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医院儿科科普号

Tourette综合征，也称抽动秽语综合征，临床特点：以进行性发展的多部位运动抽动和发声抽动为主要特征。一般首发症状为简单运动抽动，以面部肌肉的抽动最多，呈间断性，少数患者的首发症状为简单的发声抽动。随病程进展，抽动的部位增多，逐渐累及到肩部、颈部、四肢或躯干等部位，表现形式也由简单抽动发展为复杂抽动，由单一运动抽动或发声抽动发展成两者兼有，发生频度也增加。其中约30%出现秽语症或猥亵行为。多数患者每天都有抽动发生，少数患者的抽动呈间断性，但发作间歇期不会超过2月。病程超过一年以上，对患者的学习生活或工作造成严重影响，需要积极应用抗抽动药物治疗，并结合心理治疗。

化脓性脑膜炎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其并发症及后遗症如下。 （1）硬脑膜下积液：30%～60%的化脑并发硬脑膜下积液，若加上无症状者，其发生率可高达80%。本症主要发生在1岁以下婴儿。凡经化脑有效治疗48～72小时后脑脊液有好转，但体温不退或体温下降后再升高；或一般症状好转后又出现意识障碍、惊厥、前囟隆起或颅压增高等症状，甚至进行性加重者，首先应怀疑本症可能性。头颅透光检查和CT扫描可协助诊断。 （2）脑室管膜炎：患儿在有效抗生素治疗下发热不退、惊厥、意识障碍不改善、进行性加重的颈项强直甚至角弓反张，脑脊液始终无法正常化，以及CT见脑室扩大时，需考虑本症，确诊依赖侧脑室穿刺，取脑室内脑脊液显示异常。治疗大多困难，病死率和致残率高。 （3）抗利尿激素异常分泌综合征：抗利尿激素过量分泌，引起低钠血症和血浆低渗透压，可能加剧脑水肿，致惊厥和意识障碍。 （4）脑积水：包括阻塞性脑积水和交通性脑积水。患儿表现为烦躁不安、嗜睡、呕吐、惊厥，头颅进行性增大，骨缝分离，前囟饱满、头颅破壶音和头皮静脉怒张。疾病晚期，患儿进行性智力减退和其他神经功能倒退。 （5）各种神经功能障碍：神经性耳聋、智力低下、脑性瘫痪、癫痫、视力障碍和行为异常等。

癫痫是神经系统最常见疾病之一，全球约有7000万癫痫患者，我国有900 万以上癫痫患者。反复癫痫发作给患者造成了严重的躯体及心理上的损害，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给西安及周边省市癫痫患者提供

语言发育迟缓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儿童口头表达能力或语言理解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儿童的正常发育水平。智力低下、听力障碍、构音器官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语言环境不良等因素均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常见原因。若发现儿童有语言发育迟缓现象，应努力查找病因。治疗：主要进行语言特殊训练。无特效治疗药物，对伴有注意力障碍者可给予中枢兴奋剂以改善注意力。

引起脑电图异常的原因很多，正常人群中有0.3%～3%的比例脑电图有癫痫样放电，但并无癫痫发作。一些影响脑功能的疾病会引起脑电图改变，如发热、昏迷、中毒、服用某些药物等。一些与遗传有关的癫痫家族成员往往脑电图显示异常，有时是痫样放电，但从未有过癫痫发作，也不能诊断为癫痫。 如果脑电图显示的只是一般非特异性异常，如正常节律减少、慢波增多、左右不对称、调节差等，不能作为诊断癫痫的依据。只有出现痫样放电如棘波、尖波、棘慢波、尖慢波、多棘慢波、突出于正常背景的阵发性高波幅慢波等，其诊断意义才比较大。

抗流感病毒的西药主要有金刚烷胺、磷酸奥司他韦、扎那米韦等抗病毒药物；如果继发细菌感染，可采用头孢呋辛、阿莫西林、阿奇霉素等抗菌素。抗病毒的中成药较多，如四季抗病毒合剂，抗病毒口服液，莲花清瘟胶囊，双黄连口服液等。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发育障碍性疾病。该病主要症状为：1、社会交流障碍：一般表现为缺乏与他人的交流或交流技巧，与父母亲之间缺乏安全依恋关系等；2、语言交流障碍：语言发育落后，或者在正常语言发育后出现语言倒退，或语言缺乏交流性质；3、重复刻板行为。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是指在围产期窒息缺氧，导致脑的缺氧性损害，临床出现一系列脑病的表现。主要由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缺氧引起。临床表现：生后不久(12小时内)出现异常神经症状：意识障碍．如过度兴奋(易激惹、肢体颤抖、自发动作增多、睁眼时间长、凝视等)，嗜睡、迟钝，甚至昏迷；肌张力改变，如张力增强、减弱，甚至松软；原始反射异常，如拥抱反射过分活跃、减弱或消失，吸吮反射减弱或消失。病情较重时可有惊厥或频繁惊厥，囟门张力增高。重症病例可出现呼吸节律不齐、呼吸减慢、呼吸暂停，瞳孔缩小或扩大，对光反应迟钝甚至消失。部分重症病例可在1周内死亡。

癫痫为一种慢性疾病，虽然短期内对患者没有多大的影响，但长期频繁发作可对患者身心、智力产生严重影响。 1、生命的威胁：癫痫患者突然发作，容易出现摔伤、烫伤、溺水、交通事故等。 2、精神上的危害：癫痫患者经常被社会所歧视，在就业、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均遇到困难，患者精神压抑，身心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3、认知障碍：主要表现为患者记忆障碍、智力下降、性格改变等，最后逐渐丧失工作能力甚至生活能力。

原创 2018-01-26 苏珊 渡过 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从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走出来，坐在马路边哭着给好友打电话，告诉她：“我儿子确诊多动症了。”放下电话后，我在马路边坐了很久，发呆。那年，他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开始拼命地回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我忽视的异样。他确实有过几次不对劲，在他十个月体检时，面对盘子里摆的各种色彩鲜艳的小物件，他用小手去抓，手指总是抓不住；在他三岁的幼儿园时期，有几次家长观看小朋友们表演节目，别的小朋友积极地跟随老师唱跳的时候，儿子呆在那，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要流眼泪；在体育运动上，他一直学不会拍球，跳绳…… 坐在那里短短十几分钟，越来越多他不算正常的线索涌进了我的脑海，但我之前却一直没有意识到他是多动症，因为他在行为上并没有特别多的反常。回避不能解决问题 多动症全名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类心理障碍。表现为与年龄和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注意时间短暂、活动过度和冲动，常伴有学习困难、品行障碍和适应不良。注意缺陷是这种疾病的核心，而多动只是注意力缺陷的表现之一。有的孩子多动表现的很明显，而另一些孩子行动上没有异常，但同样无法集中注意力——而这部分行为上“不多动”的孩子往往会被忽略有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就是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比较迟缓。儿子说话比较晚，三岁多才能说话，家人把这归因于男孩子就是说话晚，或者是家里带他的人有多种方言，他不知学哪个好。 我最重意识到他可能注意力有问题，是在他六岁上学后。老师反映他上课总是不认真听讲，自己写写画画。我开始试着自己教他拼音，发现他怎么也学不会，而且b和d，p和q，总是混淆。我开始找儿童神经领域的医生，虽然觉得北医六院和北京安定医院可能在精神科方面更专业，但潜意识里是不愿意把他往专业的精神医院送的，还是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家里人知道我带他进医院检查多动症后，纷纷抗议，他们的论点还是“男孩子都是这样”，“就是调皮”，“长大了就好了”。我告诉他们，调皮的正常小孩，不可能连拼音字母都学不会的。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判断，不以为然。我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都爱孩子，不愿意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正常的，会回避并且为他的异常找借口。但回避这个问题，它依然存在，不会消失，很可能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期。 后来，我带他去了以精神科擅长的北医六院，又给他做了一次非常详细的测试。从早上九点，一直做到下午两点，儿子和其它等待ADHD测试的孩子一起，在项目间隙，兴冲冲地跑来跑去。不识愁滋味的他们和忧心忡忡的家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测试的结果和儿童医院一样，确诊ADHD，北医六院的专家，看着我儿子的病历，说让我先观察，他年龄太小，不着急吃药。 北医六院开展了一个免费的家长培训课程，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ADHD，学习正确地管理孩子ADHD行为的方法。负责召集家长培训的医生非常热心，每周六下午打电话邀请每一个家长参加培训，而这个集会最终成为了家长的诉苦大会。每次回来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一回家，看着窜来窜去，不好好写作业的儿子，更加火冒三丈。训练中学到的方法，要耐心，要进入他的思维去了解他，全都抛到脑后了。能做的是往前看那段时间，他的状态，并无太大改进。而且随着学习程度的加深，他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个刚师范毕业的姑娘，对他的状态非常关心，常常找我讨论他的情况。每次，看到手机上又是儿子学校的电话，我心里都非常的紧张。每次去学校，老师会拿他的试卷给我看，分数都保持在个位数。儿子对此浑然不觉，有朋友问他，期末考试考的怎样啊？他笑嘻嘻地反问：“你猜！”见对方沉默不知如何应对时，他非常贴心地说：“给你个提示，是个个位数！”让人哭笑不得。 很快，儿子升了二年级，随着年级的增长，北京市教委对班级教学的考核越来越严，对不及格的比率严格控制。儿子的成绩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老师再宽容，也无法扛住上级检查的压力，难免对不听话的小孩发脾气。 社会规则是残酷的，在哪里生活，就要遵循哪里的游戏规则。小孩子们的世界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谁学习好，谁学习不好，受到的对待难免有差别。一个总是被老师批评的孩子，在同学面前很难有尊严。 他的一年级生日聚会，许多同学来家里参加，他非常开心。等到二年级，被邀请的同学们有的就不愿意来了。 随着儿子越来越懂事，他的自尊心也开始萌芽，他依旧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注意力。要强的性格，加上总是上不去的成绩，和长期被老师、家长批评的状态，他有时开始说谎，变的不自信和怯懦。 在此期间，我看了许多有关ADHD的文章了解这种病的成因，结论大都是大脑内神经化学递质失衡，有学者提出了ADHD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及5-羟色胺（5-HT）假说，但尚没有哪一种假说能完全解释ADHD病因和发生机制。有一个比喻很好地描述了这群孩子的大脑，像一个没有班主任的班级，不是他们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而是因为他们大脑中某种物质的缺乏让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自己。 在ADHD家长培训班里，大多数家长拒绝让孩子吃药，因为担心副作用，担心一旦吃药了就要众生服药。大家的认知出奇的一致，如果是发烧，感冒等物理性疾病，吃药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如果是精神类的问题，往往抗拒药物。 但我认为，如果是生理性原因导致他集中不了注意力，那么只能用医学的方式解决。这就像精神上的感冒一样。 在他升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我去了安定医院询问用药的可行性，安定医院的专家告诉我，ADHD患者的治疗大多是用药控制，而且吃了药是马上有效的。但治疗ADHD的一线药物利他林，有一个副作用是抑制孩子食欲，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儿子那时的体重只有50多磅，非常轻，医生不建议马上用药，等他到十岁，看看体重增长的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后悔没有及早带儿子去确诊ADHD，他说多动症的最佳治疗期是2岁到6岁，那时不需要药物治疗，心理和感统训练就会有效果。 后悔是没有用的，很多事情不能重新来一次，能做的只能往前看。 ADHD在美国不是疑难杂症 在他上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有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顺便了解了一下美国的ADHD的治疗情况。我吃惊的发现，美国大约4到17岁的儿童，被诊断为ADHD的占11%，其中43%的儿童使用药物治疗。而2－5岁，被确诊为ADHD的儿童，服药的比例是44%，还有相当比例的儿童药物和行为治疗结合进行。 在那里，ADHD并不是一个疑难杂症，有的医生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性格状态。他们认为患有ADHD的小孩，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非常专注，许多天才都是ADHD患者。 我虽然因此感到轻松，但不会拿“天才”一事自我安慰，能成为天才的只是极少数，而因为ADHD在生活上蒙受损失的人却是大多数，至少这种缺陷，不能让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发挥自己所有的才能。 幸运的是，单亲妈妈的我遇到了现在的先生，他鼓励我带孩子来美国治疗，并接他过来一起生活，他认为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对我儿子的成长和治疗是有帮助的。 2016年冬天，我9岁的儿子来到了洛杉矶。我看着他小小的身影，不知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的他会不会顺利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 先生把家搬到了一所小学的旁边，儿子顺利进入那所小学，那个小学的评分是九分，算是非常不错的学校。负责接待新生的老师告诉我，他不用降级，可以直接读三年级。我担心他的英语不够好，老师非常有信心地告诉我，没关系的，他很快就会学好英语的。 美国小学的教育环境非常宽松，分数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教育标准。学生们早上8点20到校，下午3点就放学，孩子们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体育活动。学校的操场，铺满了整齐的绿草，占整个学校4分之3的面积，每次经过学校，都能看到小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儿子虽然不会说英语，但很快就在体育活动中交到了几个好朋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诊所，是整个加州地区治疗精神疾病最权威的诊所之一。儿子来美一月后，我帮他预约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DHD诊所的医生。他的医保不覆盖这家诊所的费用，第一次检查的费用是自费的，高达800美元。 接待我们医学博士，用英文和我聊了一个小时儿子的情况，在对他进行测试时，发现他无法用英文沟通，马上给我们推荐了离我们的住所比较近的华人医生。她告诉我，ADHD在美国非常普遍，一般的儿科精神科诊所就可以治疗，没有必要到这里的诊所。我们走的时候，她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的费用都退给了我。 她推荐的医生姓黄，是台湾人。他只有周末出诊，其余的时间，在加州儿童监狱做心理医生。第一次确诊的时间大约一小时，他给了儿子一支笔让他画画。儿子只用了五分钟就画了整个画纸，画的线条极其幼稚，弯弯曲曲。随后，他把医生给他玩的弹珠滚的满地都是。黄医生非常耐心地了解了他的情况，测试了他的身高和体重，决定让他先服用一个月最小剂量的利他林——这是美国诊所治疗ADHD使用的最多的药物，如果合适的话，再慢慢加药。 我记得他第一次服用药的那个下午，给他用药之后，我去超市。我出发的时候，他正拿一本写给儿童的历史书在看，三个小时后，我回来，发现他还在看。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但我又有些担心，认为历史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也许不用药，他也能专注那么久。 随后的一个月，我拿数学题来测试，在一个小时内，他做了一百道非常简单的加减乘除题目，即使题目非常简单，做这么大的量，也需要注意力非常集中。然后是他最不感兴趣的英语，以前背一个单词，他都要磨蹭半个多小时，但服药后现在背单词的速度是一分钟一个。看到治疗效果，我百感交集，那个不自信的小孩，开始变的越来越自信。 但他在服药后，食量却明显降低。集中注意力不是问题了之后，吃饭成了最严重的问题，我换着法子给他做糖醋排骨，小笼包，红烧肉……这些之前他听到就要流口水的菜，他却动也不动一下。而且药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使血压增高，儿子的血压增高的也很快，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医生说这种药可能不适合他。 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又换了另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有二十几年治疗ADHD的经验，他一开始就反对用利他林这种一线药物进行治疗。他的观点是认为利他林的副作用会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有影响。他建议用盐酸胍法辛进行治疗，这种药是一种肾上腺激素抑制剂，2009年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成为治疗儿童及青少年ADHD的又一非中枢兴奋药。 儿子试用这种药之后，食欲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注意力不如服用利他林时改善明显。他的治疗还在进行当中，医生告诉我，胍法辛这种药会随着他年龄增长，疗效变弱，那时还会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这两个医生都谈到，他们用药之后，注意力和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而且许多孩子在他们高中时就可以自然痊愈。我问医生，如果不治疗，等到高中他自然痊愈呢？医生告诉我，那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会遭遇许多心理问题，需要家长时刻关注，运用心理治疗的方法。 我确实发现，在儿子之前的经历中，因为多动症总是招致他人批评的他，在社交中心理上会出现一种防御状态，在和他人有一点冲突时，容易觉得别人针对他。有一次，他在学校哭了，因为觉得别的同学欺负他，反复问我是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们才会故意对他不好。我直觉上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小学充满了不同种族的人，孩子们都习惯了同学们是不同的种族。 我约他的班主任霍特小姐聊了一下，霍特小姐说他们只是普通的玩耍，然后打闹过程中会碰疼，这是很正常的。他的这种心理状态，医生认为虽然不是ADHD的直接症状表现，但ADHD儿童会出现这种反应，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他们受到外界和家庭的指责比较多，导致他们心理上出现防御状态。这是药物难以解决的。他马上推荐了一个心理辅导师给我们。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结合，是美国ADHD治疗的常规途径。 一个充满友善的环境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庆幸在儿子还算幼小的年纪，接受了ADHD治疗。如果他继续在中国，不治疗，他很可能从小到大都被贴上一个差生的标签，会被认为笨或者不努力，被同龄人排斥，没有信心，心理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都不敢继续想下去。 儿子现在来美国已经一年多了，他已经是美国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交到了许多好朋友。学校和老师对孩子是鼓励式教育，老师几乎天天称赞他们。分数不是重要的指标，而公民教育是学校重视的。 有一次，老师给我讨论儿子的问题，是因为发现他笑一个脱衣服脱不下来的小男孩，小男孩因此哭了。老师告诉我，应该教育他，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帮助，而不是嘲笑。随后，她又加了一句，不要责怪他，只需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是个好孩子。 有时，和他走在街上，听到有他熟悉的同学兴奋地叫他的英文名字，他也兴奋地跑过去打招呼。以前对他来说千难万难的做作业状态，他竟然很轻松地就完成，而且为了考一百分，也会反复地复习。当他发现他的努力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时，他开始用努力的、正面的方式追求完美。当没有学业和分数的压力时，他性格深处的一些柔软的，积极的部分开始慢慢生长。他性格中善良、敏感在一个充满友善的环境中会让他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而不是越来越脆弱扭曲。 当大环境不再追求分数，不再追求高升学率时，我的心态也逐渐放松，愿意慢慢地和他沟通，给他讲作业时也比以前有耐心了许多。他说：“妈妈，你以前脾气特别大，你一发火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现在，感觉好多了。” 这一年，也是我和他相处最密切的一段时期。之前的我，总是认为人生的自我实现只有工作，现在认为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妻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使我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人的角度都会有改变，让我更柔和，更有层次地去理解这个世界。 我很享受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和他一起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的过程。而美国小学宽松的教育环境，医学对ADHD系统化的治疗，以及整个社会对儿童的爱护，都帮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