、呼吸衰竭等（热毒闭肺），毒血症状的发热、出血、谑语、惊厥（营血热炽），胃肠症状的潮热、腹胀、便秘、神昏（阳明实热），精神神经症状的嗜睡、惊厥、烦躁、神昏（心脑瘀热）等。对于上述内在“病机”与外在“症状”关系的把握，《内经》病机十九条明确指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其意是说，要遵守病机理论，因为内在病机与外在症状有隶属关系，这种关系明确的要探求，不明确的更要探求；属实证的要探求它为什么实，属虚证要探求它为什么虚。这些都要先根据五运之气的五胜、生克原理进行分析。要而言之，就是要观外揣内，见病知源，咬定“病机”不放松，从“病机”中寻求冶疗答案，去辨清疾病所在的脏腑、上下的部位，审清疾病的寒热、虚实属性，然后各施其法，使五脏气机的升降出入、升清降浊复常，人的血气也就自然调和畅达，机体阴阳也回归平和，从而达到纠偏救弊、却病愈疾的目的。刘清泉教授曾在一篇课件中提到，某一时期的流感病毒有“寒”与“热”的属性。由此而论，新冠病毒的属性是“湿、热、毒、瘀”，并由此构成新冠肺炎的基本病机，在此病机基础上又形成新冠肺炎重危型患者的基本临床症状特点。中医治疗新冠肺炎重危患者就是基于“湿、热、毒、瘀”这个基本病机，制以化湿、清热、解毒、通瘀的基本法则，并根据患者的疾病发展阶段与病变部位进行辨证治疗——毒热闭肺者，治以清热解毒、宣肺通闭；营血热炽者，治以清热泻火，清气凉营；阳明实热者，以急下存阴，通腑泻热；心脑瘀热者，治以清心开窍、清热醒脑；内闭外脱者，治以回阳救逆、生脉固脱等。另在第七版《方案》“中医治疗”中，还推荐有血必净注射液、热毒宁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参附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中药注射剂。不难看出，上述治法与用药，都符合新冠肺炎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理，都是着眼于内在的“病机治疗”，以化解新冠病毒“湿、热、毒、瘀”的病理属性，延缓或截断新冠肺炎的病理转化链，恢复五脏升降出入运动和升清降浊功能，使表现于外的临床症状得到缓解的同时，五脏气机功能也得到恢复而使“正气内存”，使机体的抗病能力得以维护与提升，从而达到不杀病毒、不抗病毒而愈疾的目的。全国一些重症专家，如北京的刘清泉，上海的张宏文等，其所以都认可中医中药在疫情抡救中的重要作用，其道理也大概在此。（2）人体器官与替代疗法当新冠肺炎爆发后，生物医学基于单因单果的认识，力图找到一个特效的药物对抗新冠病毒，以保护生命重要器官免受伤害。但是，自然界的病毒是绝对、无穷而不可知的，而现代生物医学对病毒的认识则是相对、有限而不可预测的，这正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5月26日对CGTN专访所说：“我们现在发现的病毒只是冰山一角”，病毒仍是一个“未知世界”。所以，当这次新冠病毒异军突现为害人类时，现代医学却显得六神无主，并手忙脚乱地去寻找相应的对抗药物，这就导致抗毒药物的研发总是滞后于病毒的出现，使现代医学面对新冠病毒应对无策而抗毒失败时，新冠病毒就长驱直入地进入人体，在人体内攻城拔寨——造成多器官衰竭。现代医学在无奈之下，也只能转攻为守，与新冠病毒开展了一场捍卫生命器官的保卫战，用人工器官替代衰竭了的“肉血器官”。可是，人工的肺、心、肝、肾等这类器官终究不是鲜活的肉血器官，且人工器官有“人工”的缺点，所以人工器官替代疗法就显露出诸多的弊端，例如：一是人工的肺、心、肝、肾这类器官替代疗法，也不过是“水缸里按葫芦”，按住这个而浮起那个，即使按住一个不放，也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之嫌，因为新冠肺炎重危患者受损的不仅仅是肺脏，还有心、脑、肝、肾、肠道等器官，且临床中常是一衰导致多器官衰竭，而多器官衰竭患者不可能同时应用相应的人工器官。二是即使某个患者同时用上一、二个或更多的人工器官，但人工肺（ECMO）的气管切开、人工器官与外界相联的一些导管与血管通道，常常带来继发感染与并发症，因为多一个口子就多一个感染的通道。同时，人工肺的压力或加压输氧所致的呼吸道痰液堵塞，过度输液加重心肺功能负担等，这些都可能加重患者的病情并导致死亡。三是人工器官终究替代不了人的血肉器官的生理作用。疾病一旦发展到多器官“衰竭”，说明人的“生机”已衰败至极，人工器官也不过是“从死神手里抢人”，即使抢救过来了，其无边的后遗症也使患者“生不如死”地累及余生；况且人工器官的使用，其昂贵的治疗费用也非一般家庭承受得起。上述三点，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两个医生——胡卫峰、易凡就是证例。两人有共同的救治经历与特点：两个人工器官（人工肺加肾透析），气管切开，人工肺管路所致的血源性感染（行人工肺管路更换术），全身发黑而伤痕累累，留下的心理影响等。两人经四个多月的救治走出鬼门关后，胡卫峰却因脑出血于6月2日不幸逝世；幸存的易凡，他的肺功能至今未复，活动缺氧，小便还未达标（肾功能受损），以及遗留下来的心理等问题，均影响他后半生。其实，即使是在武汉一线的重症专家，他们对新冠肺炎危重者的人工器官替代与救治也缺乏信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说：“只要是做了气管插管的病人很少能够成功拔管”（成活少），“上了‘终极救命神器’的人工肺（ECMO）也没见到活的病人。”他唯一期盼是寻求一个抗毒“神药”，以截断轻症向重危转化，他认为这才是抗疫“成败的关键”。可是抗毒“神药”至今仍是一个可盼而不可求的“神话”。不过，北京援鄂医疗队队员陈腾飞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表示：在他重点观察的几个重症病人中，发现通过服用中药清肺排毒汤、化瘀解毒汤，再加上清热凉血、补气扶正等中医对症治疗，这些病人都没有插管，都“扛过来了”而进入恢复阶段。这种对比与临床经验，理应引起深思！本文小结：总归上述，中、西的医学模式不同，其生命观、人体观、疾病观、治疗观也不同。中医格局大，尊重人体犹如敬畏自然，人类的自然规律就是人的规律，因而中医是自然完整的生命观，多维联系的疾病观，治疗疾病也是顺应自然升降出入、升清降浊的调节机制。所以，中医的“脏”是轻形质、重功能的“藏象”，中医探求的是藏于内的“病机”，中医用药的根据是内在病机变化反映于外的“症状”，缓解了“症状”也就调整了“病机”，截断了疾情的发展。如此看来，中医是将人当上帝，临床治疗是尊重五脏的生存规律，是顺五脏之性、顺病机之理，进行勤思苦索的精心调理和救治，为五脏之气的自身恢复排除障碍并“加油打气”。所以，中医最关心的始终是病机！病机！病机！只要沼着疾病的机理，总能找到应对疾病的有效方法。西医则不然，认为科学是硬道理，医生是生命的主宰，新冠疫情是敌情，新冠病毒是敌人，人的器官是可复制的机器。所以，现代医学对待新冠肺炎危重症的态度是——见病毒就杀之、不能进食就补之、器官坏了就修之，修不胜修就替代之，对疾病采取的是对抗式、补充式、替代式疗法。可是，即使是被誉为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的人工“终极救命神器”，最终也只能成为临终者的“终极人道关怀”。其实，生物医学的杀手锏仍是一锏封喉的抗毒“神药”，医家们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病毒！病毒！病毒！但是，自然界的病毒是绝对而不可知的，而生物医学对病毒的认知又是有相对而不可预测的。

三、炎症因子风暴与气血肉燔1、从第七版《方案》说起在国家卫健委第七版《方案》中，有一个时髦而关键的医学述语——细胞因子风暴（又称“炎症因子风暴”，以下用此称）。在西医学中，炎症因子风暴是指人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引起体液中多种细胞因子大量产生，于是炎症因子向免疫细胞发出指令，使免疫细胞作出快速过度的免疫反应；人体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在消灭冠状病毒过程中，也造成人体自杀式的伤害——引起全身性炎症反应，而首当其冲的是血管，最后导致多器衰竭。所以，在第七版《方案》中认为：“炎症因子风暴”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危型的主要原因。为了探求新冠肺炎重危者的死亡原因，弄清其病机与损害器官，获取病理学资料，西医在对尸逝者尸检和穿刺组织病理观察后，其病理改变结果内容也首次出现在第七版《方案》中。尸检病理改变结果可归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病理改变所涉及人体的器官和组织有：肺脏，脾脏、肺门淋巴结和骨髓，心脏和血管，肝脏和胆囊，肾脏，其他有脑组织、肾上腺，以及食管、胃和肠管等。二是以上器官和组织的主要病理改变为：炎性渗出、充血、水肿、坏死；出血、血栓、微循环障碍；组织细胞增生、脱落等。还有脾脏缩小，胆囊充盈；肺气管黏液栓形成、肺实变、肺纤维化等。这些器官组织的病理改变，就成为解释新冠肺炎重危型患者多器衰竭的病理学基础。可见，现代医学对新冠肺炎的观察研究，可谓是缕析条分，清澈见底，它从新冠病毒→炎症因子风暴→病理学改变→多器官衰竭的不断探索，将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病理，都清楚明白的地展示出来，揭示了“炎症因子风暴”与新冠肺炎重危型二者内在的密切联系。2、再谈中医“两燔”证那么，中医又是否有类似“炎症因子风暴”这样的病机和相应的医学述语表达呢？从中医角度又是如何理解“细胞因子风暴”所致新冠肺炎上述病理改变和重危型患者的多器官衰竭呢？我认为，这些答案都存于中医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中的“气营两燔”或“气血两燔”中，中医这“两燔”就表达了西医“炎症因子风暴”及其重危型患者多器官衰竭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两燔”与“炎症因子风暴”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中医“卫气营血辨证”说起，但“营血”是重点。卫：中医的“卫”就是人的“卫气”，卫气输布在人的肌肤体表，“卫”有捍卫、保卫，卫外之意；又因肺主皮毛、开窍于鼻，所以卫与肺常在一起称为“肺卫”，它们共同担负人体外在皮肤肌肉、口鼻粘膜层面的免疫防御，是人抵御温病邪毒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当温病邪毒（新冠状病毒）由人的呼吸道粘膜入侵至肺，肺卫之气进行抵御的同时，也出现相应的肺卫症状，这相当于新冠肺炎的轻型、普通型病例。气：中医的“气”在人的五脏为“脏气”，气对病邪而言称为“正气”，是人体防御免疫的大本营。如果人的肺卫第一道防线失守，温病邪毒就进入人的“气分”第二道防线，人体内正气就发起“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强势抵御；当人体阳刚正气与温热毒邪相争，就形成势均力敌、正盛邪炽之势，从而形成温病的亢盛期。在此阶段，正邪相争，气分热炽，充斥于里，就表现为“里实热证”；若瘀热毒邪壅肺则成“疫毒闭肺证”。营血：“营”有营养、营运之意。营是一种精微物质，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营与血不可分，常“营血”并称，二者靠气的推动运行于血管之中而周营不息，洒陈脏腑，营养全身，所以“营血”是脏腑功能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生存的命脉所在。当病在气分，正气未能成功抵御，温热毒邪就长驱直入深入人的营血，进入人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人也就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急阶段——人与毒邪进行最后一博。这就回到本文所要阐述的一个重要话题——“气营两燔证”或“气血两燔证”。这个“两燔”既是人与毒生死战的的关键，也是本文解读的重点。3、“两燔”的理论与临床汉字“燔”的基本字义是——焚烧，烤肉使热。“燔”的这种字义，就给予中医理解温病疫疾“两燔证”增添了许多想象空间，也启发了本文对中医“气营两燔证”或“气血两燔证”如下的话语表达：当温热毒邪深入人体“营血”后，营血也似乎被激怒得热血沸腾、怒火中烧起来，誓与温热毒邪作最后一博，气营/气血的应急沸腾——“两燔”由此而燃。在这个阶段，人的“营血”与“正气”联手御邪，即营血给正气提供物质保障，正气赖营血供给以奋勇抗邪，与温热毒邪开展了你死我活的一场“血与火”的战争，中医临床就表现为内热炽盛，正盛与邪实的气营/气血“两燔证”——西医学的“炎症因子风暴”也由此引发，一场“人毒大战”也由此拉开序幕。然而，这场战争必竟是在人体血肉器官的“营血”深处展开的一场肉搏式的“血战”。所以，它伤及人的脏腑器官时，也损及营血的血脉，在中医临床中除表现为“热证”外，其“瘀证”、“血证”也尤为突出，并出现“热深厥亦深”重危之象，从而导致西医尸检所见的——多器官和组织的充血、出血、血栓、坏死等病理改变。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人的“营血”物质基础耗损，脏腑器官受损并导致脏腑器官功能异常失序时，也必然影响到脏腑器官的“升降出入”运动，使人的三焦“如雾、如沤、如渎”的生理功能失常，人机体的升清降浊、吐故纳新功能也随之出现严重障碍，从而出现西医谓之的——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等代谢障碍。当“人毒之战”正不胜邪时，其结局也可想而知——人的脏气衰败，机体升清降浊功能严重失调，致“湿热毒瘀”壅塞于内，人也由此进入“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的重危阶段。在中医临床中，湿热毒瘀闭于肺就形成“疫毒闭肺证”；湿热毒瘀邪郁闭于内、脏腑正气衰脱于外而成“内闭外脱证”，此为新冠肺炎“重危型”，最终形成——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和多脏器功能衰竭。至此，用中医“两燔”解读西医“风暴”及其多脏器功能衰竭也由此告终。从上述中医温病的理论到临床不难看出，“两燔”既是患者生理病理的外在表现，也是患者病性与病位的提示，但围绕的中心始终是“脏腑”。所以，中医也据“两燔”所致机体脏腑的“湿、热、瘀、闭、脱”等主要病机制定临床救治方案，并通过湿者化之、热者清之、瘀者散之、腑实通之，闭者开之、脱者固之或多法联用，以升清降浊、净化机体，修复生机，让毒邪失去生存的内环境，截断病理转化链，使机体内的“两燔”降温而烟灭火熄之时，也就是所谓的“炎症因子风暴”熄灭之时，从而达其不专治“毒”而愈疾的目的。由些看来，中医的“两燔”又好似“烽火台”，使医者看见了“烽火”就想着要救治的“病人”，体现了中医的治病救人的人文关怀；同时，气营/气血“两燔”也象一个哲学慨念，引发了医人的哲思，以便于纵横开合、回旋有余地统揽全局，更好地救助生命。4、“风暴”的医学特性与中医不同的是，西医学的“炎症因子风暴”，是基于西医单因单果医学模式的一个病理概念，“因”是“新冠病毒”，“果”是“炎症因子风暴”，并由此引发多器官衰竭和解剖病理学改变，形成西医生物医学由新冠病毒→炎症因子风暴→病理学改变→多器官衰竭的不断追寻与探索。所以，西医对这场新冠肺炎“战疫”的观察与研究，好似在见识一场“人毒大战”，将“毒”与“人”的调兵谴将、血火交锋、损兵折将、陈尸遍野记述得惊心动魂而具画面感。它所制定的诊疗措施，不过是围绕“病毒”做文章，针对“风暴”定战术，把人体当战场，形成了围追堵截、步步为营、临阵磨枪、治不胜治、救不胜救而不断更新的《诊疗方案》。一旦发现新的“敌情”，又提高了战争级别预警，激发了新的战斗激情！当武汉做了十几例病亡患者遗体解剖，发现死者肺泡腔、肺间隔里存在大量的病毒颗粒和病毒包涵体时，又震撼了许多西医界专家。2020年2月3日，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对此说：“不把病毒清除掉，其它的治疗能管用吗？”他反复强调——“病毒、病毒、病毒！治疗中最重要就是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可是，病因治疗、减少病毒复制，以阻断“炎症因子风暴”的特效抗病毒药物，虽然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试用，但至今抗新冠病毒的“神药”至今还未找到。这种在人体内与病毒作斗争的“对抗”医学，往往是病毒未抑人先伤、“风暴”未熄身受创，病毒未死而人先亡。所以，生物医学的“风暴”恰似腥风血雨的“战场”，使医者看见“炎症因子”就想起了可恨的“病毒”，并急于寻找或铸造一二件克毒致胜的武器制毒于死地，以熄灭“炎症因子风暴”。然而，新武器铸造总是滞后于新病毒的产生，现代宠大的科学医学在“小虫”面前，也就显得茫然失措、无可奈何！总之，中、西医对人类出现的某个特殊疾病及其发展阶段，总是基于各自的医学观与疾病观，给出各自不同的医学语言表达，中医的“两燔”与西医的“风暴”就是突出的证例。它们二者虽有似曾相见之感，但“两燔”立足高远，有备而来，象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风暴”则立足现实，临阵磨枪，象个勇敢的士兵，冲锋陷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再研究……。

二、新冠肺炎与临床分型与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点一样，新冠肺炎的“临床分型”问题也经历了一段摸索过程后，才首次出现在第四版《方案》中，最终在第七版《方案》中完成了新冠肺炎的临床分型，将其分型为：轻型（症状轻微），普通型（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重型（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危重型（呼吸衰竭、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四型。其实，新冠肺炎这种由轻而重而危的临床分型，不过是疫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体现，疫病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在中医学中，就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这说明，中医是疫病辨证分型的“老手”，即使是让现代医学捉摸不透的“新冠肺炎”，它发展与传变过程中的“临床分型”，也在中医温病辨证理论体系的规定之内，同时中、西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以下以中医关于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为例，对新冠状肺炎的临床分型作一番古今连接，以证中医的包容性和独有的医学智慧。1、中医温病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卫气营血”既是人的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脏腑的产物，它们分别由表到里分布于机体，以维护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所以，中医“卫气营血辨证”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它是以脏腑为中心的，每个分证均有相对应的脏腑器官；另方面，外邪侵入人体是循着卫→气→营→血由表入里传变的。因此，随着外邪由表入里的传变入深，机体受累的脏腑器官也就越来越多，机体“升降出入”的运动也越来越障碍，人体内的“升清降浊”功能也就越来越差。这样，卫气营血辨证也就围绕人的脏腑器官，将温病传变全过程归为如下四个阶段：卫分证（肺卫皮毛），气分证（肺、胃肠等），营分证（心、心包），血分证（心、肝、肾）。三焦辨证：“三焦”是指人体上、中、下的三个生理部位，每个生理部位都有相应的脏腑器官与生理功能作用，例如：横膈以上为上焦（肺、心包），上焦功能“如雾”，主升发宣散和敷布；横膈与脐之间为中焦（脾、胃），中焦功能“如沤”，主腐熟运化水谷；脐以下为下焦（肝、肾、膀胱、大小肠），下焦功能“如渎”，主通条水道，排泄废物。所以，“三焦辨证”反映了温病由上而下的传变规律，而人体受累的脏腑器官也由上而下的越来越多，三焦“如雾、如沤、如渎”的生理功能也由上而下的受到影响。从上述辨证不难看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卫气营血辨证是将温病在人体内的传变看成是由表入里的过程，三焦辨证则将温病在人体内的传变看成是由上而下的传变过程。但是，二者总体反映了温病发生、发展及症状变化的一般规律——病情由轻而重、病理变化由浅入深、病变部位由上而下、所累及的脏腑器官越来越多，机体的升降出入的运动和升清降浊的功能也越来越差，人体的抗病能力也由盛转衰。不过，中医温病辨证理论所总结的这一基本规律，其千变万变却总离不开“脏腑”，它是以脏腑为中心进行传变的，中医临床也就总是关注人的“脏腑”，根据人体内在脏腑气血的反映于外的“求助”或“求救”讯号，进行标本兼治的“救助”。“新冠肺炎”也遵循着中医温病这一传变规律，它反映在第七版《方案》中，就成为关于新冠肺炎临床分型的四型划分——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我们不防再从西医学角度，试述新冠肺炎临床分型的内在机理，并结合中医辨证进行连接，那么就不难发现，以现代医学病因病机为基础的新冠肺炎临床分型，也都归宿在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大道理之中。不过，与中医温病辨证（以脏腑为中心）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的分型则是以“病毒”为中心。试述如下：2、新冠肺炎分型轻型：当新冠病毒由人的鼻粘膜长驱直入到达肺脏后，病毒就在肺细胞进行植入感染与复制，此为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或“和平演变”阶段。在这个期段，被感染者并没有感到明显不适，症状表现或有或无，临床谓此阶段为“轻型”，即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此属中医卫分证、上焦证，为温病初始阶段，病位在肺卫，病理层次表浅。普通型：当新冠病毒在人的肺细胞反复感染与复制后，肺细胞开始出现炎性渗出，使肺部出现炎性改变，“炎症因子风暴”也蠢蠢欲动，一场“颜色革命”也在蕴酿之中。在这个阶段，临床表现虽然普普通通，但已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临床也出现发热、呼吸道等症状，影像学也开始出现肺炎表现。此为中医卫分证未解进入气分的“卫气同病”，或为上焦证未解而开始传变中焦，病已由表渐入里，病位在肺、胃、肠。重型：当新冠病毒在肺部感染复制由量变到质变后，就出现肺部纤毛细胞大量坏死，呼吸道和肺部炎性渗出，分泌出大量的细胞因子，从而引发“炎症因子风暴”，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激活，免疫细胞对病毒进行围歼，一场在肺部展开的“白热化战争”由此开始。由于人体内的免疫反应过度，在“杀敌一千”时也“自损八百”，使肺脏血管、气管、肺泡遭受重创，血栓、黏液栓、渗出物等也充塞其间，出现肺实变、肺纤维化，临床则以“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为主要表现，同时也可出现高烧、胃肠等症。此属中医由气分进入营血，或为气营两燔证、气血两燔证的初始阶段，或为中焦阳明证（经证或腑证），或为热入心包证，但临床主要表现为“疫毒闭肺症”，为温病的极期或亢盛期。危重型：由于人的肺组织遭受重创，使肺毛细血通透性增强，血液渗入肺胞，病毒和细胞因子通过肺胞的血液循环先后进入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使这类器官充血水肿、出血坏死等病理改变，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并形成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病人也处在“命悬一线”的危机中。这样，免疫细胞与冠状病毒在人体内的这场战争也进入尾声，最终导致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病情危重。此为中医的营血证、下焦证，病理层次深入血分，累及肺、心、肝、肾等重要器官，脏腑、三焦生理功能已衰败至极，为温病的衰竭期。从上述不难看出，随着病情的入深、症型由轻而重而危，人的受损器官也越来越多；不同的是，西医分型的立足点是病因的“毒”，中医辨证的立足点是受害的“人”。另外，在第七版《方案》中的“临床表现”栏目中，还有关于“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的重要提示。其实，这属于中医温病辨证中的“逆传”。例如：三焦辨证中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即上焦肺卫之邪不顺传中焦，而是横逆内陷入心包，从而出现神志改变等症，使病情突然加重变危；又如在卫气营血辨证中，卫分证或气分证不明显，就快速出现“气营两燔”或“气血两燔”证，临床就会出现邪热内陷营血的重危之症。总之，中医温病辩证的阶段划分与临床分型，只是温病发生、发展与传变的一般规律，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区分，而是区分中有联系；而临床中出现的“逆传”，则是温病传变的特殊形式。所以，中医温病辩证的这个一般与特殊，既诠释了新冠肺炎阶段划分的临床分型，也解读了部分重危新冠肺炎患者为什么初起症状“不明显”的这个特殊问题。至于为什么会出“逆传”这一特殊形式，则与个体的体质差异、正与邪的力量强弱等因素有关。中医关于温病“一般与特殊”的经验总结，具有涵古茹今的包容性，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但要强调的是，中医温病辨证有自已的独特性，它在辨证过程中始终是以“脏腑”为中心，关注的是人的整体反映，对病的人进行证候区分，将证候看作“人之情”，并分别对待，综合治理。所以，中医讲究的是战略，从整体或全局出发，去治理“病毒”对人造成的影响，去清理病毒毒害了的人体土壤，达其治本以驱邪，驱邪以救人的目的。西医则不然，西医分型是以“病毒”为中心，关注的是“炎症因子”，对人的病进行病情区分，将病情当“敌之情”，并单刀直入，直捣敌穴。因此，西医讲究的是战术，从局部或眼前出发，将病毒当作“恐怖分子”进行准确打击，但往往是病毒未灭人已损，病毒又乘虚而入，使人损之又损。可见，中、西医不同的医学观和疾病观，二者的治疗观也不同，临床效果也就大相径庭，甚至有天壤之别。

这次横行武汉、波及全国、席卷全球的新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给现代医学卫生防控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它冲破了现代卫生防控体系快速传播后，又神出鬼没地瘫痪了现代医学的救治体系。当这个狡猾的病毒肆虐全球，威胁和吞噬着人类生命时，现代医学还在围绕着“毒”做研究——对它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病理学、临床特点、诊断标准、临床分型、治疗方案等，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形成对新冠肺炎不断修改更新的七个版本试行《诊疗方案》。与此不同的是，中医却在这次疫情中胸有成竹，一开始就能见病知源地围绕着“人”进行有效的救治，成为这次抗疫中的中流砥柱。中医其所能如此，是因为它有贯通古今、执简驭繁的现存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无论是过去的老传染病和现代的“新冠肺炎”，它们因机症治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在中医温病学中找到答案。为此，我们不防就“新冠肺炎”复杂的病因病机与临床等新问题，从中医学角度进行一番勾通和解读，以彰显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 一、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点关于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点问题，首次出现在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第四版中，完善于《诊疗方案》第七版，最后将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基本特点归为：一是传染源：为新冠病毒的感染患者；二是传播途径：由飞沫或气溶胶经呼吸道传播和由粪便及尿对环境污染的接触传播；三是易感人群：人群普遍易感。这看似简单的几点初步结论，只因遇上一个“神秘”的新冠新毒，却让中国医学精英付出了艰辛努力——前后历时33天，经七个版本的修改，才摸清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的基本特点。与此相较，中医不同的是，在中医温病学关于瘟疫临床特点的阐述中，基于对中国历史中“瘟疫”的总结，却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新老疫病流行传播的基本特点，即使是花样翻新的“新冠”疫病也概莫能外，例如：易感人群：《黄帝内经》首提“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温疫论》继有“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之说。这两段经典文子意在说明：在瘟疫流行期间，无论是年岁大的或年龄小的（包括男女），也无论是身体较强的或身体较弱的，他们都是“皆相染易”或“触之者即病”的易感人群，这就是《方案》关于新冠肺炎的“人群普遍易感”。传播途径：对于疫病的传播途径，《温疫论》对此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疫论》还指出：疫邪“由口鼻而入”。这里的“温邪上受”，显然是指瘟疫毒邪由上呼吸道吸入传播，并指出“首先犯肺”的临床特点；这里的“由口鼻而入”，既指由“鼻”而入的呼吸道传播，也指由“口”而入的手口接触传播。这就将《方案》关于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说完道尽。传染源及其它：在上述中医经典文字中，还有“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和“皆相染易”，这二句分别指出了疫病流行学的三个特点：其中的“疫者”为传染源的患者，“疠气”为病原学的病毒，“皆相染易”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人传人”。同时“感天地之疠气”，就是人们所说的病毒源于自然界的“自然说”。值得一提的是，《内经》所说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段经文，其寓意较多，信息量大，可意释为：无论是什么传染病的“五疫”之疾，只要它到来，都会在一定的季节时间、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相聚的人群中流行传播，而且受感染的人群在临床表现上，也会出现“病状相似”的症状。显然，这既是中医对疫病的经典“临床诊断”，同时又涉及第七版《方案》关于流行病学史中的“聚集性发病”特点，即在家庭等群集场所，出现多例症状相同的“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这种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疫病，在中医上述经典论述中又称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总之，中医关于温病（瘟疫）的有关论述，是通过对疫病长期临床观察的经验总结，它既是对现代流行病学基本特点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对疫病临床基本特点的经典“临床诊断”，即使是现在的“新冠肺炎”也概莫能外，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所以，在武汉封城宅居困守之际，总在促使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倘若在武汉疫情传播之初，如果用《内经》“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十六字诀，去快刀斩乱麻地对这类“病状相似”的人群进行及时隔离，这岂不是赢得了对疫情的防控时间，达其“多快好省”而“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医学界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中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只有总感染病例的14%，而高达86%的未记录的感染者，正是造成疫情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也是疫情初期难以防控的核心（3月16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由此而论，《内经》“十六字诀”的经典临床诊断，不仅嘲笑了“未见明显人传人”的专家失误，也嘲笑了延误战机、真假不分、核酸检测阳性率仅为30至50%的测试盒，致使中途不得不借助CT检查作为权宜之计的“临床诊断”，形成武汉“临床诊断病例”一夜之间猛增一万三的骇人听闻！也正是这些见“毒”不见“人”的接连失误，才造成亡羊补牢而耗损国力的“封城”等原始之举。由此也可看出，中、西医文化的不同，其着眼点也不同——中医是着眼于“人”的临床判断，是人以群分以归类；西医是着眼于“毒”的追踪研究，是不见其毒不罢休……。

五绝 《宅居》 轩辕巡楚汉， 君问楚之患？ 空守青囊袋， 悠然见南山。 庚子鼠年仲春二十六日

五绝《封城》 瘟神虐楚荆， 孤月照空城。 楼外春花树， 寂寥枉作情。 庚子鼠年仲春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