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咖啡的风险和益处已成为大量研究和辩论的一个主题。发表在《心脏》("Heart")上的一项韩国研究现在发现,饮用特定量的咖啡与降低动脉堵塞风险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相关。首尔市江北三星医院的研究人员对 25,138 名没有心脏疾病迹象的男性和女性(平均年龄 41 岁)进行了检查。他们对其饮食习惯进行了调查,并使用 CT 对其动脉中的钙浓度(CAC 水平)进行了测定。咖啡的平均饮用量为每天 1.8 杯,并在 13.4% 研究参与者的动脉中检测到钙。该团队将不饮用任何咖啡组的 CAC 比率,与各种不同咖啡饮用水平组进行比较。每天少于 1 杯咖啡组的钙比率为 0.77,每天 1 至 3 杯组为 0.66,每天 5 杯以上组为 0.81。钙浓度影响最小的为每天 3 至 5 杯咖啡组——其比率为 0.59。据该研究的作者称,这种相关性的一种可能解释就是,经常饮用咖啡与降低 2 型糖尿病的风险相关。而糖尿病转而是动脉硬化的一个强大风险因素。饮用咖啡有可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以及 β 细胞功能。
当医生的需要不断学习,也有许多进修深造的机会,那么,医生如果跟医院签订了进修合同后,中途想辞职换工作,算不算违约?近日,兰州市的一名眼科医生,就因为辞职遭拒,而将医院告上了法庭。案件经过:医生辞职被拒 状告医院2008年1月至3月,兰州市某眼科医院的眼科医生柯医生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赴广州中山眼科中心眼底病专科进修学习3个月。进修前,柯医生与供职的医院签订了一份“进修合同”,约定进修后柯医生需为医院服务5年(到2013年3月已期满)。2013年8月12日,柯医生以“需要调整职业发展方向”等为由,向医院递交了辞职报告。而同年8月28日,医院也给他发了回函,表示不同意辞职。自2013年10月起,医院未再给柯医生发放过工资。此后,柯医生也向医院提起多次辞职请求,要求医院为其办理相关辞职手续,但均遭到拒绝。柯医生遂将医院告上法庭。法庭判决:医生胜诉 解除劳动合同对于柯医生的辞职请求,医院认为不合规,因为双方于2012年1月3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还未到期。此外,医院还认为,柯医生的辞职给医院造成了相应的损失。2014年10月23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外公布该案的一审判决,柯医生胜诉,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解除。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于2012年1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虽未到期,但原告已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了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第三十七条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因此,柯医生与其供职医院的劳动关系于2013年9月12日解除。(环球医学编辑:吴星)
近年来,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各种意见、通知层出不穷。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矛盾之处。医生绩效考核方案一直是大家热议的焦点,绩效考核与“业务收入”到底应不应该挂钩?矛盾2014年3月国家卫计委、财政部、中央编办、发改委、人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医院的药品、检查、治疗等收入挂钩。此前,政策也多次强调医务人员的工资不能与业务收入挂钩,开始是不与药品收入,后来增加一条不能与检查收入,再后来直接说不能与业务收入挂钩。2013年年底,卫计委制订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其中明确“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然而,早在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有关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1〕10号)。《通知》在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措施方面,提出要“完善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将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提高临床一线护士和医师工资待遇水平”。一时间,弄得医院管理者一头雾水,既要求“将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又不允许“设定创收指标”并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医院的药品、检查、治疗等收入挂钩。那么医院绩效工资到底应该怎么发?绩效考核怎么做?绩效不与业务挂钩?科学的绩效考核必须是“可量化”的,而实际上医院的业务收入就是最客观最可靠最容易量化的考核指标。因为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没有那一项不体现在医疗收入上,因为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按照“项目”来收费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技术难度越大、成本控制越好、病人越满意都与医疗收入成正比,也就是一个医生技术水平高、服务态度好,他必然可以赢得更多患者的认同,必然业务收入就高。但我们的政策却偏偏不让与业务收入挂钩,简直是折腾人。不可忽视的五大拦路虎以下五点也是不可忽视的拦路虎。编制制度。在我国公立医院中,几乎普遍存在着编制制度整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怪现象。一方面很多医院急需的人才由于没有“编制”进不来,另一方面一些并不需要的人却可以拿着“编制卡”进入医院,因这样在公立医院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编外专家”。由于是编外人员,很多人工资、评优等就低人一等,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不到应有的报酬,反之那些“正式工”却可以不干或少干活而拿着高工资。在绩效考核时很难依据考核结果兑现绩效工资。职称评聘制度。在职称评聘方面,问题也不少。通常作为硬指标的论文、外语逼出造假成风,“答辩”随意性太大。在聘任时,在岗的没指标,不在岗的捷足先登。在实施绩效考核时无法真正落实“岗位职责”,按岗定责,也没有办法按照岗位职责进行考核,因为工资与职称挂钩。人事制度僵化。人事被权力捆绑,被权力奴役,人事权成为权力拥有者捞取好处的工具。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临时工现象,有的医院这种临时工接近或超过半数,有的从基层借调、借用,有的从社会上聘用,有的已经在县级医院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已经取得了中高级职称可能还是临时工。而在绩效考核和工资发放时很难做到论功行赏。医院行政化。由于长期以来医院有行政级别,医院的组织架构、管理都具有浓重的行政化气息,层级多、等级观念过强、以人为本意识淡漠,因此就形成很多“衙门”作风,很多人做事以领导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为标准,管理者不追求管理质量提升而以往上爬为目标。管理水平差。由于院长是有行政级别的“官”,距离职业化、专业化目标差距很远。医院管理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去专心于管理,大部分从事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脚踩两只船,在位时不靠管理拿工资,有朝一日不干了还得做回去,正如一些专家型院长常说的“院长是一阵子,教授是一辈子”。还有一些非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沾染着“官”气,不懂装懂,严重影响着绩效考核的科学实施。公立医院应去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思路是依据“管办分开”,也就是公共服务的主办者与监管者分开的原则,彻底打破公立医院所处的行政等级体制,赋予其真正的独立法人地位。因此也可以说是“法人化”,具体路径如下:——建立并完善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赋予理事会行使战略管理的职能。——建立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购买服务的新机制,促使公立医院行使社会职能,保持社会公益性。——全面推进全员劳动合同制,最终形成医疗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全新格局,即医师成为自由职业者、院长成为职业经理人。——解除不必要的价格管制,尤其是药品加成管制,让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新型的谈判机制,通过医保付费改革,以契约化方式控制医药费用的快速增长。“去行政化”早已成为中国事业单位体系改革的核心原则之一。但是,“新医改方案”尽管重申了“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尽管也提出要落实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却没有明确给出“去行政化”的提法。在实践中,“管办分开”原则更是难以落实。目前有关的讨论和实践,主要停留在将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职能,从原来的政府机构分离到另一个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公立医院的顶层整体改革思路没有对“去行政化”的各项要素加以明确,各地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基本上是在“再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在某些方面推出了一些促进公立医院法人化的举措,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继续维持甚至强化已有的行政化体制和机制。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和难题,其实是如何去行政化,只有理顺了医院和政府的关系,医改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如果一所医院有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有智慧有勇气的领头人敢于大胆探索也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路。因为绩效考核作为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更多需要的是韧劲。绩效工资实际是一把双刃剑,做好会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做不好,也会出现负激励。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非常重要。朱恒鹏的一段话引发我们深思:“首先,这些人说,我们不能搞大锅饭,要搞绩效考评,实施绩效工资,多劳多得……很对,以“多劳多得”的绩效工资制度形成对医生“多劳”激励。这意味着承认对医生要有经济激励,承认医生有逐利动机,并且利用医生的逐利动机搞对激励。可是他们又说,要消除医生的逐利动机,绩效工资不能和业务收入挂钩。请问,医生到底需要不需要有逐利动机,没有逐利动机,也就是他不在乎收入高低了,你那绩效工资制度有什么用处?(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这是在欧洲急救医学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Emergency Medicine) 年会上提出的一项研究结果来自台湾大林慈济医院急诊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缺血性中风的诊断,以评估与普通人群相比风险是否升高。 该论文在九月至十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洲急救医学学会会议上发表。研究人员确定了 24,905 例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和 719,811 例无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城市化水平、社会经济状况、糖尿病、高血压、冠状动脉疾病、高血脂症、酒精中毒史、恶性肿瘤、心脏衰竭、房颤、吸烟、肥胖、癫痫症、动脉疾病和 Charlson 合并症指数评分后,调整后的危害比为 1.46。作者的结论是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是缺血性中风的独立显著危险因素。
这是在欧洲急救医学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Emergency Medicine) 年会上提出的一项研究结果九月至十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洲急救医学学会上,来自伯尔尼大学和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通报了成年步行者穿越马路时遭受撞伤严重程度的回顾性研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选择了斑马线。这项研究涵盖了 2000 年至 2012 年间步行过马路被车辆撞伤后入院到该院急诊科的成年患者。 共有 347 例患者有资格被纳入研究。 其中,203 (58.5%) 例选择了走斑马线过马路,而 144 (41.5%) 则没有。 平均损伤严重度评分 (ISS) 为 12.1。 非斑马线人行横道事故车辆的速度更快(47.7 公里每小时对比 41.4 公里每小时) 平均 ISS 评分较高(14.4 对比 10.5)。 不出所料,涉及货车的事故与重度损伤风险增加相关联(比值比 [OR] 3.53;P<0.02)。伯尔尼研究者的结论是,在斑马线人行横道的事故比非斑马线人行横道更常见,但重度损伤的风险要低 (OR 0.61;P<0.042)。< p="">
陈颂雄是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长大的中国移民的儿子,他16岁中学毕业,22岁从医学院毕业。比起外科医生,他更像是一个医界商人,因为,《福布斯》估计,单单NantHealth的价值,就已达16亿美元,陈颂雄以Nant名义持股的资产总值则高达77亿美元。陈颂雄的医疗曼哈顿计划的潜力和陷阱均可归结为一个统计数字:47秒。这个时间是他所承诺的以其“超级计算机”联合体完成基因组分析以及识别人体中的蛋白质所需的时间,这些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药物治疗方案。“完成这些检测通常需要11周的时间。”陈颂雄笑着说道。47秒诺言到底有多快?这个承诺就像当你把车停在麦当劳的免下车点餐窗口,他们立刻就能给你递上800份“开心乐园餐”(Happy Meals)的承诺一样,因为该公司称,一秒钟可在全球卖出800份套餐。真正的问题是:分析单个病人的基因组到底能多快?在追问之下,陈颂雄坦承,他的目标是24小时完成每位病人的分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集团(UCLA Health System)总裁戴维·芬伯格(David Feinberg)证实,他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癌症病人的分析数据。Nant的分析系统不久即可在普罗维登斯医疗服务系统全面运行,该组织的副总裁兰迪·阿克塞尔罗德(Randy Axelrod)谈到,他曾送检几位病人的DNA测序样本,几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英格兰基因组学有限公司(Genomics England)的一个调查发现,Nant是仅有的几个能快速准确地完成癌症基因测序的平台之一。其实,用47秒还是1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完成分析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准确性和成本。就像大数据带来的所有成果一样,Nant带来的也是大规模的数据。基础医学公司可检测病人肿瘤343个基因的突变,陈颂雄准备扩大260倍:为病人的全部基因、癌症的全部基因(独特基因)以及癌症基因产生的化学信息RNA测序。即便使用DNA测序仪,只是为每位病人测序的费用也高达3000美元,而且需要3天的时间,另外还需要用1天的时间进行分析。普罗维登斯医疗服务系统希望保险公司能担负部分费用。(环球医学编辑:吴星)
疼痛和吸收不良引起的抗氧化剂摄入和吸收减少可能是慢性胰腺炎(CP)患者抗氧化剂水平较低的可能原因。2014年8月,发表在《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上的一项系统评价显示,抗氧化剂可以缓解慢性胰腺炎患者疼痛。但该缓解的临床相关性尚不确定,需要更多的证据。背景:由于疼痛和吸收不良引起的抗氧化剂摄入和吸收减少是慢性胰腺炎(CP)患者抗氧化剂水平较低的可能原因。提高抗氧化剂状态可能有效减缓CP疾病进程和减少疼痛。目的:评估抗氧化剂用于CP患者疼痛治疗的获益和危害。数据收集与分析:两名作者独立提取数据。评估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如果病例的其他信息缺失与研究作者联系获取。主要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2项随机对照试验,共有585名受试者。6个试验是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而其他6个试验方法学不足。大多数试验规模较小,受试者退出试验的几率很高。所纳入的12个试验中的11个试验描述了抗氧化剂对慢性胰腺炎慢性腹痛的作用。在为期1~6个月的研究中,经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范围为010)测定疼痛,抗氧化剂组较对照组的疼痛较少(平均差(MD)-0.33,95%可信区间(CI)- 0.64-0.02,P值为0.04,中等质量证据)。无痛受试者的数量没有显著差异(风险比(RR)1.73,95%CI为0.953.15,P值为0.07,低质量证据)。在平行试验(RR =4.43,95%CI为1.6012.29,P值为0.0004,中等质量证据)和交叉试验(RR =5.80,95%CI为1.56至21.53,P值为0.0009,中等质量证据)中,抗氧化剂组的不良反应较多。16%的受试者发生不良事件,多为轻度(如头痛、胃肠不适),但足以让受试者停止使用抗氧化剂。其他重要结果,如镇痛药使用、胰腺炎恶化和生活质量鲜有报道。1991年的一项试验评估了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期间抗氧化剂对急性疼痛的效果,发现抗氧化剂组有较多的患者疼痛缓解。该试验在25余年前进行,自那时起一直未再次重复进行。因此,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得出可靠的结论。作者结论:目前的证据表明,抗氧化剂可以减轻慢性胰腺炎患者疼痛。该减少的临床相关性尚不确定,需要更多的证据。1/6的患者可能由于不良事件而不使用抗氧化剂。由于可靠的数据有限,抗氧化剂对其他结果的影响,如使用镇痛药的作用、胰腺炎恶化和生活质量仍然不确定。(选题审校:唐惠林 编辑:刘爱菊)(本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翟所迪教授及其团队选题并审校,环球医学资讯编辑完成。)
到目前为止,还未完全明确哪种类型的食物制品可升高或降低 II 型糖尿病(T2D)的风险。 今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EASD)年会上报告的一项瑞典长期研究表明,食用高脂肪奶制品与糖尿病患病风险较低有关。在其研究中,马尔默德大学糖尿病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26,930 名人员(60% 为女性),其年龄在 45-74 岁,基于马尔默人群的膳食和癌症分组的数据。 在 14 年的随访时间内,发现了 2860 例 T2D 发病病例。 根据食物摄入情况对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并将其分入五个组,科学家对其计算了糖尿病风险。他们发现,相比摄入高脂肪奶制品最少的五分之一(平均值 = 1 份/天),摄入最多的五分之一(平均值 = 8 份/天),T2D 发病率低 23%。 特别是奶油和高脂肪发酵牛奶可降低糖尿病患病风险,而在摄入低脂肪奶制品和 II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间未发现存在关联。无论脂肪含量如何,大量摄入肉类和肉制品均增加风险,但脂肪含量较低的肉类风险增加更多,进食高脂肪肉类的 II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升高 9%,而低脂肪肉类升高 24%。
欧洲糖尿病研究联合会(EASD)年会上的一项研究通报据日本科学家开展的一项研究,日间小憩与 II 型糖尿病(T2DM)风险之间存在关联,小憩时间越长,发病风险越大。 他们在九月于维也纳召开的 EASD 会议上通报了这一研究成果。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小憩与 T2DM 风险之间关系的证据完成了一项荟萃分析,尝试量化潜在的剂量效应关系。 从 1035 项潜在研究中,他们找出了 225,717 名亚洲受试者和西方受试者进行评估。作者称,每项研究中进行的分析都对糖尿病的若干混杂因素进行了良好的调整。 合并分析显示,小憩时间较长(>/=60 分钟/天)会显著增加 T2DM 风险(相对风险 1.46;P<0.001)),而小憩时间较短(<60 分钟/天)则不会(0.95;P=0.68))。 荟萃分析表明,小憩时间与糖尿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剂量效应关系(P对非线性度<0.01);每天的小憩时间小于 40 分左右时,小憩时间对糖尿病风险没有影响,而超过 40 分钟后,患糖尿病的风险急剧升高。 出版物偏倚不显著。
编制,无疑已经成为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之一。“合理核定编制”政策推进异常艰难,难怪有的地方直接提出废除公立医院编制。实际上,县级公立医院编制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成为“拦路虎”,将一个又一个医生拒之门外。对于县级公立医院,编制到底是存还是废?您怎么看?编制概念名存实亡编制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对人员数量和领导职数下达约束性指标,二是作为财政拨款的依据。实际上,目前县级公立医院的编制既没有控制住普通员工,也没有限制住领导职数。加之很多县级公立医院均为自收自支,财政并不负担人员工资。因此,对于县级公立医院,编制已经名存实亡。一方面在普遍超编的情况下,人照进;另一方面领导职数随意安排。基于此,医院基本上已经没有编制概念。被拦住的只有医生应该受编制约束的组织、人事和财政部门在行事自己职权的时候并没有把编制当回事,但当医务人员有事要求他们的时候,“编制”便突然扑将出来横梗在路上成了拦路虎,将他们一个个拒之门外。一是进院。医科类大学生,他们都是医院需要的,往往应该进入医院成为编制内的人却进不去,美其名曰“没有编制”。反之,有很多医院不急需的人却一个个都进去了。二是晋职。医务人员努力一辈子,就是想早一点儿晋职,涨一点儿工资。然而,辛辛苦苦拿到了上面规定的论文(论著)、外语、千辛万苦弄到了接连三年的年度考核“优秀”,准备好了需要的病历,填完了许许多多的表格之后,没想到一个“没编制”就让一切成为泡影。三是聘任。费尽千辛万苦,经历了材料审核、现场答辩,好不容易职称批下来了,但是人事部门不聘还是白搭。聘书拿不到,工资调不上。理由还是一个,没有“岗位设置”,根本还是没有编制。编制前路何在?既然已经名存实亡,既然已经成为县级公立医院发展中的拦路虎,为什么在改革中不能下狠手、动快刀?和所有改革一样,之所以难,就是因为这里面纠结着太多的权和利。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多次提出“简政放权”,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今年出台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意见中也提出“逐步实行编制备案制”,这便是县级公立医院编制改革的方向。什么是备案?就是存档备查,即你有义务让上级主管机关或有关机构知道某件事,但不需要他们的批准同意。这也就是说,医院可以依据实际开放床位数按照精简、高效、科学、合理的原则,自主编制本医院的各级各类人员的配置,不再需要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当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然不错,实际上也许并不容易。一方面权利总是很美很诱人,放弃需要极大的勇气;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曾经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因此一谈到县级公立医院编制,一些地方很可能拿这个当挡箭牌。在去行政化条件下,公立医院可以逐步取消身份管理,变成岗位管理,将医生变为社会人。但是,将医生去单位化全部变成社会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全面推开暂不可行。编制制度仍需要改革,使其变得更合理。定编定岗不定人,这七个字是公立医院人事改革的核心。给编制、给岗位,但是人不定,采用聘用制合同制,让医生真正变为社会人,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新模式。我们不希望“编制”二字让更多的好医生流失。(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