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医生的科普号

99.9%的人都没有资格走进这扇大门。100%走进这扇大门的人即进入生死攸关的深邃通道。这扇大门推向庄严神秘救死扶伤的圣坛......这扇大门推向必夺分秒生生不息的擂台......这扇大门推向行云流水叹为观止的神通......这扇门外情急火燎悲欢离合冷暖当下......这扇门里深水禁区深渊如临深幻莫测......上世纪80年代初，实习时第一次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手术室，非常简陋。斑驳的瓷砖，刷手的大桶，陈旧的器械......但是，那种打一场战役的紧绷感觉、那种狙击手屏息瞄准的凝神感觉、那种学生们仰望前辈名师主刀时鸦雀无声灵犀互通的感觉，迄今深深烙印在我的DNA里。迄今，所有每次每次的进手术室的感觉，依然依然在那个“第一次”的高维通道里面......2016年，360云盘下了“最后通牒”，所有手术室里“偷拍”的照片才渐渐浮出水面。那时，是2013年，肖凯医生正在上我的临床硕士研究生。他从小酷爱绘画与摄影。他是在一种无为的自觉的美学的状态下，“偷拍”了这些手术室里的珍贵瞬间。因云盘事件的机缘无意中看到下载的这些照片的时刻，居然心中忽然一阵翻江倒海，忽然一阵痛心酸楚......“偷拍者”肖凯居然笑嘻嘻地对我说：张主任，您瞧，当一名在深水区作业的医生是不是太苦逼了？我真的在百度上查到了“苦逼”这个词条：形容不满足于现状，但又无可奈何。努力奋斗者、或是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努力着的感叹。现普遍用作感叹生活艰辛、痛苦、烦恼，亦可为自谑。我深深叹了一口气，非常非常严肃地对肖凯说：进了医院，特别是进了手术室这个深水区的大门，你就别想不“苦逼”。和我们年轻时比，和我们年轻时天天跟着骨科大师们的连轴转比，你们远远还“苦逼”得不够，远远还“工匠”得不够......只有当“苦逼”，才能成大医；只有渡陈仓，才能逾天堑......下为肖凯医生的部分作品及注释：医生的苦与累只有他自己知道，你不知道他昨晚工作到几点太累了，手术中间的间隙成了难得的休息时间流再多的汗，只要手术成功都是值得的 饭菜早已凉透，手术却还没结束，吃饭时间不固定甚至没时间吃饭已是常态透视机是骨科医生的眼睛，但却会产生射线，损害健康这张图展示了大家对射线的恐惧，但凡能“跑”的，都跑到手术房间外面了透视时，穿着几十斤重防护服的医生会陪着病人一起“吃”射线原则上不能“跑”的又没有穿防护服的人会躲到防护铅屏的后面做过实验才知道，透过铅屏的射线依然可以清晰显示出手的骨骼，医护人员日复一日承受着射线的危害即使水寒冷刺骨，手术前医生也要用它清洗手臂完成自我消毒为了不污染到已经铺好的无菌单子，这位医生只能钻到下面查看病人情况夜深了，最后一台手术结束了，手术室空空荡荡注：很多网友认为，手术室里是没有细菌的，是不能带入个人物品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手术室内无菌的区域只有患者切口附近铺好的无菌单表面、手术医生护士被手术衣和手套包裹的部位、承载手术工具的器械车表面。也就是说，非手术人员及物品，只要不接触到这些区域，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手术室内是可以“偷拍”的。

张建立主任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胳膊，长长的手指，典型的骨科医生的“工匠”形象。他架了一副银边眼镜，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谁让他矢志小儿骨科专业，当了几十年的孩子叔叔孩子爷爷呢，那笑容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想当年，恢复高考那年，张建立就是因为最喜欢儿童的天真无邪透明阳光这个初心，在当时全国仅3所医科大学设立稀缺的儿科专业，他毫不犹豫上了北京唯一一所设儿科专业的北二医（现首都医科大学）。到今天他都觉得这个抉择很棒很值。张建立主任是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大骨科时多年的同事，只是分科不同。他在小儿骨科，我在矫形骨科。北京积水潭医院大骨科设创伤、手外、矫形、脊柱、小儿、肿瘤、运动医学等分支。小儿骨科医生是浓缩大骨科各专业精华的“全能选手”。学习曲线艰辛漫长。10—15年仅仅入门，须终身历练才算及格。2016年，张建立主任退休了。他退休前逐步将游刃有余的小儿创伤、下肢畸形矫正、关节镜等悉数交班。加入我们304医院关节外科团队，专攻并负责儿童“先髋”（0-14岁）。张建立主任的加入，填补了304医院既往凡儿童先髋截骨术必须外请的空白。因为，小儿先髋的术式与成人是有根本区别的。小孩儿因为骨骺没有闭合，骨质嫩，骨膜厚，不能做与成人一样的术式。这必须由像张建立主任这样具备数十年小儿骨科专业训练的医生才能胜任。如Salter骨盆截骨术、Pemberton骨盆截骨术（用于小小孩）、骨盆三联截骨术（用于8-15岁左右的大龄儿童）。这些手术难度很大，手术进程很缓慢很精细。在中国，能做这些小儿先髋截骨术的医生真是凤毛麟角。这真是我们304医院关节外科团队的福音。也更是慕名辗转前来304关节外科求医的全国各地的小儿先髋患者的福音。张建立主任出诊时间定在每周三上午。如号挂满，到骨科门诊（2楼12号诊室）找张建立主任可以加号。

我们医疗圈里有一个咒语，什么科的医生得什么病。例子多了去了。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泌尿医学事业的领军人物吴阶平，年轻时因为肾结核，切除了右侧肾脏，更激发了他对一侧肾脏切除后，留有肾代偿性增长的深入研究……去年9月，我赴贵州兴义市为今年4月的扶贫手术活动打前站，繁忙之中挤出时间为一位“先髋”女孩儿做了截骨术。兴义是个山区。医院也在山上。做完手术，从手术室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可能是坡度太大了，脚底一滑，只听“咔吧”一声，接着一种挺难忍挺钻心的疼痛，就从膝关节周围呼啦啦地冒了出来。我的后背前胸立即疼得冒出了汗。我顿时明白，真是“什么科的医生得什么病”，我的膝关节韧带“中招”了。回京后，经核磁诊断，我的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部分撕裂。因为工作忙，打着石膏的我一天都没有休息，每天仍然开车上班。都说好事成双，没成想这坏事也会成双。唉，就是这条受伤的左腿，在刚刚的9月9日又不幸受伤，这回是伤了左踝距前韧带，也伤得不轻，又打石膏了，又是一天也没休息，照样手术照样门诊。上次是因为“扶贫”，这次因为“义诊”。时隔一年，都在9月，这也太巧了吧。所有的同事都跟我开玩笑：您真给我们骨科医生“争光”啦，真是一语成籖，应了医疗圈咒语：什么科医生真得什么病呀。我是为什么又摔伤了呢？2016年9月8-11日，我与张轶超主任、张蔷医生乘飞机，从北京至库尔勒（直飞）解放军273医院。这次我们是参加“爱膝健步行——走进新疆，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慈善公益活动”。9月9日义诊，我一连看了几十个病人。这里的关节疾病发病率也挺高的，我诊断的病人几乎都是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股骨头坏死及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对优秀骨科医生的需求还是挺高的。这天傍晚，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出去溜溜，拥抱拥抱祖国新疆南疆的蓝天碧水。库尔勒最让我喜欢与迷恋的是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又名波斯菊），在黄昏落日的侧逆光中摇曳，清冽的饱含水汽的风使花朵具有梦幻般的飘逸……只听见摄影水平一流的张蔷医生医生赞叹：哎呀，这个侧逆光太美了！同时就看见他向花海单脚跪下，越跪越低，我想，他一定是想仰拍蓝天背景下格桑花的色彩斑斓……我也不由自主地越跪越低，越来越被那抹黄昏的侧逆光勾魂摄魄。只听脚下一滑，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明白过来，就栽到台阶下面去了……唉，怪就怪哪个台阶与台阶下面，没有任何保护与警示，且地面颜色一致，“伪装”性真的很强，把这个和上次受伤的细节写出来，是为了提醒更多的人不摔跤。为此，张蔷医生特别特别内疚。他非要说，是他“勾引”我摔的。因为，当时等他一回头时，他说，刚刚还存在他视线里的满视野的我，突然就不见了……我就这样栽入了花海，崴伤了左脚踝，当时那咔吧的一声，是如此清晰……解放军273医院的骨科同行得知我摔了，立即送来弹力绷带和冰袋，紧急处置。翌日，上午学术讲座，我与张轶超主任分别做了人工全髋全膝置换术的手术技术的学术报告。解放军273医院与位于库尔勒市的巴音格勒州州医院所有的骨科医生都光临了。我与巴音格勒州州医院许多骨科大夫都很熟。这个医院的领导真有远见，其80%的骨科医生都是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修的。10年前，我就被州医院特邀到库尔勒来手术过。因为我的左踝崴了，我就被大家呵护着坐着讲了课。课后讨论十分热烈，他们对我和张轶超主任让“随便”录像特别满意。还特别满意讲课内容，因为许多是教科书上没有的，又具有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案例又举得多。下午，我和张轶超主任做了4个手术，膝、髋关节置换各2个，患者都是高龄，或严重的骨关节炎或股骨头坏死（IV期，股骨头像又瘪又烂得乒乓球一样）。我只能咬牙站着手术，坚持了一个下午。好在，手术节奏十分流畅，速度比预计的要快。张蔷医生主持着手术直播现场。他拿着话筒，面对两个大屏幕（我与张轶超主任各主刀两台手术，分别在两个手术室进行），交叉详细解读手术进程及手术要点。张蔷医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毕业（硕士时导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姜春岩教授）。张蔷医生条理清晰的解读受到了现场观摩所有骨科医生的赞扬。在远离北京的祖国南疆，能够获得与给予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医院）血脉的真传，对于当地的骨科医生和我们赴疆义诊的医生，都是人生最大的幸事与福报。在此，要感谢为这次义诊提供机缘的中国慈善总会、上海科太迈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勒解放军273医院，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医院，这两个似乎毫无关联的医院，却因为祖国心脏对祖国西部的眷恋与支持，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而且，又因为我相隔1年的两次摔伤的巧合而留下了“什么科医生真得什么病”的笑谈……

这位女患者年轻时是一名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正应该挑大梁的年纪，却会感觉到髋关节隐隐作痛。但休息休息，少练点儿功就会好些。正好赶上1984年大裁军，就转业了。她嗓子也不错，考上了一个地方文工团当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艺术团唱歌跳舞。60岁以后，她双侧髋关节的疼痛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艺术团外出旅游或演出时，总是一拐一拐地落在最后。她这才想起挂我们关节外科的号。她那天起了个大早，到我们304时才早晨7:00，但我的号早已挂完了，她恳求我加号，我立即给她加了并且给她开了X光片。果然，她是双侧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这一天，加号的人特别多，我整整看了80多人，一直看到13:00。但是，也有患者最终没有加上号。因为，我们团队规定，加号必须9:30以前办理，且必须按加号顺序等候，绝对不能“加塞儿”（包括“后门儿”）。所以，看门诊绝对做不到有求必应。9:30以后要求加号的患者，为了保证就医质量与我下午及时上手术，我和我的团队就会婉言拒绝。实在有个别远道而来苦苦哀求的，我就不让他/她加号了，让他们等到最后一个，我再给他们看。我的门诊日过去是两个半天，近几年工作太忙了，只能一个半天了。这一天是周三。每到周三，我会格外更早起床。早早来到科里处理晨务及早交班。8:00我会准时出现在骨科诊室（除了出差）。此时此刻，我的号早已挂完了，门口就堵着许多要加号的患者。您说，我心里能不急吗？每到星期三，从早晨一起床，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警示自己：千万别发火儿！我自知自己是个急脾气，我还不停地深呼吸一口气，制止住从心底冒上来的想发火的感觉……可以说，每一个让我加号的病人，都会让我内心深处“纠结”一下，急一下，我不停地看着写着查着，还要不停地处理好加号这个不断的突如其来“干扰”……在中国，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患者真是层出不穷，我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呼吁了N次了，可是，患者怎么一点儿也不见少啊……为了让每一位关节疾患特别是“先髋”患者在每一次看病时得到最大的利益，我们发明了“团队式门诊”的模式。我们“团队式门诊”一共是4个人（很快要变成5个人，在此篇微信最后我们将隆重推出此人）：我在“团队式门诊”的位置即是主教练又是主攻手。我负责髋膝关节疾病的诊断与术后患者的复查，我们的病人主要就是这两大类：新来看病的患者和术后复查的患者。罗殿中主任也负责这两类病人。罗殿中主任是和我同台做截骨术最多的医生，他早已具备独立完成截骨术的中国最优秀的医生的水平。他现在名气也很大了，也有不少患者慕其名而来，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与手术积淀，即使我不在，他也绝对能代表我们团队的学术水平（所以，我每次出差都很放心）。还因为，罗殿中主任和我一天出门诊，加快了我的门诊速度（一些适合他看的，我马上转给他），分担了我的门诊压力。疑难之症的患者也能得到一个“双保险”的会诊诊断。我们团队还有一位穿针引线不可缺少的小大夫，即我的硕士研究生肖凯（他以自己的勤奋与韧性，看似容易却不容易地一毕业就加入了我们团队）。他主要负责因“先髋”行截骨术术后患者一对一的功能锻炼指导。这项工作非常艰苦，需要极大的耐心与同情心，还要和不同年龄不同心理背景的患者进行“PK”，为此，肖凯专门写过多篇微信，受到患者的首肯。虽然他是个入职才1年的新人，但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他被我们团队重点培养为与国际接轨的康复理念与训练方法的接班人，为此，多次让他脱产去参加国内“拔尖儿”的学习班。肖凯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不论我们团队任何一个人决定这位门诊患者需要住院手术，立刻就到肖凯那里去约床位。这种“流水作业”的方法特别受患者欢迎。我们团队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特邀了康复科的秦江医生一起出门诊。他已有8年的康复临床经验了（我也专门送他去国内拔尖儿的康复学习班训练过）。他瞧病与指导跟肖凯相比，他的主攻方向是纯康复，肖凯偏重临床即术后康复。他对门诊中已甄别出来的暂时还不需要手术的患者进行康复专业的训练肌肉训练骨骼的指导并为其制定长期训练计划。此微信开头提到的那位女患者，我们团队有的觉得她暂时不用手术，有的建议她手术（因为她喜欢旅游，这样术后可以提高她的生存质量）。我们4个人集体会诊后，决定暂不手术，让她加上了微信，对她进行公众号科普教育与一对一康复训练指导。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老同事、中国小儿骨科专家张建立教授（他刚刚退休）马上就要加入我们304关节外科的团队了，到时候我们看门诊的团队可就是5个人啦……

最近有两篇微信很火很火，不仅医务人员在传，患者也在传：一篇叫：“医生朋友”不是“实时客服”。另一篇叫：对不起，我的医生朋友都很贵。......前不久的一天，凌晨4:30，手机突然一阵又一阵地“吼叫”起来。我是24小时开机，夜间从来不静音且音量放在最大。你懂的，就是怕病房患者有事儿……迅速拿起手机，静静的夜，天还没亮，能听见自己急剧的心跳，这天做了几个大手术，该不是哪位术后病情突变……一位胶东口音的大嗓门从手机中呼啸而来，张主任，俺们到北京了，刚下火车，哎呀，这北京忒大了，哎呀，我们怎么找您啊？我的床位安排好了吗？能不能快点儿给俺孩儿做手术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就会有我的手机号码，当我转眼看见墙上的钟，顿时升起一团心火，真想脱口而出，您知道现在是几点吗！但是，我只能选择憋着压着，转而轻声细语地询问，才知这是一位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他把我当成了他们全家的救星与“靠山”了，他不给我打电话给谁打呢？还有一次，我每天都是差不多12点才睡觉，刚刚睡着，手机就把我“吼醒”。一位朋友的朋友的亲戚，辗转获得我的电话，他们在高速路上刚刚出了车祸，好几个人都伤得不轻，我真想对他说，我不是创伤专业的骨科医生，你直接打急救电话或直接到最近医院的创伤急诊……但是，我依然压住心中的“火儿”，给我一位创伤骨科的同行联系，想方设法让他们这几位伤员连夜做上了手术。这一夜，一直在打手机，几乎没睡……还有一位25岁的男性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髋臼周围截骨术非常成功。但是，术后51天他就异想天开地自作主张照了CT，将CT片发给我并且很“自信”地问我：“您看我的骨头长得好不好？您看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负重锻炼了？”这下我真是火冒三丈了，此时，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我马上“愤怒”地回复：“才51天就希望骨头长好，这是不是异想天开？最早得3个月才能有部分骨性愈合。你这么早就自己做主做CT检查，你难道不知道CT的X线伤害有多强。你手术前刚做了CT，51天又接受第二次放射线，你真是不要命了。原先就告诉过你，复查时拍普通X线片就行。按我们规定，一般术后1年根据病情才需做CT……”还有一位患者也是“先髋”，也是术后“大主意自己拿”。他加上了我的微信，术后没多久，特别自豪地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此时，我正在休假，但我也不敢丝毫怠慢，看后没把我给气晕过去。他自创了一种“蹦蹦操”，单腿在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气得马上用严肃的口气回复：“立刻终止蹦蹦！”这真是拿我们手术的心血开玩笑，这种蹦蹦会对截骨术后打了4根钢钉的髋部造成局部受力突然增大，如果骨痂没有形成或正在生长，这种蹦蹦无疑是一剂“毒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医生是人不是神。但是，患者都把我们（特别是我们截骨术团队做到亚洲前列之后）当成神。我一直没有拒绝过任何求助我和我们团队的人，也几乎没有拒绝过在规定加号时间内要求加号的患者。这些患者绝大部分与我之前素不相识。许多许多患者都是辗转而来慕名而来。我和患者有着一种很纯很纯的“纯念”关系。虽然连我们团队的老医生年轻医生都对我很心疼，很“怜悯”，但我依然我行我素，虽然我知道会有人觉得张洪教授太好求了，但是，我忍着气场搅乱生物钟干扰，忍着将每一次的“火”压下去，就是一想到我是一个靠着患者口口相传，也就是靠“口碑”才能成为一名从事自己最喜欢最热爱的关节外科专业的医生，我的“火儿”就出溜一下不见了......但是，我有最最难受的时刻，那是我和我的团队千辛万苦掏心掏肺对待的患者，反过来遭遇其挑刺或者“暗算”（虽然是极少数极个别，但是，但只要遭遇一次，就会终身伤害）,甚至有时会出现恶心要吐的胃肠道反应，这种反应会持续很久……因此，当我看到“医生朋友”不是“实时客服”、对不起，我的医生朋友都很贵这两篇微信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真是缄默无言，这不，我也转了……

先说3个有惊怵感的故事：我考的是骨科临床研究生，从研1下半年就粘在304医院关节外科了。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也1年多了。我最难受最困惑甚至动了不想再当医生的念头的原因，就是患者越来越不听医生的话了。我都不敢再写我的痛苦经历了，因为，我太害怕患者像福尔摩斯探案般对号入座的能力了。这个故事发生在兄弟三甲医院的普外科。这位40多岁的男患者主意忒大发了。20多岁时因为呼吸道感染累及二尖瓣，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继而二尖瓣狭窄，做了一个必须做的换成机械瓣膜的心脏手术。术后必须严格按医嘱长期吃抗凝药。险情在术后1周就悄然而至。他居然自作主张停了生死攸关的抗凝药。他固执地想：瓣膜都换了，还要终身吃药，这医生还不是想坑我，做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赚钱营生呗。最令人发指的是，他隐瞒了不吃抗凝药的“自作自受”，继续“作”，他就是不回医院复查。心想，医生你想“接见”我，没门儿。他的结果很惨，血栓了，脑梗了，半边身子都瘫痪了。医生又把他救过来了。他好了伤疤忘了疼。出院后还是大主意自己拿，还是不吃抗凝药。第三次发病的血栓栓到了肠系膜动脉上，手术刀切开腹部一看，哎呀，肠子都坏死了。术后成了“短肠综合征”，小肠只剩20厘米了。我们正常人的小肠可是300-500厘米啊……第二个故事是我们手术医生最担惊受怕的，就是术前术后关系生命关头的围手术期，患者就是不听话啊。这是一个患者决定要做剖宫产后的“不听话”：“手术前8-12小时禁食，4小时禁水”是手术医生与麻醉师经常千叮咛万嘱咐的。这位产妇居然在术前吃了一个牛油果，因为腻得慌，还喝了整整一杯水。但是，孩子马上要出来了。在打开腹腔时，产妇出现严重反胃甚至干呕。这时，她才承认术前吃了喝了这些东西。妇产科主任赶紧飞快手术，恨不得马上关腹。但是，产妇还是忍不住吐了，满手术室都是牛油果味儿，哎呀，太危险了。第三个故事：幸亏有摄像头“探”着呢。这是一个慢阻肺的老人。医嘱：低流量吸氧。这个家属自作聪明，总是调大氧气流量。心想，多来点氧气，还不是付一样的费。不论小医生大医生查房，还有新护士老护士交班，都会去老人床前拧慢流量。每次都千叮咛万嘱咐并理清要害，可是，就是不听啊。医务人员一转身，照样拧快流量不误。真是太痛心了，老人已经纤维化的肺经不起这样“虎狼”般的氧量，很快牺牲于氧中毒。家属立即开闹。但是，她以为她“蝴蝶梦”似的幽灵行为没人知道。但是，她恰恰没有防范忠诚地坚守在走廊里的摄像头。氧中毒的老人的病床恰恰对准着走廊里的摄像头。忠诚记录了医务人员前脚走她后脚拧快的行为。她的另一个直系亲属看了录像，已控告她“谋杀”。这个“不听话”后果严重，已上升到刑事案件。最近，有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如果再有选择，会不会当医生。我脱口而出，坚决不会。很多原因就来自于患者越来越不“不听话”，还有大环境，越来越来越恶化的医患关系。现在工作越来越忙，慕名而来的患者比我刚来时多了好多，但是奖金却越来越少，甚至不发了，待遇越来越低了。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逾八成医生不愿意让子女学医。中国大陆不愿意让子女从医的医师，从2002年的53.96%，上升为2011年的78.1%。估计现在会更高。今年，中国大陆各地36名高考状元竟无一人选择学医。而去年，还有一位江苏理科状元（女）“爆冷”学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白剑锋2016年7月4日在人民网上撰文：60万医学生，10万人穿上白大褂，明天谁来当医生？说实话，看到这个标题，我挺沮丧挺心寒的。但是，我思前想后终于战胜了自己内心的纠结、恐惧、无奈与彷徨。我知道，我在高考志愿书上填下学医的志愿之时，我不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仍然会是一名医生，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不，5年本科3年硕士，8年光阴都砸在上面了。我敢说，每一名学医的孩子都是在苦海里熬出来的。作为一个小医生，我诚实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学医的一个班的48个学生（男：17人；女：31人），目前90%以上都坚守在医疗一线。大家都还在当医生或念博士生呢。我的家乡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河北沧州市靠海边的海兴县。过去，这里很穷，水不好，2/3的人都因为水中含氟量高得了氟斑牙。我上的是这个县城唯一的高中。我应该算是个学习尖子了。高考时考了580分。但是，我们河北的孩子苦啊，分数线太高了。这个分儿，在北京足以上一个好一本了。但是，当年我这么高的分居然在我们河北差7分才能上一本线。我的母校是河北承德医学院（二本）。虽然学医很辛苦，但是，我买了避暑山庄学生年票，才32块钱，每当学习学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就会跑到避暑山庄去溜一圈，顿时心旷神怡，接着了中华远古智慧与皇家园林的地气。加上了精神之油，学习愈发刻苦努力。那时，经常每晚只睡几个小时。准备考研那段时间，是我们最苦最熬的时侯，边实习边考研。实习医院宿舍条件极差，狭窄的宿舍上下床挤了7个人，走廊的水房是男女共用的，一根绳子上永远挂着晾不干的衣服。宿舍不给电，是自己偷偷接的。我的床边就是厕所，渗出来的臭水满墙都是，墙皮都脱落了。实习时漏水的墙壁与狭小的宿舍但是，这一切都顾不上去申诉，个体简直到了拼命的状态，每个人都学习学“浑”掉了，常常是通宵未眠，喝的咖啡喝的浓茶海了去了（也有照片为证）。那时，全班每一个人都掉头发掉疯了。我每次洗头，盆里都有数不清的头发，有的同学居然快掉成秃子了，我专门给这位“准秃子”照相留念。为了节约出去吃饭的时间，每个人的桌上床上堆满了饼干和方便面，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它们的味道。那段时间，我拍了许多照片与录像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整个大学期间我拍了1万多张照片），现在看起来，真是非常非常心酸……我觉得，我们这些二本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中国医生行列的主要生力军，因为在相对偏远相对宁静的环境待着，对滋养心灵的纯念也特别有利。我就是靠这份纯念考上了天津医科大学骨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又非常幸运地师从导师张洪教授，这是我们整个骨科专业唯一的一名北京导师，我也成了唯一分到北京的孩子。特别荣幸我从进医学院第一天起，就立志当一名骨科医生。2015年COA骨科年会时，导师张洪教授（中）、博士师兄（左）和我（右）的合影我的父亲一直从事机械自动化，我继承了他动手能力特别强的特点。从小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工人，成天穿着浸满机油的工作服，脏兮兮地回家，我妈特别爱干净，总是嫌他邋遢。我妈虽然没有高学历，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从小就训练我做事有始有终。她转了很多行，吃了很多苦，但从来不叫苦，她坚韧的吃苦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后来，我才知道我爸也是个老大学生，当年以高分考上了河北工业大学。我爸当年就想学医，阴差阳错没有学成，我这唯一的儿子就成了他学医的念想。因为，我们这个大家族还没有一个学医的。我报考志愿时，正好赶上我奶奶查出了结肠癌，这个惊天的噩耗让我们全家从此没了笑声。加上我爷爷在我父亲8岁时就患急病去世，我暗暗下了决心去学医去救人。我奶奶在我大一时因癌症转移去世。每当我夜读瞌睡时，想到爷爷奶奶的早逝和父母的企盼，就像打了强心针。我从小喜欢艺术，喜欢摄影，喜欢绘画，喜欢音乐，喜欢Photoshop制作，这些都为我走向一名优秀的骨科医生之路牵针引线铺路搭桥。正好，我的导师张洪教授也很喜欢艺术。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和我的导师很默契很由衷，总是“此言尽在不言中”，在手术台上互相配合的默契感最明显。特别感恩的是，我的导师张洪教授搭建了鹊桥，她将手术室一位优秀的年轻护士介绍给我，成就了我们俩的姻缘。她是来自东海边连云港的一位江苏姑娘。我和夫人的婚纱照我们没有房（为了日夜兼程的繁忙工作，我们花几千块钱在304医院附近租了个一居室）。我们没有车（每天骑自行车带着她）。我们没有豪华的一切。但是，我们很happy！我们感到，我们是新中国最幸运的一代。我们常常会在手术室交汇。在严严实实的手术帽和大大的口罩包裹中，我们的眼神会在瞬间蹦出光芒……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为我们学医学护骄傲……我们相信，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肖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医师

多年前，我认识一个记者，挺投脾气的。后来，她下海了，依然没有放弃执笔，兼着自由撰稿人呐。多年不联系了，居然在首都机场相遇。她说，正在写一个剧本，名字也起好了，叫做《红包》……她的语速依然很快，目光依然犀利。突然，她单刀直入，问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的囧题：“你还记得你拿的第一个红包吗？”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估计脸也刹那间红了……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居然有一种苍凉的要流泪的感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慢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是先生昨天给我买的，让我在飞机上看。这本书的作者叫爱玛胡，书名叫《病人看病 医生看人》。我对她讲了书中的3个故事：有一位叫“袁大夫”的，早晨刚刚把女儿送上校车，就去医院上班。惨烈的车祸偏偏发生了。第一个送来的伤员竟是他的女儿。他拼命地给孩子做胸外心脏按压，一边做一边拼命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但是，他看见心电图仪上什么反应都没有……袁大夫连想大哭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来不及去找一块干净的床单把浑身是血的女儿的遗体盖上。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克服了几乎要瘫软要休克要呕吐的肢体反应。他冲在了最前面，一位又一位地抢救着，清创着，下医嘱着……还有一位叫“彭师傅”的，上世纪70年代，15岁初中毕业的她，顶职提前退休的父亲，进妇产科当了助产士（那时，还允许在临床从学徒干起承担助产士工作）。她的业务非常棒，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助产士，被誉为“彭师傅”。当年，15岁的她只有40公斤，走路都直打飘，突然面对鲜血与赤裸交织的产妇，心理生理重压连连，被带她的“师傅”嫌弃太瘦太没力气，喊她吃胖。她硬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重到了50公斤。从此，力气大了，业务也越发长进了。但是，体重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不到了55岁，40年工龄的她光荣退休时，已经是100公斤了，还得了挺厉害的高血压……第3位叫“老实医生”。他老实了一辈子，却栽在“媒体曝光”上。一位患者肌腱在意外事故中被切断了。业务精湛娴熟的他一层又一层细致耐心地缝合了好几层，结果患者一看手术收费要1800元，就急了，耍赖了，非要他拆几针，并说少几针就会少点儿钱。“老实医生”坚决不干，患者就威胁说，你不拆我自己来，接着就上去抢刀子抢剪子。这个“老实医生”实在是太老实了，他怕患者真的自己拆，拆坏了那还得了。他就把最表皮的几针象征性地拆了（因为他技术高，解剖纯熟，缝合细致，又是一层一层地缝，所以这几针是表皮，又是隔一针象征性地拆一针，所以他心里挺有底的，这对肌腱康复无大碍）。何曾想到，患者不仅没交费，而且跑了，跑到另一所医院去缝拆下的表皮的那几针。那所医院给这几针开的价是800元。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演绎成“医生已经把病人伤口缝合了，却因为患者没带够钱，硬把缝好的线都拆了”……这位自由撰稿人听完这3个故事，顿时沉默了。接着我说，原《协和出版社》社长袁钟教授最近说：“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衣服脱光了让你检查，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因为爱才有了医疗和医院，如果把这个精神泯灭了就不再叫医疗，那叫交易，它不可能有尊严”。接着，我对她说了我的第一个红包的故事：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个主治医。一位做关节手术的家属在术后老是尾随着我，特别是旁边没人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欲言而止的感觉。他终于在楼梯拐角处拦下了我。原来，他为了这次手术能够做得好，给了我一个挺丰厚的红包。但是，我好像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的感觉，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红包可能被“劫持”了。这件事儿后来闹得很大。当事人因为这个该死的红包丢了公职，被开除了。让我直到今天心里还堵得慌惦得慌。那时，要求真严啊，怎么就不能退了红包批评教育呢。当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越闹越大，变成了一个“典型”。这位同样穿着白大褂的本应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一往直前的“同志”，却折在了这个阴沟里翻船的红包上。他没有当好患者要他当的“二传手”，却直接“扣球”，把红包“扣”进了自己的荷包……我真正拿到手的第一个红包也是记忆犹新：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靠高考拼上去的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那时我所在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我是2009年被特招入伍到304医院任关节外科主任的）的老院长孟继懋教授和号称“八大金刚”的各位骨科主任对我们的传帮带特别精益求精，我们也成长得很扎实很争气，业务技术也很拿得起来。那时，我还很年轻。“红包”这个概念是从广东沿海地区传过来的，我的第一个红包的患者来自广东南海边上的一个小县城。我靠自己精诚的态度与技术拿到了平生第一个“红包”。记得手术前，患者家属就给我塞红包，我哪敢要啊，手术后又给我塞，我又哪敢要啊。后来患者看我实在不敢拿红包，就给我买了一个当时还非常稀罕的数码相机，说是给我在手术室照片子攒资料搞科研用。这个相机的充电电池还是4个5号电池那种，我一直留着这个数码相机。的的确确，它在我初始的科研与教学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最早的数码资料就是靠它记录下来的……我又对这位自由撰稿人声明：说实话，我特别不愿意不喜欢患者送我红包。我希望真正诚心实意感恩我和我的团队的这些红包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转化为“公益基金”，去雪中送炭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我由衷希望科里有一棵记录捐赠人姓名和资金数额的树或墙，纪念激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公益洪流……我衷心盼望中国医改能早日与国际接轨，使每一位有底气的优秀的医生能够光明正大地走上自由执业的职业舞台。我衷心希望，中国所有有志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生，能够真正得到属于自己劳动价值的阳光收入。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2016年6月中旬，外省有一个重要的髋部手术邀我去做并顺便讲座。但是，恰逢北京冰雹加暴雨，飞机改签数次，好不容易成行，时间却非常紧迫。为了赶回北京开一个重要会议，我只能选择从我们304医院开车到首都机场，将车存在机场车库。回程飞机一落地，我赶紧取车，驾车直奔会场。这个重要会议的主持人年轻时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后来做管理了。看上去特别实诚的他见面握手后寒暄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张洪教授，您这是上哪儿‘飞刀’了？”我知道他幽默的“飞刀”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打着“飞的”去手术；二是指手术者具备“飞刀”的气场与本领。说起“飞刀”，我脑海里常常会想起我特别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飞刀华》。我还记得，男主角是李纬演的，女主角是王蓓演的。那时他们真年轻。话说解放前，一个游走江南的“飞刀”高手，带着他的杂技班子流浪卖艺为生。他们来到了大上海，他们的“飞刀”绝技惊叹十里洋场：在一个木头的门板上，一位徒弟呈十字架的姿势背靠门板，男主人公一刀一刀飞过去，准确地飞在他的胳膊周围，最后一刀必须精准地飞到徒弟的头顶上方。一个流氓头子看上了男主人公的心爱的女人，起了毒毒的坏心眼，在男主人公飞最后一刀的时候，让一个小流氓用弹弓夹着石子儿射他的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座位后面一位革命青年发现了猫腻儿，将一个茶壶扣在了小流氓的头上。《飞刀华》最揪心的一瞬发生了，飞出的那一刀，准准楔入了徒弟的头皮的上方。岁月奔流，时过境迁。“飞刀”这个词儿居然也按在了我们手术医生的头上。一种感慨万千的悲凉感沧桑感涌上心头……手术医生为什么会“飞刀”？有一位特别优秀的骨科医生，对事业对病人很忠诚很“白求恩”。手术技术一流，很年轻时就脱颖而出，圈儿内人都挺佩服他的。他因为不满体制内学术领域里的某些专制与霸道，也不喜欢体制内医生自由度伸展与纵深的局限，在盛年时选择了提前退休。从此，他居然告别了“飞的”，开起了自驾“飞刀”模式。他的后备箱里永远装着满满的手术器械与手术材料。心灵放飞了，桎梏没有了，手术越做越好，居然邀请他“飞刀”的医院与患者越来越多。在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他自驾着车，按着事先联络好的排班，挨个儿到各个医院为各个患者手术。有时，他会在深夜出现在某所医院，加班等待他的麻醉师和助手们立即进入工作状态配合他的手术。他的手术很利索很“效果”，据说，等待手术排队的患者已经一长串儿了。还有一位优秀的外科主任，大约是十几年前，他的儿子谈了一个挺中意的女朋友，女方要求没有婚房就免谈结婚。德艺双馨的他就开启了每个双休日的“飞刀”模式。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都在“飞刀”。到后来，飞机上同一航线的空姐儿都认识了他。等到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全部挣到手后，他立即终止了“飞刀”。他说：太累了，有时累得直想吐。一想到周末再也不用“奔袭”机场了，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大概是前些年的时候，我这个“飞刀”飞得不算勤快的医者，每次在首都机场都会碰到一位又一位的熟面孔。估计当时在全国各地的飞机上，到了周末，起码有几十位甚至近百位优秀的医生在“飞刀”。不仅仅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一些优秀的高年资的主治医师也加入了“飞刀”行列。北京、上海高手云集，是“飞刀”医生的大户。飞刀给我最好的感觉是自我价值与经济收入的双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医生都是真正的自由执业者。如英国医生每周会有1-2天在公立医院，但挣钱很少，这是为国家医保为公众服务，尽一位医生的社会义务。其余时间他会自由执业于2-3个不同的私立医院，挣很多的钱，手术排得很满很多。我理解“飞刀”的终极意义在于对优秀手术医生的自我实现层面的肯定。一个优秀医生的影响力与“气场”通过“飞刀”得到了弘扬与传播。每一位“飞刀”者飞赴目的地都是有备而来的。几乎都是前来进修的优秀的、有追求的当地医生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地牵线搭桥的。这些优秀的进修医生会把所有手术细节，包括手术安全及机票住宿报酬等安排得妥妥帖帖，使“飞刀”既正规又靠谱。当地医院的领导都特别支持这种“传帮带”，有条件的会安排手术视频直播，还会进行手术教学。翌日，会安排范围更广泛（附近的几个医院都会来）的学术报告及答疑。关键是这些优秀的进修医生既是手术助手，又是患者的主管医生，对手术患者全程负责，包括康复训练。“飞刀”最终的受益者是患者。患者不用舟车劳顿、东跑西颠；也不用担惊受怕、求天求地。所有的亲属都不需要陪着来来往往，更不需要在异地花住宾馆的钱，家里送吃送喝也很方便。算起来在当地手术费用要便宜很多，还能够解决异地医保不能报销的问题。因此，“有求必有应”是中国“飞刀”现象形成的价值土壤。当然，“飞刀”者也有“罢刀”的时候，我就罢过一次。几年前，在南方某医院，一位髋臼周围截骨术的患者片子所呈现的不是事先进修大夫给我描述的髋臼发育不良（也就是髋关节半脱位），而是髋关节全脱位，这需要做Colonna手术。而我们关节外科由我领衔制定了一个原则。因为Colonna手术比截骨术更难更险更精且术后康复及护理难度极高，因此，决不允许将这个Colonna手术“飞刀”。再之，我边体诊检查这位病人边与他聊天，该患者期望值也太高了，满心希望手术后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虽然我来回要坐5个多小时的飞机，下了飞机还要2个多小时车程。我慎重考虑后，决定“罢刀”。当然，“飞刀”也是很有代价的：有可能触犯体制内的“纪律”，有可能透支自己的健康，有可能遭遇深不可测的手术风险。毕竟是离开了自己单位这个“家”，离开了轻车熟路的手术室，离开了本应属于周末的欢愉与亲情……在“飞刀”飞出的风采与自信之中，或许也深深印刻着一位优秀手术医生追求真正幸福感、价值感及归属感的一丝苦涩与无奈……

2015年10月至11月，我获得施乐辉公司支持的中加医生交流项目机会，来到加拿大西安大略省伦敦市进修。这里属于大多伦多地区。整个加拿大全国人口仅3000万人，大多伦多地区就集中了1200万人。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居住着70多个民族，应用着100多种语言。整个社会包容性很强，没有排外感。这个西安大略省的“伦敦”名不虚传，与英国的伦敦几乎“孪生”。有牛津街、滑铁卢街，甚至还有泰晤士河。朋友们看到我朋友圈传出的照片，都以为我去英国伦敦了。18世纪英国移民来到此地，因思念故乡，复制出了一个“伦敦”，是西安大略省的首府。我进修的医院是西安大略大学附属医院（在全加排名前10），又称“伦敦医疗中心”。整个医院坐落在西安大略大学的校园中心，周围包绕着许多古朴的中世纪风格建筑，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超过70%的森林覆盖加上这些古建筑让我在校园徜徉时有一种置身中古的感觉。西安大略大学一角加拿大属于北美地区，与美国培训医生的体制相同。前4年大学本科学习理科或工科（有选择生物学专业），再学医学基础预科3年。之后的5年进入临床实习与大轮转。因此，北美临床培训模式事实上比我们的临床更严谨更激进，只要进入后五年临床阶段，就同时获得了“动手”的机会。上级医生会给予许多手术助手的机会，如果个人能力出色，还可以得到主刀机会。这个5年叫做Resident（住院医生）。5年中的头3年基本是在本科室专业的大科轮转。如大外科的胸科、骨科、泌尿外科等。后2年轮转自己敲定的专科，如要当骨科医生了，就轮转脊柱、创伤、关节外科等。我进修的关节外科有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Fellowship（进修医生）。进修时间为1年。这是医学生向医生过度的重要时间节点。在这一年中要锻炼出能够独立出门诊、独立做手术、独立发表文章并独立教学的能力。我们中国去当Fellowship的几乎都是副主任医师这个级别的。我本来这一个月还不是正式的Fellowship，是一名Observer（短期进修生）。但有一位来自上海的Fellow家里出了急事临时回国，我就在最后一个星期被我的导师给“提溜”到了正式Fellowship的位置。门诊、手术机会多多了。他们的手术结构与节奏让我真是开了眼界。首先，他们几乎没有全麻，几乎都是腰麻，这个真是让我佩服至极。因此，患者麻醉苏醒时间会短很多。而且，他们设置了麻醉恢复室，术后在手术室没有片刻耽误就推走了。在上一位病人手术一半时，主刀医生就会发生指令：请给下一位患者打腰麻。他们的手术流程与所有细节科学流畅，没有半点磕绊与纠结。更令我羡慕的是，加国医生竟然不用写病历。在医院的许多地方的墙壁上都挂着电话录答机。医生术后随时可摘下电话口述手术患者的姓名、性别、手术名称、病历号及手术过程与病情变化。此相关音频信息会当即传到第三世界某国（如印度），由知会英语的同行进行文字整理并迅速转成电子文件传回。因为整理的质量很高，几乎没有错误，所以手术医生再次审查时，基本不会改动。可以口述的医疗文本涵盖了手术记录，大病历，住院病程，门诊病程等绝大多数文字工作，十分高效。 医院的电话录答机想想我们不仅手术流程及麻醉方式都没有进入最先进最科学的快速通道，而且天天趴在电脑前写病历的时间真是太长太长了。有时做了一天手术，还得继续和病历“作斗争”，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享受这口述病历呢？！病人的住院时间很短，术前一天住院，术后当天4-6小时患者下地并开始功能锻炼，翌日或再一日就出院了。同时，快速康复理念贯穿在每一个经手的医疗团队成员身上，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麻师等等，齐心协力促患者康复促出院。正如这所医院中每个细节都渗透着的“Teamwork”理念，这种团队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每家医院、每个人学习的。我的导师RichardMcCalden是位很有个性的骨科医生，首先性格直爽而且雷厉风行，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对他充满了尊敬，他每天一早提着自己的IPod接口音箱进入手术室，插好IPod再做术前准备，切皮前会转头对台下护士说：“Cuemusic please.”从此手术进入他的节奏，真是行云流水无懈可击，他说“音乐让人心情舒缓，排除干扰，反而更容易集中精神”。他喜欢的音乐有爵士乐和灵魂乐，有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反复播放，是美国黑人灵魂乐手Stevie Wonder的《Super stiticus》，我正巧对这首歌也很熟悉，就和他攀谈起来，由于我的口语十分流畅，又和我的导师在音乐方面有共同语言，加上我的勤奋努力，他对我的信任就上升了，所以我这一个月得到了许多我预想不到的手术机会。 我的导师RichardMcCalden最令我欣佩与惊讶的是，这里的关节外科有不到50张床，带组医生有7人（实际只有6个人，有1人生病休养中），每年的关节手术量却能达到3000余例，而且其中很可观的一部分是翻修病例（北美人工关节登记系统随访十分严格，已运行很久，很多加国医生是在翻修自己多年前的初次置换关节）。这个数字，让我汗颜，更让我们奋起直追。其实，我们中国骨科优秀医生的手术理念与手术技术水平和加美同行并无明显差距，但我们的医院管理，运营的缜密，手术结构节奏的默契，我们术前术后康复推进的速度，真的要奋起直追。张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院关节外科医师

2016年5月28日，本应赴京郊密云出席中华医学会北京骨科学会关节组的年会。连我自己都没有预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竟然让我“逃会”。我和先生一起打着“飞的”飞到了成都，拜见一位在这个地球上真正称得上是“骨科大师”的82岁的老人——Schatzker（沙兹卡）教授。 我和Schatzker教授我和他相识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我刚刚30岁。他是我的启蒙“Mentor（指导老师）”。那时，在加拿大的手术台上，我发誓，我的手术刀要像他一样行云流水荡气回肠。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小10年前了。那还是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工作时，我们邀他来国际饭店开学术会议。上周四，突然接到积水潭黄野主任的电话：Schatzker教授来了。我就仿佛听到了Schatzker教授富有磁性的温暖的男中音。一种马上想见到恩师的砰然心动油然而生。那是1989年，我赴加拿大多伦多Sunny Brook医院进修，我的大导师是Tile（泰尔），他也是一位国际顶尖级的骨科大师。 左为Tile教授，中为Schatzker教授，他们的事迹刊登在中国的报纸上那时，Schatzker教授是该院的骨科主任。他平时不苟言笑，长着一副充满智慧的“明星”脸庞，有时候他脾气挺大，我亲眼看见过他在手术室里，因为助手出错儿，他一脚就把一个凳子踹翻了。到了迎新年的骨科联欢会上，小大夫们会把他的“坏脾气”事件用话剧再现，把一年的“气”都发出来。那时候，Schatzker教授笑得像一个孩子。那时，Schatzker教授做的截骨术（股骨内外翻截骨术）太难了，太漂亮了，把我给震得一愣一愣的。只要他手术，我就千方百计抢着给他拉钩，然后目不转睛地把他手术的每一个步骤都“吃”到心里去。印象最深刻的是，Schatzker教授思维缜密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术前会对每一位患者进行个性手术设计，他会用透明的硫酸纸蒙在X光片上，用铅笔画出一步又一步的手术设计。他手术的时候，会把这些设计图纸挂在手术室的阅片灯上，与X光片同时阅览。一步一步地非常严谨非常细致。那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少有的特别认真的人。他也很傲慢，不太爱搭理我。后来我发现，只要他一进入专属于他的手术气场与通道，他就凡人不理。他对手术的神圣感庄严感浓烈至极，手术的当下，他就是一尊雕像。当我完成加拿大1年半的进修时，Schatzker教授已经被我的好学上进感动了，我们除了导师与学生的深情厚谊，我们还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当我在本世纪初也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成长为一名骨科专家时，只要一有机缘合适的骨科会议，我就会邀请他来中国讲座。那时，他就在国际上领衔建立了人工关节登记系统。那时，在他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还相当笨重的计算机，第一次知道了对每位术后患者必须终身随访，终身“保修”。在Schatzker教授感召引领下，我于2001年倡议并率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工关节登记中心，特请Schatzker教授剪彩。 Schatzker教授与我在北京国际饭店共同主持学术会议Schatzker教授（中）来中国示教手术，左为我这次，Schatzker教授夫妇特别感动我和先生从北京打着“飞的”来成都相会。在吃饭的时候，Schatzker教授的夫人对我说了一个我之所以要写这篇微信的一个特别感人的细节。他夫人说，Schatzker教授今年82岁了，仍然在Sunny Brook医院每周出两天门诊。许多病人慕名而来。他夫人说，病人都夸他真是太神奇了，真是个古董级的名医。因为，Schatzker教授从来不会先看患者的片子。他夫人说，在加拿大要做个核磁是很难很难的事，往往要排队排到1-2年才能做上。当患者拿着宝贵的核磁片给Schatzker教授看的时候，他总是把核磁片子往那儿一放，总是先开始检查病人，也就是先问病史，先查步态，先查体征，那种凝神的傲慢的表情顿时浮现在他的脸上。之后，他会拿出一张纸，用笔用语言一步一步“解剖”患者的病情，然后将患者需要做什么手术的逻辑与定位阐述得淋漓尽致。然后才会让助手将核磁片与报告呈现。他夫人说，真是太神奇了，Schatzker教授说的话的与核磁检查结果丝毫不差。他夫人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Schatzker教授说，当然肯定不能先看片子，不然你的思维与判断就会定势，就会被片子误导了。回想我1982年开始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实习轮转大骨科时，我们的首任院长、我的导师——中国骨科创始人孟继懋教授总是反复教导我们：一位优秀的骨科医生不仅仅是在他为多少患者做了多少手术，而是他有没有尽心尽责让患者尽量不做手术或少做手术就能恢复健康。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时，我们老一辈的骨科专家的“传家宝”之一，就是骨科医生们往往都不会先看片子，而是先请患者走路，观察步态，再请患者上诊断床，根据患者脊柱、髋部、膝部等不同部位的特定姿势的体诊及神经和肌肉的反射判断患者可能发病的原因和诊断，最后才会看片子，依据各种片子和检查综合分析，得出诊断。我把积水潭的这个“传家宝”带到了304医院。虽然我天天讲，秒秒讲，但是我的下级医生进修医生仍然没有把这个“传家宝”严格地继承下来，这也是我必须一如既往地要求下去的一件事儿。前些天，幸亏我灵魂深处孟继懋教授的“传家宝”教育与Schatzker教授的言传身教，使我和我的团队避免了为一位患者做一个错误的手术，真的是从手术台上把她给救回来了。这位患者70多岁了，女性。她是被轮椅推送到我的面前的。她主诉双膝疼痛非常厉害。她的X光片显示，双膝有严重的骨关节炎，软骨几乎都磨没了。因为她是一位熟人介绍来的，看片子的地方没有诊断床，当时就没有查体。病人既往看过的所有医院都明确诊断并建议她换人工关节，我就把她收住院了，双膝置换人工关节的准备也进行了。手术的日期也已经敲定了。每天晚上，我都会把白天的患者们一个一个过一遍“电影”。在过到这位女患者时，我突然意识到她为什么会疼到坐轮椅的地步呢？之前所有因为严重膝关节损害换人工关节的患者，还没有一位是疼到坐轮椅的地步。我心里顿时一惊，她除了严重的膝关节骨关节炎，还会有其它的什么致疼的“骨病”呢？翌日，我对她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体检，包括步态、体征、病史。因为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是矫形骨科专业，所以对脊柱外科也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我判断她的脊柱的问题大于膝关节。她的坐轮椅的疼主要来自于脊柱，特别是腰椎。我立即请了脊柱外科的同行来会诊，最后诊断是严重的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引起的疼痛。如果在此时此刻为她做了双膝人工关节置换术，她将因为椎管狭窄的疼痛而不能做术后必须的腿部屈伸暨膝关节功能锻炼。如果膝关节置换术后不锻炼，那这个手术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所以，这位病人必须先治疗腰椎管狭窄，之后再治疗膝关节。所以，只要穿上白大褂，分分秒秒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医生们切记，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所以，每一位骨科医生必须以孟继懋教授、Schatzker教授为终身榜样，老老实实地一个不落地首先为患者查步态、查体征及查病史！我希望我的所有骨科同仁转发我这篇文章，我希望我们骨科所有的后继者时刻铭记：医生，千万不要轻易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