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的人都没有资格走进这扇大门。100%走进这扇大门的人即进入生死攸关的深邃通道。这扇大门推向庄严神秘救死扶伤的圣坛......这扇大门推向必夺分秒生生不息的擂台......这扇大门推向行云流水叹为观止的神通......这扇门外情急火燎悲欢离合冷暖当下......这扇门里深水禁区深渊如临深幻莫测......上世纪80年代初,实习时第一次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手术室,非常简陋。斑驳的瓷砖,刷手的大桶,陈旧的器械......但是,那种打一场战役的紧绷感觉、那种狙击手屏息瞄准的凝神感觉、那种学生们仰望前辈名师主刀时鸦雀无声灵犀互通的感觉,迄今深深烙印在我的DNA里。迄今,所有每次每次的进手术室的感觉,依然依然在那个“第一次”的高维通道里面......2016年,360云盘下了“最后通牒”,所有手术室里“偷拍”的照片才渐渐浮出水面。那时,是2013年,肖凯医生正在上我的临床硕士研究生。他从小酷爱绘画与摄影。他是在一种无为的自觉的美学的状态下,“偷拍”了这些手术室里的珍贵瞬间。因云盘事件的机缘无意中看到下载的这些照片的时刻,居然心中忽然一阵翻江倒海,忽然一阵痛心酸楚......“偷拍者”肖凯居然笑嘻嘻地对我说:张主任,您瞧,当一名在深水区作业的医生是不是太苦逼了?我真的在百度上查到了“苦逼”这个词条:形容不满足于现状,但又无可奈何。努力奋斗者、或是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努力着的感叹。现普遍用作感叹生活艰辛、痛苦、烦恼,亦可为自谑。我深深叹了一口气,非常非常严肃地对肖凯说:进了医院,特别是进了手术室这个深水区的大门,你就别想不“苦逼”。和我们年轻时比,和我们年轻时天天跟着骨科大师们的连轴转比,你们远远还“苦逼”得不够,远远还“工匠”得不够......只有当“苦逼”,才能成大医;只有渡陈仓,才能逾天堑......下为肖凯医生的部分作品及注释:医生的苦与累只有他自己知道,你不知道他昨晚工作到几点太累了,手术中间的间隙成了难得的休息时间流再多的汗,只要手术成功都是值得的 饭菜早已凉透,手术却还没结束,吃饭时间不固定甚至没时间吃饭已是常态透视机是骨科医生的眼睛,但却会产生射线,损害健康这张图展示了大家对射线的恐惧,但凡能“跑”的,都跑到手术房间外面了透视时,穿着几十斤重防护服的医生会陪着病人一起“吃”射线原则上不能“跑”的又没有穿防护服的人会躲到防护铅屏的后面做过实验才知道,透过铅屏的射线依然可以清晰显示出手的骨骼,医护人员日复一日承受着射线的危害即使水寒冷刺骨,手术前医生也要用它清洗手臂完成自我消毒为了不污染到已经铺好的无菌单子,这位医生只能钻到下面查看病人情况夜深了,最后一台手术结束了,手术室空空荡荡注:很多网友认为,手术室里是没有细菌的,是不能带入个人物品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手术室内无菌的区域只有患者切口附近铺好的无菌单表面、手术医生护士被手术衣和手套包裹的部位、承载手术工具的器械车表面。也就是说,非手术人员及物品,只要不接触到这些区域,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手术室内是可以“偷拍”的。
张建立主任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胳膊,长长的手指,典型的骨科医生的“工匠”形象。他架了一副银边眼镜,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谁让他矢志小儿骨科专业,当了几十年的孩子叔叔孩子爷爷呢,那笑容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想当
我们医疗圈里有一个咒语,什么科的医生得什么病。例子多了去了。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泌尿医学事业的领军人物吴阶平,年轻时因为肾结核,切除了右侧肾脏,更激发了他对一侧肾脏切除后,留有肾代偿性增长的深入研究……
这位女患者年轻时是一名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正应该挑大梁的年纪,却会感觉到髋关节隐隐作痛。但休息休息,少练点儿功就会好些。正好赶上1984年大裁军,就转业了。她嗓子也不错,考上了一个地方文工团当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艺术团唱歌跳舞。60岁以后,她双侧髋关节的疼痛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艺术团外出旅游或演出时,总是一拐一拐地落在最后。她这才想起挂我们关节外科的号。她那天起了个大早,到我们304时才早晨7:00,但我的号早已挂完了,她恳求我加号,我立即给她加了并且给她开了X光片。果然,她是双侧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这一天,加号的人特别多,我整整看了80多人,一直看到13:00。但是,也有患者最终没有加上号。因为,我们团队规定,加号必须9:30以前办理,且必须按加号顺序等候,绝对不能“加塞儿”(包括“后门儿”)。所以,看门诊绝对做不到有求必应。9:30以后要求加号的患者,为了保证就医质量与我下午及时上手术,我和我的团队就会婉言拒绝。实在有个别远道而来苦苦哀求的,我就不让他/她加号了,让他们等到最后一个,我再给他们看。我的门诊日过去是两个半天,近几年工作太忙了,只能一个半天了。这一天是周三。每到周三,我会格外更早起床。早早来到科里处理晨务及早交班。8:00我会准时出现在骨科诊室(除了出差)。此时此刻,我的号早已挂完了,门口就堵着许多要加号的患者。您说,我心里能不急吗?每到星期三,从早晨一起床,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警示自己:千万别发火儿!我自知自己是个急脾气,我还不停地深呼吸一口气,制止住从心底冒上来的想发火的感觉……可以说,每一个让我加号的病人,都会让我内心深处“纠结”一下,急一下,我不停地看着写着查着,还要不停地处理好加号这个不断的突如其来“干扰”……在中国,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患者真是层出不穷,我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呼吁了N次了,可是,患者怎么一点儿也不见少啊……为了让每一位关节疾患特别是“先髋”患者在每一次看病时得到最大的利益,我们发明了“团队式门诊”的模式。我们“团队式门诊”一共是4个人(很快要变成5个人,在此篇微信最后我们将隆重推出此人):我在“团队式门诊”的位置即是主教练又是主攻手。我负责髋膝关节疾病的诊断与术后患者的复查,我们的病人主要就是这两大类:新来看病的患者和术后复查的患者。罗殿中主任也负责这两类病人。罗殿中主任是和我同台做截骨术最多的医生,他早已具备独立完成截骨术的中国最优秀的医生的水平。他现在名气也很大了,也有不少患者慕其名而来,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与手术积淀,即使我不在,他也绝对能代表我们团队的学术水平(所以,我每次出差都很放心)。还因为,罗殿中主任和我一天出门诊,加快了我的门诊速度(一些适合他看的,我马上转给他),分担了我的门诊压力。疑难之症的患者也能得到一个“双保险”的会诊诊断。我们团队还有一位穿针引线不可缺少的小大夫,即我的硕士研究生肖凯(他以自己的勤奋与韧性,看似容易却不容易地一毕业就加入了我们团队)。他主要负责因“先髋”行截骨术术后患者一对一的功能锻炼指导。这项工作非常艰苦,需要极大的耐心与同情心,还要和不同年龄不同心理背景的患者进行“PK”,为此,肖凯专门写过多篇微信,受到患者的首肯。虽然他是个入职才1年的新人,但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他被我们团队重点培养为与国际接轨的康复理念与训练方法的接班人,为此,多次让他脱产去参加国内“拔尖儿”的学习班。肖凯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不论我们团队任何一个人决定这位门诊患者需要住院手术,立刻就到肖凯那里去约床位。这种“流水作业”的方法特别受患者欢迎。我们团队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特邀了康复科的秦江医生一起出门诊。他已有8年的康复临床经验了(我也专门送他去国内拔尖儿的康复学习班训练过)。他瞧病与指导跟肖凯相比,他的主攻方向是纯康复,肖凯偏重临床即术后康复。他对门诊中已甄别出来的暂时还不需要手术的患者进行康复专业的训练肌肉训练骨骼的指导并为其制定长期训练计划。此微信开头提到的那位女患者,我们团队有的觉得她暂时不用手术,有的建议她手术(因为她喜欢旅游,这样术后可以提高她的生存质量)。我们4个人集体会诊后,决定暂不手术,让她加上了微信,对她进行公众号科普教育与一对一康复训练指导。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老同事、中国小儿骨科专家张建立教授(他刚刚退休)马上就要加入我们304关节外科的团队了,到时候我们看门诊的团队可就是5个人啦……
最近有两篇微信很火很火,不仅医务人员在传,患者也在传:一篇叫:“医生朋友”不是“实时客服”。另一篇叫:对不起,我的医生朋友都很贵。......前不久的一天,凌晨4:30,手机突然一阵又一阵地“吼叫”起
先说3个有惊怵感的故事:我考的是骨科临床研究生,从研1下半年就粘在304医院关节外科了。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也1年多了。我最难受最困惑甚至动了不想再当医生的念头的原因,就是患者越来越不听医生的话了。我都不
多年前,我认识一个记者,挺投脾气的。后来,她下海了,依然没有放弃执笔,兼着自由撰稿人呐。多年不联系了,居然在首都机场相遇。她说,正在写一个剧本,名字也起好了,叫做《红包》……她的语速依然很快,目光依然犀利。突然,她单刀直入,问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的囧题:“你还记得你拿的第一个红包吗?”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估计脸也刹那间红了……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居然有一种苍凉的要流泪的感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慢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是先生昨天给我买的,让我在飞机上看。这本书的作者叫爱玛胡,书名叫《病人看病 医生看人》。我对她讲了书中的3个故事:有一位叫“袁大夫”的,早晨刚刚把女儿送上校车,就去医院上班。惨烈的车祸偏偏发生了。第一个送来的伤员竟是他的女儿。他拼命地给孩子做胸外心脏按压,一边做一边拼命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但是,他看见心电图仪上什么反应都没有……袁大夫连想大哭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来不及去找一块干净的床单把浑身是血的女儿的遗体盖上。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克服了几乎要瘫软要休克要呕吐的肢体反应。他冲在了最前面,一位又一位地抢救着,清创着,下医嘱着……还有一位叫“彭师傅”的,上世纪70年代,15岁初中毕业的她,顶职提前退休的父亲,进妇产科当了助产士(那时,还允许在临床从学徒干起承担助产士工作)。她的业务非常棒,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助产士,被誉为“彭师傅”。当年,15岁的她只有40公斤,走路都直打飘,突然面对鲜血与赤裸交织的产妇,心理生理重压连连,被带她的“师傅”嫌弃太瘦太没力气,喊她吃胖。她硬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重到了50公斤。从此,力气大了,业务也越发长进了。但是,体重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不到了55岁,40年工龄的她光荣退休时,已经是100公斤了,还得了挺厉害的高血压……第3位叫“老实医生”。他老实了一辈子,却栽在“媒体曝光”上。一位患者肌腱在意外事故中被切断了。业务精湛娴熟的他一层又一层细致耐心地缝合了好几层,结果患者一看手术收费要1800元,就急了,耍赖了,非要他拆几针,并说少几针就会少点儿钱。“老实医生”坚决不干,患者就威胁说,你不拆我自己来,接着就上去抢刀子抢剪子。这个“老实医生”实在是太老实了,他怕患者真的自己拆,拆坏了那还得了。他就把最表皮的几针象征性地拆了(因为他技术高,解剖纯熟,缝合细致,又是一层一层地缝,所以这几针是表皮,又是隔一针象征性地拆一针,所以他心里挺有底的,这对肌腱康复无大碍)。何曾想到,患者不仅没交费,而且跑了,跑到另一所医院去缝拆下的表皮的那几针。那所医院给这几针开的价是800元。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演绎成“医生已经把病人伤口缝合了,却因为患者没带够钱,硬把缝好的线都拆了”……这位自由撰稿人听完这3个故事,顿时沉默了。接着我说,原《协和出版社》社长袁钟教授最近说:“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衣服脱光了让你检查,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因为爱才有了医疗和医院,如果把这个精神泯灭了就不再叫医疗,那叫交易,它不可能有尊严”。接着,我对她说了我的第一个红包的故事: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个主治医。一位做关节手术的家属在术后老是尾随着我,特别是旁边没人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欲言而止的感觉。他终于在楼梯拐角处拦下了我。原来,他为了这次手术能够做得好,给了我一个挺丰厚的红包。但是,我好像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的感觉,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红包可能被“劫持”了。这件事儿后来闹得很大。当事人因为这个该死的红包丢了公职,被开除了。让我直到今天心里还堵得慌惦得慌。那时,要求真严啊,怎么就不能退了红包批评教育呢。当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越闹越大,变成了一个“典型”。这位同样穿着白大褂的本应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一往直前的“同志”,却折在了这个阴沟里翻船的红包上。他没有当好患者要他当的“二传手”,却直接“扣球”,把红包“扣”进了自己的荷包……我真正拿到手的第一个红包也是记忆犹新: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靠高考拼上去的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那时我所在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我是2009年被特招入伍到304医院任关节外科主任的)的老院长孟继懋教授和号称“八大金刚”的各位骨科主任对我们的传帮带特别精益求精,我们也成长得很扎实很争气,业务技术也很拿得起来。那时,我还很年轻。“红包”这个概念是从广东沿海地区传过来的,我的第一个红包的患者来自广东南海边上的一个小县城。我靠自己精诚的态度与技术拿到了平生第一个“红包”。记得手术前,患者家属就给我塞红包,我哪敢要啊,手术后又给我塞,我又哪敢要啊。后来患者看我实在不敢拿红包,就给我买了一个当时还非常稀罕的数码相机,说是给我在手术室照片子攒资料搞科研用。这个相机的充电电池还是4个5号电池那种,我一直留着这个数码相机。的的确确,它在我初始的科研与教学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最早的数码资料就是靠它记录下来的……我又对这位自由撰稿人声明:说实话,我特别不愿意不喜欢患者送我红包。我希望真正诚心实意感恩我和我的团队的这些红包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转化为“公益基金”,去雪中送炭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我由衷希望科里有一棵记录捐赠人姓名和资金数额的树或墙,纪念激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公益洪流……我衷心盼望中国医改能早日与国际接轨,使每一位有底气的优秀的医生能够光明正大地走上自由执业的职业舞台。我衷心希望,中国所有有志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生,能够真正得到属于自己劳动价值的阳光收入。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2016年6月中旬,外省有一个重要的髋部手术邀我去做并顺便讲座。但是,恰逢北京冰雹加暴雨,飞机改签数次,好不容易成行,时间却非常紧迫。为了赶回北京开一个重要会议,我只能选择从我们304医院开车到首都机场,将车存在机场车库。回程飞机一落地,我赶紧取车,驾车直奔会场。这个重要会议的主持人年轻时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后来做管理了。看上去特别实诚的他见面握手后寒暄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张洪教授,您这是上哪儿‘飞刀’了?”我知道他幽默的“飞刀”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打着“飞的”去手术;二是指手术者具备“飞刀”的气场与本领。说起“飞刀”,我脑海里常常会想起我特别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飞刀华》。我还记得,男主角是李纬演的,女主角是王蓓演的。那时他们真年轻。话说解放前,一个游走江南的“飞刀”高手,带着他的杂技班子流浪卖艺为生。他们来到了大上海,他们的“飞刀”绝技惊叹十里洋场:在一个木头的门板上,一位徒弟呈十字架的姿势背靠门板,男主人公一刀一刀飞过去,准确地飞在他的胳膊周围,最后一刀必须精准地飞到徒弟的头顶上方。一个流氓头子看上了男主人公的心爱的女人,起了毒毒的坏心眼,在男主人公飞最后一刀的时候,让一个小流氓用弹弓夹着石子儿射他的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座位后面一位革命青年发现了猫腻儿,将一个茶壶扣在了小流氓的头上。《飞刀华》最揪心的一瞬发生了,飞出的那一刀,准准楔入了徒弟的头皮的上方。岁月奔流,时过境迁。“飞刀”这个词儿居然也按在了我们手术医生的头上。一种感慨万千的悲凉感沧桑感涌上心头……手术医生为什么会“飞刀”?有一位特别优秀的骨科医生,对事业对病人很忠诚很“白求恩”。手术技术一流,很年轻时就脱颖而出,圈儿内人都挺佩服他的。他因为不满体制内学术领域里的某些专制与霸道,也不喜欢体制内医生自由度伸展与纵深的局限,在盛年时选择了提前退休。从此,他居然告别了“飞的”,开起了自驾“飞刀”模式。他的后备箱里永远装着满满的手术器械与手术材料。心灵放飞了,桎梏没有了,手术越做越好,居然邀请他“飞刀”的医院与患者越来越多。在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他自驾着车,按着事先联络好的排班,挨个儿到各个医院为各个患者手术。有时,他会在深夜出现在某所医院,加班等待他的麻醉师和助手们立即进入工作状态配合他的手术。他的手术很利索很“效果”,据说,等待手术排队的患者已经一长串儿了。还有一位优秀的外科主任,大约是十几年前,他的儿子谈了一个挺中意的女朋友,女方要求没有婚房就免谈结婚。德艺双馨的他就开启了每个双休日的“飞刀”模式。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都在“飞刀”。到后来,飞机上同一航线的空姐儿都认识了他。等到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全部挣到手后,他立即终止了“飞刀”。他说:太累了,有时累得直想吐。一想到周末再也不用“奔袭”机场了,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大概是前些年的时候,我这个“飞刀”飞得不算勤快的医者,每次在首都机场都会碰到一位又一位的熟面孔。估计当时在全国各地的飞机上,到了周末,起码有几十位甚至近百位优秀的医生在“飞刀”。不仅仅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一些优秀的高年资的主治医师也加入了“飞刀”行列。北京、上海高手云集,是“飞刀”医生的大户。飞刀给我最好的感觉是自我价值与经济收入的双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医生都是真正的自由执业者。如英国医生每周会有1-2天在公立医院,但挣钱很少,这是为国家医保为公众服务,尽一位医生的社会义务。其余时间他会自由执业于2-3个不同的私立医院,挣很多的钱,手术排得很满很多。我理解“飞刀”的终极意义在于对优秀手术医生的自我实现层面的肯定。一个优秀医生的影响力与“气场”通过“飞刀”得到了弘扬与传播。每一位“飞刀”者飞赴目的地都是有备而来的。几乎都是前来进修的优秀的、有追求的当地医生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地牵线搭桥的。这些优秀的进修医生会把所有手术细节,包括手术安全及机票住宿报酬等安排得妥妥帖帖,使“飞刀”既正规又靠谱。当地医院的领导都特别支持这种“传帮带”,有条件的会安排手术视频直播,还会进行手术教学。翌日,会安排范围更广泛(附近的几个医院都会来)的学术报告及答疑。关键是这些优秀的进修医生既是手术助手,又是患者的主管医生,对手术患者全程负责,包括康复训练。“飞刀”最终的受益者是患者。患者不用舟车劳顿、东跑西颠;也不用担惊受怕、求天求地。所有的亲属都不需要陪着来来往往,更不需要在异地花住宾馆的钱,家里送吃送喝也很方便。算起来在当地手术费用要便宜很多,还能够解决异地医保不能报销的问题。因此,“有求必有应”是中国“飞刀”现象形成的价值土壤。当然,“飞刀”者也有“罢刀”的时候,我就罢过一次。几年前,在南方某医院,一位髋臼周围截骨术的患者片子所呈现的不是事先进修大夫给我描述的髋臼发育不良(也就是髋关节半脱位),而是髋关节全脱位,这需要做Colonna手术。而我们关节外科由我领衔制定了一个原则。因为Colonna手术比截骨术更难更险更精且术后康复及护理难度极高,因此,决不允许将这个Colonna手术“飞刀”。再之,我边体诊检查这位病人边与他聊天,该患者期望值也太高了,满心希望手术后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虽然我来回要坐5个多小时的飞机,下了飞机还要2个多小时车程。我慎重考虑后,决定“罢刀”。当然,“飞刀”也是很有代价的:有可能触犯体制内的“纪律”,有可能透支自己的健康,有可能遭遇深不可测的手术风险。毕竟是离开了自己单位这个“家”,离开了轻车熟路的手术室,离开了本应属于周末的欢愉与亲情……在“飞刀”飞出的风采与自信之中,或许也深深印刻着一位优秀手术医生追求真正幸福感、价值感及归属感的一丝苦涩与无奈……
2015年10月至11月,我获得施乐辉公司支持的中加医生交流项目机会,来到加拿大西安大略省伦敦市进修。这里属于大多伦多地区。整个加拿大全国人口仅3000万人,大多伦多地区就集中了1200万人。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居住着70多个民族,应用着100多种语言。整个社会包容性很强,没有排外感。这个西安大略省的“伦敦”名不虚传,与英国的伦敦几乎“孪生”。有牛津街、滑铁卢街,甚至还有泰晤士河。朋友们看到我朋友圈传出的照片,都以为我去英国伦敦了。18世纪英国移民来到此地,因思念故乡,复制出了一个“伦敦”,是西安大略省的首府。我进修的医院是西安大略大学附属医院(在全加排名前10),又称“伦敦医疗中心”。整个医院坐落在西安大略大学的校园中心,周围包绕着许多古朴的中世纪风格建筑,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超过70%的森林覆盖加上这些古建筑让我在校园徜徉时有一种置身中古的感觉。西安大略大学一角加拿大属于北美地区,与美国培训医生的体制相同。前4年大学本科学习理科或工科(有选择生物学专业),再学医学基础预科3年。之后的5年进入临床实习与大轮转。因此,北美临床培训模式事实上比我们的临床更严谨更激进,只要进入后五年临床阶段,就同时获得了“动手”的机会。上级医生会给予许多手术助手的机会,如果个人能力出色,还可以得到主刀机会。这个5年叫做Resident(住院医生)。5年中的头3年基本是在本科室专业的大科轮转。如大外科的胸科、骨科、泌尿外科等。后2年轮转自己敲定的专科,如要当骨科医生了,就轮转脊柱、创伤、关节外科等。我进修的关节外科有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Fellowship(进修医生)。进修时间为1年。这是医学生向医生过度的重要时间节点。在这一年中要锻炼出能够独立出门诊、独立做手术、独立发表文章并独立教学的能力。我们中国去当Fellowship的几乎都是副主任医师这个级别的。我本来这一个月还不是正式的Fellowship,是一名Observer(短期进修生)。但有一位来自上海的Fellow家里出了急事临时回国,我就在最后一个星期被我的导师给“提溜”到了正式Fellowship的位置。门诊、手术机会多多了。他们的手术结构与节奏让我真是开了眼界。首先,他们几乎没有全麻,几乎都是腰麻,这个真是让我佩服至极。因此,患者麻醉苏醒时间会短很多。而且,他们设置了麻醉恢复室,术后在手术室没有片刻耽误就推走了。在上一位病人手术一半时,主刀医生就会发生指令:请给下一位患者打腰麻。他们的手术流程与所有细节科学流畅,没有半点磕绊与纠结。更令我羡慕的是,加国医生竟然不用写病历。在医院的许多地方的墙壁上都挂着电话录答机。医生术后随时可摘下电话口述手术患者的姓名、性别、手术名称、病历号及手术过程与病情变化。此相关音频信息会当即传到第三世界某国(如印度),由知会英语的同行进行文字整理并迅速转成电子文件传回。因为整理的质量很高,几乎没有错误,所以手术医生再次审查时,基本不会改动。可以口述的医疗文本涵盖了手术记录,大病历,住院病程,门诊病程等绝大多数文字工作,十分高效。 医院的电话录答机想想我们不仅手术流程及麻醉方式都没有进入最先进最科学的快速通道,而且天天趴在电脑前写病历的时间真是太长太长了。有时做了一天手术,还得继续和病历“作斗争”,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享受这口述病历呢?!病人的住院时间很短,术前一天住院,术后当天4-6小时患者下地并开始功能锻炼,翌日或再一日就出院了。同时,快速康复理念贯穿在每一个经手的医疗团队成员身上,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麻师等等,齐心协力促患者康复促出院。正如这所医院中每个细节都渗透着的“Teamwork”理念,这种团队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每家医院、每个人学习的。我的导师RichardMcCalden是位很有个性的骨科医生,首先性格直爽而且雷厉风行,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对他充满了尊敬,他每天一早提着自己的IPod接口音箱进入手术室,插好IPod再做术前准备,切皮前会转头对台下护士说:“Cuemusic please.”从此手术进入他的节奏,真是行云流水无懈可击,他说“音乐让人心情舒缓,排除干扰,反而更容易集中精神”。他喜欢的音乐有爵士乐和灵魂乐,有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反复播放,是美国黑人灵魂乐手Stevie Wonder的《Super stiticus》,我正巧对这首歌也很熟悉,就和他攀谈起来,由于我的口语十分流畅,又和我的导师在音乐方面有共同语言,加上我的勤奋努力,他对我的信任就上升了,所以我这一个月得到了许多我预想不到的手术机会。 我的导师RichardMcCalden最令我欣佩与惊讶的是,这里的关节外科有不到50张床,带组医生有7人(实际只有6个人,有1人生病休养中),每年的关节手术量却能达到3000余例,而且其中很可观的一部分是翻修病例(北美人工关节登记系统随访十分严格,已运行很久,很多加国医生是在翻修自己多年前的初次置换关节)。这个数字,让我汗颜,更让我们奋起直追。其实,我们中国骨科优秀医生的手术理念与手术技术水平和加美同行并无明显差距,但我们的医院管理,运营的缜密,手术结构节奏的默契,我们术前术后康复推进的速度,真的要奋起直追。张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院关节外科医师
2016年5月28日,本应赴京郊密云出席中华医学会北京骨科学会关节组的年会。连我自己都没有预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竟然让我“逃会”。我和先生一起打着“飞的”飞到了成都,拜见一位在这个地球上真正称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