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O职业满意度调查称肿瘤医师累并快乐着2014-01-28 11:14来源:丁香园作者:shumufeng字体大小:研究要点大约45%的受调查肿瘤科医师存在至少一项令人抓狂的因素。年轻、女性、人际关系、未育、学习的费用支出较高以及每周超长的工作时间都会使人身心俱疲;有压倒性多数的肿瘤科医师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满意,调查显示有82.5%的医生及80.5%的肿瘤科医生愿意再次选择这一职业,而私人医院相比于公立医院而言,这两项得分要低一些;调查显示,在保持医生高职业满意度的同时,还应设法减少“让其抓狂”的因素。Shanafelt等人展开的此项调查发现,大约有45%的医师至少有一项令其不满的职业相关因素,而年轻肿瘤科医师以及每周需花费更长时间面对患者的医师尤甚。然而,医师的总体职业满意度仍然保持高水准,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医师。该报告发表于JCO杂志。研究方法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间,ASCO开展了一项关于肿瘤医师职业满意度的调查,受试者来自于ASCO肿瘤专家注册处数据。研究者调查了将近3000名肿瘤医师,有1490名给出了回馈信息。调查样本包括相对平衡的男女比例,并且代表了所有职业期的医生。平均受访年龄为52岁。在完成全部调查问卷的1117位肿瘤医生里,有377位医生就职于公立医院,482位医生就职于私立医院,其余的就职于其他单位。肿瘤医师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7.6个小时,其中直接面对患者治疗的平均时间为34.0个小时,每周参与管理工作的平均时间为11.5个小时,每周在家工作的平均时间为8.5个小时,此外,每周用于专业培训、学习、充电和准备职业资格认证的平均时间为4.6个小时。每周平均每位肿瘤科医师需看52例门诊患者。总体而言,有484例肿瘤医师(44.7%)称自己有至少一项职业不满意因素(情绪低落值评分高和/或人格丧失值评分高,均通过Maslach Burnout量表评估)。当通过Maslach Burnout全量表评估时,研究者发现有38.3%的肿瘤医师情绪低落评分值较高,24.9%的肿瘤医师人格缺失值评分较高,还有13.2%的肿瘤科医师称自己个人成就感低。年轻、女性、人际关系、未育、学习支出负担较重、以及每周超长的工作时间都会让人感到崩溃。虽然有上述忧虑,但依然有压倒性多数的肿瘤医师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满意,如果有可能,82.5%和医生和80.5%的肿瘤科医生称还会选择这一职业,相对而言,私人医院就职的医生职业满意度略低于公立医院医生。问诊职业不满意因素与其他科室的医师相比,美国肿瘤科医师表现出与之相似或更低一些的职业不满意度,本研究的作者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鉴于医师职业不满意度的流行率,以及有证据显示它会危害医师的个人健康及医护质量,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何种介入措施可减少上述风险;而且大多数的信息往往关注体系制度等方面的漏洞,而未对医生的个体因素给予重视。作者认为,需要调查哪些因素可以保持医生的职业满意度,同时哪些因素又会导致医师职业满意度下滑。信源地址:http://www.ascopost.com/ViewNews.aspx?nid=12904
2013-01-29 23:29来源:人民日报作者:白 剑峰●医学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如果缺乏人文精神的烛照,只能沿着技术崇拜的路径前行不久前,一名车祸重伤男婴在江苏省射阳人民医院不治身亡。患方称,医生让患者先挂号后抢救,CT室的门敲了十几分钟才打开,延误了治疗。而调查显示,患者是先做检查后挂号,并未延误治疗。医院录像也证明,CT室的门仅十几秒就打开了。此事不禁令人想起“八毛门”、“缝肛门”等事件。其共同特点是,患方对医方产生“习惯性质疑”,主观臆断医生见利忘义、见死不救,从而将医生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从理论上说,双方互相保持忠诚是整体最优的结局。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双方都选择了背叛对方。眼下,我国的医患关系也陷入“囚徒困境”。过去,患者对医生是深信不疑,如今却是半信半疑。过去,病人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如今,即便有99%的希望,医生也会小心翼翼,生怕出现1%的失败率。在这样的防范心理下,医患双方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度下降,只有二到三成人信任陌生人。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中。在我国,医患之间鲜有“道德信任”,只有“技术信任”。而失去了“道德信任”的基础,“技术信任”往往脆弱不堪。一旦发生不良医疗后果,这种“信任”就会立即出现戏剧性转折,而且变成彻底的不信任。治好了,医生就是天使;治不好,医生就是魔鬼。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为什么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医患之间的冲突却越来越频繁?医生得到的评价却越来越差?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在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今天,医患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环境因素,也有医疗体制因素。然而,仅就医患关系而言,医生是主导因素。因此,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医方先行。医学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如果缺乏人文精神的烛照,只能沿着技术崇拜的路径前行,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诱因。很多医生把病人仅仅当成病例,而非病人;把医学仅仅当成放几个支架、切几个肿瘤、用几种新药,而非情感的交流。患者只能看到冰冷的设备,却感受不到医学的温暖。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医学承载着“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神圣使命,本应是爱的表达。医学要前行,不能单纯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需要有人文精神的滋养。患者是在病床上体验疾病,医生则是在病床边观察疾病,而“躺在床上”和“站在床旁”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医生的眼里,不能只见疾病,不见痛苦;不能只有技术救助,没有心灵抚慰。医生在病人身上,不仅要投入时间和技能,更要投入情感。如果医生的心中没有同情、怜悯和关爱,再先进的技术也会贬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而要破解医患信任危机,必须高扬医学人文精神,重建医疗行业的公信力。只有医学变得越来越温暖,医患关系的坚冰才会日渐消融。本文引用地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125/c1003-20321440.html
2012-04-17 19:43 来源:果壳网 作者:拟 南芥 近日出版的Nature再次关注中国的非法干细胞治疗。卫生部今年年初明确规定,禁止未经批准进行的干细胞治疗。根据卫生部发言人,至今没有一家干细胞医疗机构按规定注册,然而根据Nature的调查,卫生部的努力收效甚微,干细胞医疗在中国仍然存在。Shanghai WA Optimum Health Care(臻景医疗)号称4-8次注射可以治疗alzheimer病,每次注射3-5万元人民币;治疗自闭症需要2次注射,费用25万元。Tong Yuan Stem Cell号称治好了1万个病人,包括帕金森症病人。Beijing Puhua International Hospital的干细胞治疗中心也提供自闭症的治疗,需要20,5000元。Nature随后采访了几位相关领域的顶尖专家。Oliver Cooper是美国McLean Hospital的帕金森病专家,他表示,目前没有科学和临床证据表明造血干细胞和神经干细胞对帕金森氏症的病人有益。他说,目前科学界还不确定这些注入的干细胞能否在几天后仍然存活。斯坦福大学的Ricardo Dolmetsch是研究自闭症的神经生物学家。他说,目前干细胞学界和自闭症学界的共同观点是,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干细胞疗法用于自闭症的治疗。他对这些“干细胞治疗”可能导致的癌症或是自免疫疾病的风险表示担忧。此外,这些中国的干细胞医疗机构还很善于声称自己和一些著名人物有关系。比如Shanghai WA Optimum Health Care的网站上就能找到Li Keqiang的照片。在WA Optimum Health Care的科学委员会里,还能找到北大干细胞中心主任李凌松的名字。然而在接受Nature采访时李凌松表示,他和这个医疗机构无关,已经要求把他的名字去掉。WA Optimum Health Care还宣称和哈佛大学以及加州大学Irvine分校有合作,但是这两个大学都否认了这一点。所有接受Nature采访的中国干细胞医疗机构都声称自己已经了解了中国政府的规定,并且认为这些规定是必要的。只不过他们都认为这些规定只对那些安全性没有保证的同行们才适用。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干细胞医疗机构里,只有一家因为政府的规定停止了干细胞医疗服务。卫生部的一个代表对Nature说,卫生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将加大清理非法干细胞医疗的力度。在问到为什么不顾规定继续进行干细胞医疗的时候,WA Optimum Health Care回答,“我们在中国,这里有着不同的规则。” if(window.HTMLElement) { var pro = window.HTMLElement.prototype; pro.__defineGetter__("outerHTML", function(){ var str = ""; } return str + ">" + this.innerHTML + ""; }); pro.__defineSetter__("outerHTML", function(s){ var r = this.ownerDocument.createRange(); r.setStartBefore(this); var df = r.createContextualFragment(s); this.parentNode.replaceChild(df, this); return s; }); pro.__defineGetter__("canHaveChildren", function(){ return !/^(area|base|basefont|col|frame|hr|img|br|input|isindex|link|meta|param)$/.test(this.tagName.toLowerCase()); }); } var b_v = navigator.appVersion; var IE6 = b_v.search(/MSIE/i) != -1; if (!IE6) { HTMLElement.prototype.insertAdjacentElement = function (where, parsedNode) { switch (where) { case "beforeBegin": this.parentNode.insertBefore(parsedNode, this); break; case "afterBegin": this.insertBefore(parsedNode, this.firstChild); break; case "beforeEnd": this.appendChild(parsedNode); break; case "afterEnd": if (this.nextSibling) { this.parentNode.insertBefore(parsedNode, this.nextSibling); } else { this.parentNode.appendChild(parsedNode); } break; } }; } String.prototype.replaceAll = function(s1,s2){ return this.replace(new RegExp(s1,"gm"),s2); } function initFancybox(){ var 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rticle_desc"); var imgs = div.getElementsByTagName("IMG"); for(var i=0;i 0) title = title.substr(0, title.lastIndexOf("(")); if (title.indexOf("(") > 0) title = title.substr(0, title.lastIndexOf("(")); } }catch(e){} } } var link = document.createElement("a"); link.href = img.src.replace("_small",""); link.title = title; link.innerHTML = img.outerHTML; link.rel="fancy_group"; img.insertAdjacentElement("beforeBegin", link); img.parentNode.removeChild(img); } } initFancybox(); $("a[rel = fancy_group]").fancybox({ 'transitionIn' : 'none', 'transitionOut' : 'none', 'titlePosition' : 'outside', 'titleFormat' : function(title, currentArray, currentIndex, currentOpts) { return 'Image ' + (currentIndex + 1) + ' / ' + currentArray.length + (title.length ? ' ' + title : '') + ''; } });
近日,上海首现公立医院(原市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医生集体辞职,自主组建一家医疗美容机构,成为继新医改方案出台后第一批创业医生。 “自主创业更能实现职业价值。”作为中国第一批集体辞职创业的医生代表、上海百达丽医疗美容连锁机构的院长沈国雄道出了心声。 今年全国两会上,新医改方案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医师多点执业”这一举措让人们喜忧参半,不少专家质疑其可能难以保证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近年来,“民营医院缺乏好医生,公立医院医生走穴忙”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美容整形行业,因医生走穴造成的医疗事故也屡屡发生,出现纠纷后无法责任到人,让患者苦不堪言。据统计,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仅去年就受理医疗美容投诉200多件。 如何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实现规范化行医,必须“让医生做医院的主人”。正是带着这种想法,沈国雄、王会勇等几位医生最终决定从上海九院的整复外科辞职,选择了自主创业之路。 “辞职创业是我们几位医生考虑多年的结果,做这个决定也是非常艰难的。”沈国雄向记者说,“公立医院的工作稳定、收入可观、社会地位颇高,所以几乎所有参与创业的医生在辞职前都受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我父母至今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样,向工作多年的医院提出辞职也是件很难受的事情。九院的领导感到惋惜,曾经与我们有过沟通,这让我们一度恋恋不舍。” “但公立医院的机制较传统,对于医生的发展空间不大。要想让医生做医院的主人更是难上加难!”沈国雄说,而在自主创办的医院里,每位医生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甚至卖掉自己的房产来支持医院的发展。医生对每位患者很负责任。 据了解,此次参加创业的医生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上海九院的不少老专家对这批中年创业医生给予了大力支持。著名整形专家赵平萍教授表示:“医生思维方式相对保守,做事情也比较严谨,医生创业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服务患者,将公立医院严谨的医风传承下去的同时,为患者提供更人性化、现代化的医疗服务。” 据悉,目前,“百达丽”已在上海、昆山、内蒙古等多地组建医疗美容连锁机构,并已初步形成全国连锁的气势。 (来源:工人日报)media_span_url('http://www.chinanews.com/kong/2011/03-26/2932528.shtml')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不论是站在所谓“科学”立场上对异端知识的肆意讨伐,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争论双方其实都未认真思考过,中医所面临的危机难道只是外来的吗?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权势的压制或保护之下,中医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又在哪里? 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着西医的冲击,可谓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知识霸权”来解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因素)。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既不是狂热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主要看重的还是疗效。周作人曾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个故事。民国初期,钱玄同在北京的黄包车夫当年曾是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原因呢?是“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在国人的眼中,菩萨的灵验程度,比菩萨的出身要重要得多。无可讳言,西医来到中国,使许多中医束手的问题迎刃而解,挽救了一大批人的生命。这才是西医能够树立自己地位的根本原因。不承认这一点,中医就不可能反思自己败在何处,也就永远不可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今日武断批判中医的人中,不乏以“科学”代言人自居者,将各种自己不懂的知识系统一棍子打死,归入异端。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言论与知识的讨论无关,另有用意。不过,在抗拒这种学霸的同时,我们也不必非要陷入相反的泥淖。坦率地说,身为一个“中医”,我以为目前的中医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正如贾谊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知识本身,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道。 实际上,中医的衰退并不自近代始。在我看来,它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其表征之一便是公元一五八九年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并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可,以至于今日仍有学者将《伤寒论》视为中医的“枕中秘籍”。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试图“挽救中医”的举动,更深层次地暴露出中医的“内伤”。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认张仲景的历史地位。我曾经用了五年时间学习《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几乎读遍“伤寒论”的各家著述。但是,要正确认识张仲景的医学地位,便不能将其人其书抽离其具体的时代环境。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中明白指出,他是针对伤寒在当时流行的时疫而立法制方的。时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突发性,是外邪侵害人的身体造成的人体机能失常现象。这和我们现在通常遇到的慢性疾病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往往涉及脏腑之间和经络之间的变化,常是多脏腑和多经络共同作用所造成的,比起伤寒来,其病理机制要复杂得多。当然,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有很多伤寒大家灵活运用伤寒论的处方治疗不少慢性疾病,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是否即意味着伤寒论可以推诸四海而皆准呢?通过阅读大量医案,我明白了他们解决的多数只是症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病理问题。实际上,伤寒在六经传变中所产生的病理机制和慢性疾病有相似之处。比如小青龙汤便是针对寒饮伏肺引起的咳喘。一些慢性哮喘病人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具有相同的病理机制,在临床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更重要的是,慢性疾病实际上是多种病理机制导致的,解决了寒饮伏肺这个机制,只是完成了一个工序,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张仲景是很伟大的医家,他对伤寒的认识既深刻又严谨,千古以来无出其右。但是,《伤寒论》乃是外感总论。不明白它所讲的道理和针对的具体问题,而只是将其治疗方案盲目推广,用来治杂病,甚至癌症、高血压等,与其说是对张仲景的推扬,倒不如说是对他的背离。这恐怕也就是真理往前迈了一步而成为谬误。 进一步,对张仲景的误解不仅仅是如何对待治疗方案的问题,而涉及更深层次的中医思维方式(这本身又和对中医的正确认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不知道则无以知术。中医亦然。众所周知,中医源于《内经》,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内在脏腑气机的转化、阴阳盛衰和病理的变化。多年的研习使我认识到,《内经》所云实与道和禅机一样让人难以领悟,更不可能加以标准化和大众化。武侠小说中常说,最高水平的剑客心中虽无招而能胜有招,盖得道也。医道也是如此。它要求医生心中无招无式,一随着具体病情的演化而推理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治疗方案。但正如古来剑客得道者寥寥无几,这种医道之学也是很难加以模式化和形象化的,因而自始就注定不为多数人所掌握,无法成为中医主流。既然无招无式,便难以著书立说,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悟性与临床经验基础上的揣摩深思而得。 从治疗手段上讲,《内经》所述多以望诊和脉诊所得为第一手资料,问诊只是对此加以印证和完备而已。然而,获得第一手资料所需功力是多数医生难以做到的,后面的推理就更是无从说起。于是在中医界就开始产生了另一种思路:把临床的症状加以筛选和归纳,根据主要症状,运用阴阳、八纲、脏腑经络辩证而处以方药。这种方法与近代的医学思路实已极为相似。但是这一看似正确的方法其实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知道,首先,同样的症状往往是不同病因的表现,针对症状下药,而不从病因入手,极有可能误诊。其次,很多慢性病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有些症状只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因此,解决了症状不等于治好了慢性病。正是这种症状学的思维方式领导中医走上了一条衰落之路。 医道衰落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医的派别化。实际上,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分派的。中医最可宝贵的一个传统就是它的整体观,也就是从一个全局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所谓的“派”起初是医生对某一点认识的深刻化,而后进一步将此认识发扬光大,就对某种诱因产生的疾病形成了认识。但如上所述,各种派别的理论其实均只是对一时之症的认识,如果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一味地强调运用某一派别的理论解决问题,便很有可能导致整体观的丧失。同样具有怕冷的症状,其根源既可能是阴虚,亦可能是阳虚,表现将其放在整个身体的小环境甚至病人生存的大环境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孤立地根据几个症状来判断,只能导致治疗的混乱。 实际上,除了少数杰出的医家,多数中医所针对的都只是症状。中医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者,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便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意味着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当然,限于近代以前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应该说传统中医的症状学在那个时代是很先进的,相比起来,西医在解剖学形成之前对疾病的认识是无法和中医相比的。但是,随着西医的近代化,其直观的具体的诊断治疗方法便给传统的模糊医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医的革新派想把中医的症状学判断和西医的疾病诊断结合起来,如把糖尿病归为消渴。孰不知这种结合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糖尿病初期并不一定有症状,而消渴也并非都是糖尿病。 除了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医衰落也有其社会的背景。中国虽有“上医医国”的古训,但在实际生活中,医生的生活地位并不高。对于许多人来说,行医只是在科举落第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一种糊口手段。晚清时候,曾有日本医家到中国来,其本意是寻找“儒医”,却发现在中国,“儒医”已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通医道者了。大多数人只是背诵一些汤头歌诀,掌握几个药方而已,看病近乎瞎猫遭遇死耗子,全凭运气。在清代编成的《笑林广记》中,记载着大量有关庸医的笑话,绝非刻意的污蔑。 正由于过去的大多数中医多是方医,没有从医术的层面提升到医道的层面,而他们看病与其说是治病,毋宁说是猜病。不经辩证,先拿前人验方去凑,故而有灵有不灵(当然,即使是很好的医生也会有“不灵”的情况,但那常常是囿于一时的见解不到,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很多“神话”产生的原因。如,民间常有某人“服不服”某医生的药甚至是与医生有无“缘分”的说法,其实在此。 近代以来,随着西式的知识准则,尤其是思维方式传入中国,这种症状学的思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被强化了。近代以来国人爱讲“科学”,又常把科学归结为归纳和演绎二法,其中归纳法尤其受到重视。这一思想氛围有利于此前中医固有的症状学解决方式而不是真正医道的遗存。更重要的是,在西医的步步紧逼下,中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西式的思考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步骤恐怕就是模仿西式的医学院,设置中医学院。传统中医采用的是师徒授受的方式,老师通过手把手的指导,能够将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体会有时是难以言明也难以系统化的,不乏微妙之处,相当于米歇尔·普兰尼所谓的“个人知识”)传递给徒弟,而学生也可以在长期追随师傅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中医个体化的思维方式。但对于现代学术建置的中医学院,这种面对面的传授方式未免“奢侈”。为了适应规模性的教育方式和标准化的现代医疗管理体制,就必须把包括治疗手段在内的医学知识加以简单化、条文化和程式化,这无疑背弃了注重整体化和个体化相结合的中医之道。同时,诸如切脉之类的基本训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建立中医学院本是为了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但其具体影响却颇有南辕北辙的意味。 因此,在模式化和分科细密化的“现代”思维标准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绝非中医的福音。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以西医化中医,确切地说,是以西医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医。现在我们到中医院去,医生不把脉,而是和西医院一样,开一张检查单,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据此开中药处方。似乎中医即等于中药。可是,中西医最大的差异不在药物,而在于对疾病的理解方式。因此,坦率地说,今日的中西医结合完全走错了方向。当然,这绝不是说中西医不可以结合,但是,怎么结合、结合点在哪里,都值得认真地思索,其实质则是首先要弄懂两种医学本身的各自特点,包括它们的长处与短处,才可尽其所能,避其所短。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对于中医而言,就必须理解真正的医道,而不能只在医术上找着落。否则必死,不是死于古人,死于权威,便是死于“科学”,死于西医。 我的经历或者可以在此拿来做一例子。我是一九九一年从成都中医学院(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一上临床,我就几乎对中医失去了信心,因为我治不了病。岂止治不了病,课本上总结归纳出来的疾病症状,居然在现实中找不到,几乎没有哪一例完全合乎被标准化了的课本陈述。这对西医来说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但西医有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和实验学的方法来辅助医生诊断,错误自然要少很多(实际上也常有不少错误),更何况诊断手段相对单一的中医呢?这个经历对我打击很大,认为中医确实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我一个人的体会,而是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共同感受。到今天,我们班真正意义上从事中医事业的人已寥寥无几了。二○○七年成都中医学院搞校庆,我回到母校,发现返校的校友们大多失落,心中非常难过。我认为现代中医教育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它离传统医学的真正精神越来越远。然而,道之不存,术之焉附?传统中医界已经走过了一段弯路,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拨乱反正。 正如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一个深层危机在于,它必须面临西式标准的审查才能生存。因此,它或者被贬为“巫术”,流放到现代医学的疆界之外;或者努力追随西医,力图使自己“现代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文化,不是不要“现代化”——否则就只有送进博物馆中,成为人们参观凭吊甚至批判的对象——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现代化”?今天大家已经知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只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形态,而不是一种唯一的模型。因此,真正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家底,知道自己的文化财产中,什么是可以接着用的,什么是必须修理才能用的,什么是不能用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二十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不少人“整理”了国故之后,却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国故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使用的。这当然不证明“整理”的目标有问题,而是表明不少“整理”工作本身可能并未做到位。以中医而言,其症结何在,也须加以辩证地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以次充好。这就要求学者首先须立稳自己的脚跟,弄懂中医的真精神,从其原理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手段出发,庶几可以实现中医的真正现代化。 所谓中医的真正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出症状学的思考方式,回到“医道”传统,实现中医界的内部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乏“清理门户”的意味。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和西医对话,矫正今日这种以西化中式的中西医结合运动,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这不但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对西医也不无益处。实际上,所谓中医和西医不过是限于我们今日的认知水平的一种表述。在“治病救人”的意义上讲,医学只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中、西医乃至其他一些医学,如藏医、蒙医等,都是基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认识而建立的。当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时候,这些医学均可找到结合点,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对医道的认识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迫切之事。 说到医道,不少人又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中医只讲经验,没有理论;二是认为中医的理论很玄,没有科学的依据。第一个误解不难解释,只须认真通读一下《内经》,即可消除。第二个误解却不容忽视。实际上,包括不少医家在内,谈到中医理论,就要使用诸如阴阳、五行一类的概念,不但使人觉得玄奥难懂,且使惯于使用“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感到格格不入。其实,所谓阴阳、五行只是传统中医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他们对于自然认识的表述。当然,这不是说这一套术语就是丝毫不重要的,而是说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使用它们才能说清楚中医的道理,而别无表达方式。回到前边的比喻,顶尖的武林高手因为已经真正理解了武学的真谛,拈花摘叶,亦可伤人。术语就好比是武器,而医道才是核心。 在我看来,传统医学之医道的实质乃是对于自然观的把握。人是宇宙中的一物,在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中,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来理解人(不能深刻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西医的研究和发展也将陷入泥潭)。且仅就此一方面而言,古人较之今人更有优势。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方便,但也离自然更加遥远。我们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脱离自然、实际上是最终要受到大自然制约的小环境。其影响之一就是,我们对自然的感应能力大大减弱了。古人由于常与自然为友,获得了一套非常淳朴的自然观,而中医便是建立在这一套自然唯物观基础上的对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的认识。 其实,不仅是中医,各种传统医学,无不建立在一套类似的自然观基础上。即使现代西医,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这一观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更希望把我理想中的医学称之为“自然医学”。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有共同的根源,但又超越了传统中医。首先,它要求从医道的高度理解疾病,既把人体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又从人体内脏经络的整体意义上对疾病加以全方位的考察,因此,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归纳,更是根据身体的各种征象进行的综合分析;它的治疗方案也不是对前人成方的沿袭,而是建立在综合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治理”。 其次,我们今天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较之古人甚至几十年前的人们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决定了我们的内在机制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疾病,如所谓“空调病”,便是这种新环境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治疗方案一定须做调整,绝不能简单地因袭成方,必须有所“变”;但这个“变”又是有依据的,其依据便是自然的基本运行和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规律,这便是“通”。有通有变,则可大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