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微小肺癌的概念和类型 肺部孤立性结节按其结节密度大致可分为:实性结节、混合性结节(部分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GGN(非实性结节)。结节的影像学分类,一般把胸部CT观察到的≤4mm的肺内结节称为粟粒结节,暂可忽略无需处理;5~9mm是微结节 ,应观察结节是否具有血管征象;≥10mm的结节称为小结节,应审慎鉴别结节的良恶性。实性小结节浸润生长,实性小结节是发生“小病灶大转移”最主要的类型(临床上可见1公分大小的实性小结节发生脑转移、骨转移或多脏器转移);肺部磨玻璃影(GGO)是伏壁式生长模式,预后相对较好。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对于经胸部CT扫描发现的亚厘米病灶(≤10mm),经过3年随访,45%消失或缩小(结节越小良性比例越高),40%不变。15%的微小结节从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发展到原位癌和侵润癌,对这部分结节要进行良恶性的鉴别诊断。 MSKCC 的 William D. Travis 教授在《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上发布了新的肺腺癌分类标准。临床上要对浸润前癌:包括癌前病变(AAH)、原位癌和微浸润癌(0期)进行良好鉴别和把握。 二、鉴别的重要性:小结节≠ 早期肺癌 肺微小结节≠肺癌,小结节或GGO并不均是恶性。过早的下结论有可能造成过度治疗。在筛查出肺部结节后,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随访或干预性治疗。随访时间是个相对概念,临床指南推荐3个月、6个月等的随访,但是临床上情况很复杂。 三、不同类型:GGO-MGG0-SN 抓早、抓小、把握好肺原位腺癌(AIS)的影像诊断是关键;肺结节诊断要达到影像与病理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影像学诊断应尽可能符合/靠拢病理组织学分类。由于临床上70%的非小细胞肺癌发现时已为晚期,其病理诊断都是通过活检或细胞学标本中获得,可是还有10%~30%的非小细胞肺癌,不能明确组织类型,此时借助影像学推断或评估出组织学类型就有相当大的临床价值及参考意义。 浸润性腺癌不断增大,可出现肿瘤微血管征及胸膜凹陷征,往往表现为直径>10mm的分叶状结节,这种结节内的实变与生长速度的加快提示为恶性征象。若发现小结节中有新生血管,建议密切随访和及早手术。如果小结节沿着肺泡壁生长或位于胸膜表面,建议及早采取治疗措施。 在磨玻璃结节(GGN)随访期间,一旦出现病灶增大;有实性出现增密、结节有增强或有肿瘤微血管CT成像征这“三 增”时,应停止随访,建议作手术(VATS),以免延误早期肺癌的诊治。 对于肺部小结节特别是亚厘米小结节的鉴别诊断,定期随访是必须,以判断小结节是否在缓慢长大,有必要时采取干预性治疗(比如抗炎治疗)。肺小结节的定期随访要利用高分辨薄层CT三维重建,而不是用常规的CT扫描。 四、如何发现微小肺癌——LDCT 但是如何减少CT损伤?答案是低剂量螺旋CT(LDCT)。国际早期肺癌行动项目(I—ELCAP)是目前规模最大的LDCT年度筛查肺癌的研究,研究表明LDCT可以提高肺癌的早诊率,并且可降低80%的死亡率。目前在我国有条件的地区,都应取消胸片作为肺癌筛查的检查手段,而将低剂量CT筛查作为发现早期肺癌的可靠手段;因为早期肺癌一般都是10mm以下的磨玻璃病灶(原位腺癌AIS),这是胸片及PET都是无法发现的。而且40岁以上不吸烟的女性特别是进入绝经期后,其小肺癌的发生率有可能已超过乳腺癌。LDCT筛查发现的早期肺癌患者中女性非吸烟者多,故40岁以上女性和非吸烟者都应该纳入到肺癌LDCT筛查人群。 小结:肺癌筛查是发现小结节的最主要的手段,然后鉴别诊断小结节的类型是实性小结节、混合型结节还是GGO,并进行密切随访(随访3年以上),判断其是否是早期肺癌。不同结节类型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若是实性小结节,则主张更加积极的治疗。目前我们的医疗体系强调关口前移、诊断前移、治疗前移和精准医学,在肺癌领域实现这一目标,莫过于尽可能筛选出早期肺癌并彻底治愈。
近年来,卵巢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造成美国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五大癌症。目前标准治疗方案是肿瘤细胞减灭术结合辅助化疗。肿瘤细胞减灭术包括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化疗的利弊仍存在争议。近年来,卵巢癌的总体生存率提高了 5%~10%。但术后下肢淋巴水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目前临床上暂无早期下肢淋巴水肿的标准诊断方法。只有当患者诉典型临床症状时,医师才会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来确诊下肢淋巴水肿。近期,为了研究卵巢癌患者术后下肢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韩国辅仁大学玛丽医院妇产科 Eun 教授等对就诊于玛丽医院的 413 例卵巢上皮癌患者进行分析,结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ical Cancer 杂志上。 淋巴水肿常因淋巴液回流受阻引起。组织液平衡被打破,造成皮下组织高蛋白含量淋巴液聚集。淋巴水肿主要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急性和慢性。原发性淋巴水肿主要是由先天发育不良导致;继发性淋巴水肿通常是由感染、手术或放射所导致。急性淋巴水肿通常持续 18~25 个月;慢性淋巴水肿持续时间较长,可造成纤维化或瘢痕。 国际淋巴学会(ISL)将淋巴水肿分为四期。I 期淋巴管受到损害,患者处于肿胀并不明显的亚临床状态。II 期皮下组织液体聚集,抬高下肢肿胀可消失。III 期抬高下肢水肿不会消失,且按压后凹陷明显。IV 期凹陷消失伴随皮肤改变,出现棘皮症、脂肪沉积和纤维化等改变,也称橡皮肿。 不同的妇产科恶性肿瘤引起下肢淋巴水肿的患病率不同。文献中,外阴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引起下肢淋巴水肿的患病率分别为 9%~70%、1.2%~47%、1.2%~17.7% 和 7%~40.8%。本研究中卵巢癌引起下肢淋巴水肿的患病率为 10.3%。大部分发生在术后一年内,诊断率为 65.45%。 危险因素 淋巴结切除部位。腹股沟淋巴结切除后下肢淋巴水肿的发病率明显增加。但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后,发病率并没有增加。与不切除腹腔淋巴结相比,切除腹腔淋巴结后下肢水肿的风险升高。但同只切除腹腔淋巴结相比,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不增加下肢水肿风险。 Achouri 医师等分析研究妇产科恶性肿瘤术后并发症时,认为术后闭式引流可减少下肢淋巴水肿的发展。而在本研究中,闭式引流并不影响下肢淋巴水肿的发生。 研究发现,II 期患者下肢水肿发生率高于 I 期患者。但同 I 期患者相比,III 期和 IV 期患者下肢水肿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由于 I 期和 III 期患者数量多于 II 期和 IV 期患者,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倚。本研究中,血清 CA 125、BMI、组织类型和肿瘤分级等不影响下肢淋巴水肿的发生。这同之前的研究结论相同。但此方面研究较少。 淋巴结切除的数量。本研究认为切除的淋巴结数量是造成下肢淋巴水肿的重要危险因素。但 Kim 医师等认为宫颈癌术后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切除淋巴数量并不是重要的危险因素。Achour 医师等也报道淋巴切除数量不是造成宫颈癌和卵巢癌术后下肢淋巴水肿的危险因素。 但也有研究认为宫体恶性肿瘤切除淋巴数量(>10)与下肢淋巴水肿发生相关,其平均切除淋巴数量为 20.7 个。Fuller 医师等研究发现宫颈癌患者淋巴结切除数量超过 25 个会引起下肢淋巴水肿。 卵巢上皮癌和乳腺癌主要化疗方案是铂类联合紫杉烷(紫杉醇和多西他赛)。通常来讲,紫杉烷可增加间质腔隙细胞外液量,引起水肿。多西他赛可降低白蛋白溢出和组织间压力,作用最有效。本研究中,不同化疗药物下肢淋巴水肿的发生率有着显著差异。但此结论仍需更大样本研究证实。 结论 下肢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因研究者和病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较大比例的卵巢癌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淋巴水肿,其发生率与切除的淋巴结数量相关。
阿帕替尼片是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V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III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阿帕替尼可显著延长二线治疗失败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期(OS),次要疗效指标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均优于安慰剂组,显示出确切生存获益。在安全性方面,阿帕替尼试验组不良反应类型及发生率与已上市的同类小分子VEGFR抑制剂常见不良事件一致。阿帕替尼治疗二线化疗失败晚期胃癌Ⅳ期临床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开放性、单臂的全国多中心大型临床研究,如果符合入组要求,可以接受阿帕替尼给药治疗:阿帕替尼,850 mg,每天一次,如果年老体弱患者可以减量为500mg,每天一次,餐后半小时服用(每日服药的时间应尽可能相同),以温开水送服。连用28天作为1个疗程。口服方便,可明显减少治疗费用及住院时间。如有效,仅2个月后就可获得终生赠药。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是该项研究在山东省内的3家分中心之一,如有需要可以电话13370582850。
结肠癌和直肠癌的生物学行为差异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1]。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以横结肠的脾曲为界,将结肠划分为左、右半结肠,两者的生物学行为也存在很大得差异。所谓右半结肠包括盲肠、升结肠和近端2/3的横结肠,左半结肠包括远端1/3的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2]。左、右半结肠的胚胎起源不同,各自肠上皮细胞的致癌物不同,患者的预后也不同。其中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较好,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较差。因此,有人提出这样的观念:生长在同一个结肠器官内的肿瘤,隐藏的可能是几个“疾病”。1.左、右半结肠癌的流行病学差异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高发人群中,约60%为左半结肠癌;而在低发人群中则以右半结肠癌为主。从低发地区迁移到高发地区人群的CRC发病率迅速达到移居地的水平,主要是远端结肠癌的患病率明显上升。右半结肠癌患者的腹泻、梗阻、出血等症状较少,确诊时的肿瘤分期更晚。右半结肠癌患者诊断时平均年龄比左半结肠癌患者大2岁。多因素分析表明,并非是因为肿瘤分期影响了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而是左、右半结肠的特性影响了患者的预后。这种地域、年龄、性别对结肠原发肿瘤生长部位的影响说明,CRC的发生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机制,一个是利于近端肠癌、女性、年龄偏大、低发地区肿瘤的生成,另一个是利于远端肿瘤、年龄较轻、高发地区肿瘤的生成。2.左、右半结肠癌生存差异的形成时间从外观上看,右半结肠癌的肿瘤较大,呈外生性、息肉状向管腔生长,常导致患者贫血;左半结肠癌的肿瘤是侵润型、呈环绕管腔的紧缩性生长,常导致梗阻。那么,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差异是在诊断时就已成定势,还是在转移后形成尚无定论。日本学者对820例Ⅰ~Ⅲ期结肠癌的分析表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率总体相近(89.4%和88.6%),但Ⅰ期患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5.2%和100%,P=0.034);Ⅱ、Ⅲ期患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4.7%和79.4%,P=0.152)[4]。Meguid等[5]对SEER数据库中1988—2003年诊断的77 978例结肠癌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左半结肠癌患者的5、10、1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9.7%、41.9%和29.5%,明显高于右半结肠癌的56.3%、37.8%和24.5%(P小于0.001)。但是多因素进行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分期对患者死亡的影响最大(P=0.001);诊断时患者每增加1岁,死亡风险提高3.6%;已婚者比未婚者的死亡风险降低21% (P小于0.001)。在1988年之后,确诊时间每晚1年,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1.3%(p小于0.001)。但是,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小于0.001)。ⅲ、ⅳ期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但是,Benedix等[6]对德国多中心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库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与左半结肠癌患者比较,右半结肠癌患者的死亡率会增加12%。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的患者特征和肿瘤分期等差别较大,这些影响因素在统计分析过程中难以校正,所以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为了减少相关因素的干扰,2011年Weiss等[7]在Meguid等[5]研究的基础上,对SEER数据库中1992—2005年诊断的、享受政府医疗保险的、≥66岁的Ⅰ~Ⅲ期结肠癌患者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特征和肿瘤特征都是影响患者生存的因素,其中肿瘤分期是独立预测因素。在经过校正的人群和Ⅰ期患者中,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死亡风险均无明显差异;Ⅱ期患者中,右半结肠癌患者的死亡风险低于左半结肠癌患者(P=0.001);Ⅲ期患者中,右半结肠癌患者的死亡风险则明显升高(P小于0.001)。澳大利亚Price等[8]对2 972例转移性CRC的分析表明,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0.3和9.6个月,P小于0.001);行解救治疗的患者中,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仍然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但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之间的生存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转移性左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同时,肝转移患者在转移灶切除后,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无差异(6.2和6.2年),说明转移灶的存在决定了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药物治疗的疗效上。所以,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可能是期别依赖性的,即ⅰ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相当,ⅱ期右半结肠患者较好,ⅲ、ⅳ期右半结肠癌预后较差。3.左、右半结肠癌差异的本质Bufill是最早根据胚胎起源提出CRC差异的学者之一。右半结肠起源于胚胎的中肠,左半结肠起源于后肠,导致左、右半结肠的环境致癌物存在差异。他认为,左、右半结肠差异的本质是基因变异、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CpG岛甲基化表型和染色体不稳定性(chromosomal instability,CIN)存在差异,导致左、右半结肠癌的临床表现、病理特点和生物学特征不同。在散发性结肠癌中,肿瘤位于左、右半结肠的患者K-ras突变无差别;右半结肠癌患者的MSI和BRAF突变多见,而左半结肠癌患者不到5%。MSI和BRAF突变与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有关,如Ⅳ期结肠癌中,肿瘤位于右半结肠的比例明显高于左半结肠癌。MSI不但与Ⅱ期患者根治术后的预后好有关,也与肝转移少有关,如Ⅳ期右半结肠癌患者中,肝转移明显较少,而腹膜转移则多见。BRAF突变的患者预后更差,与广泛转移、腹膜播散有关。Klingbiel等[9]认为,肿瘤分期越早,MSI阳性率越高。右半结肠癌中,20%~25%的Ⅱ期患者为MSI阳性,小于15%的Ⅲ期患者为MSI阳性,Ⅳ期患者的MSI阳性更少。多数散发性MSI阳性肿瘤是伴随着hMLH1基因的高度甲基化,并与所谓的CpG岛甲基化表型(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type,CIMP)阳性肿瘤密切相关,这类肿瘤具有多个CpG岛同时甲基化的特征。与远端结肠癌比较,近端肠癌的DNA高度甲基化率提高4~13倍。因此,根据CIMP、MSI、CIN等分子特征,CRC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CIMP(+)和MSI(+)肿瘤,主要位于右半结肠;另一类是CIN肿瘤,主要位于左半结肠。化疗敏感的分子标志的筛选研究发现,MSI阳性患者对以氟尿嘧啶(5-Fu)为基础化疗的获益较大,由于几乎所有的MSI阳性肿瘤均来自近端结肠,所以右半结肠癌患者的化疗获益大于左半结肠癌患者。右半结肠癌的特征是:基因组更稳定,二倍体DNA,稳定的核型,c-myc调控正常,杂合缺失少、TP53突变小于50%、25%表现msi、25%~40%表现cimp[8]。右半结肠癌多见于年龄较大的女性患者,黏液腺癌(2.5倍)、hnpcc多见,5-fu化疗获益更大。左半结肠癌的特征是:非整倍体dna多见,杂合缺失多,tp53突变大于50%,2%~3%表现MSI,3%~10%表现CIMP。左半结肠癌多见于年龄轻的男性患者,黏液腺癌少见,5-Fu化疗获益有限。结肠癌多见于年龄较大的女性患者,黏液腺癌(2.5倍)、hnpcc多见,5-fu化疗获益更大。左半结肠癌的特征是:非整倍体dna多见,杂合缺失多,tp53突变结肠癌多见于年龄较大的女性患者,黏液腺癌(2.5倍)、hnpcc多见,5-fu化疗获益更大。左半结肠癌的特征是:非整倍体dna多见,杂合缺失多,tp53突变结肠癌多见于年龄较大的女性患者,黏液腺癌(2.5倍)、hnpcc多见,5-fu化疗获益更大。左半结肠癌的特征是:非整倍体dna多见,杂合缺失多,tp53突变。4.术后辅助化疗对左、右半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影响Meguid等[5]报道,右半结肠癌对Ⅱ~Ⅳ期患者预后的影响逐步递增。其中Ⅱ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好于左半结肠癌患者,Ⅲ期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相当,但Ⅳ期则相反。原发灶姑息性切除后,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左半结肠癌患者;但行R0切除或不切除时,则左、右半结肠患者的预后无差异。为何原发灶切除的多少会影响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原因可能是R0切除后消除了左、右半结肠生物学行为的差异。姑息性切除患者的分期晚于R0切除患者,原发灶姑息性切除后,残留病灶保留了这种差异的特性。对于不可切除的患者,因为原发灶和转移灶同时存在,其危害程度稀释了左、右半结肠生物学差异对预后的影响。而对于结肠癌肝转移患者,如果仅行转移灶切除,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73.6%和58.3%(P=0.39);行肝转移灶切除±化疗,则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均为6.2年(P=0.32)。接受化疗±转移灶切除者,左、右半结肠癌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是29.4和18.2个月(P小于0.001);单纯化疗的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5.3和10.7个月(p小于0.001)[8]。无论是单纯手术、还是手术联合化疗,左、右半结肠癌患者在肝转移灶切除后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转移灶的切除似乎减少了左、右半结肠癌之间的差异。两个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表明,Ⅱ、Ⅲ期结肠癌患者在FOLFOX方案辅助治疗失败后的生存时间短于单用5-Fu治疗失败后的患者。在MOSAIC研究中,FOLFOX组患者从辅助治疗失败到死亡的时间为21个月,5-Fu组为24个月。以往把这种差异归结为FOLFOX方案辅助治疗失败后,再次应用该方案的有效率更低,可使用的方案少,所以生存时间较短。现在有另一种解释,即FOLFOX方案耐药的肿瘤细胞特性与5-Fu耐药的肿瘤细胞不同。有研究显示,奥沙利铂耐药细胞株出现上皮向间质转化的特性,具有更强的侵袭和转移能力,在FOLFOX方案辅助治疗失败后,这些肿瘤细胞导致复发率升高。Andreou等[10]认为,异时性肝转移灶的行为与原发灶术后是否接受辅助化疗以及是接受FOLFOX方案还是5-Fu治疗有很大的关系。原发灶根治术后曾接受FOLFOX方案辅助化疗患者的预后比仅接受5-Fu辅助化疗或不接受辅助化疗患者更差,其中3年无病生存率依次为14%、38%和45%(P小于0.0001),3年生存率依次为58%、70%和84%(p=0.002)。在未使用奥沙利铂之前,肝转移患者的3年无病生存率和3年生存率分别在46%~62%和64%~75%之间;使用奥沙利铂后,ⅲ期患者在出现肝转移后的自然病程有所缩短。研究显示,crc根治术后,与单纯5-fu辅助化疗比较,folfox方案辅助化疗能阻止或延迟更多患者的异时性肝转移,但一旦出现转移,则导致转移灶更高的基因突变,这些转移灶一般是由对奥沙利铂耐药、行为更加恶性的克隆组成,导致即使在异时性肝转移灶切除之后,患者的生存时间和无病生存时间更差。进一步分析发现,210例患者中,不同方案辅助化疗后发生体细胞基因突变的比例不同(其中folfox方案为57%,5-fu为29%,未化疗为32%,p=0.011)。突变包括k-ras、braf、n-ras、ctnnb1、fbwx7和pik3ca,其中k-ras突变为主要原因(p=0.008)。EPOC研究入组342例初始可切除的肝转移CRC,结果显示,与单纯手术切除患者比较,围手术期接受FOLFOX4方案化疗患者的无进展生存率提高了8.1%(P=0.041)。对于能够手术切除的303例肝转移患者,与术后不化疗比较,FOLFOX4方案可提高无进展生存率(P=0.025)。在此基础上,NEW EPOC研究在可切除肝转移K-ras野生型CRC患者中,比较了接受化疗和化疗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情况,结果显示,化疗联合西妥昔组的无进展生存时间明显短于单纯化疗组(14.1和20.5个月,P=0.030)[11]。该研究受到诸多质疑,但是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术后辅助化疗方案对西妥昔单抗疗效的影响。5.左、右半结肠癌对靶向药物敏感性的差异既然左、右半结肠癌的基因突变不同,那么是否对靶向药物的疗效会产生影响呢?CO-17试验是早在无ras证据的时候开展的一项Ⅲ期临床研究,证明了西妥昔单抗三线治疗转移性CRC的效果。此研究后续的分层分析证明,与安慰剂比较,西妥昔单抗显著延长左半结肠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5.8和1.8个月,P≤0.001),但不能延长右半结肠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1.9和1.9个月,P=0.26)。这是因为左、右半结肠癌的ras突变率不同导致的吗?AIO KRK-0104研究调查了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卡培他滨、或联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一线治疗转移性CRC的效果。对左、右半结肠的分层分析表明,即使在K-ras野生型患者中,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长于右半结肠癌患者(P=0.016)[12]。说明西妥昔单抗治疗左、右半结肠癌的疗效差异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左、右半结肠癌除了在基因变异和表观遗传上存在差异之外,不同部位的结肠癌表达血管上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的水平也存在差异。远端结肠和直肠癌的VEGF-A表达水平高于近端结肠癌。Bendardaf等[13]的研究显示,在CAPEOX+贝伐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中,与盲肠和升结肠癌比较,乙状结肠和直肠癌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9.3和7.2个月)和生存时间(23.5和13.0个月)显著延长。这是因为左半结肠和直肠癌属于VEGF依赖型肿瘤,贝伐珠单抗的作用靶点VEGF-A表达较高,所以贝伐珠单抗的靶向性更强。早在AVF2107g研究的亚组分析中,与单纯IFL方案化疗比较,IFL方案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直肠癌的生存时间获益更大(24.2和14.9个月,HR为0.47),而在结肠癌中的获益较小(19.5和15.7个月,HR=0.74)。总之,由于左、右半结肠的胚胎起源不同,环境致癌物不同,导致左、右半结肠的生物学特性(如MSI、CpG岛甲基化、BRAF等基因的变异频率)不同。这些基因表达和突变的差异,影响了化疗和分子靶向药物的效果,导致左、右半结肠癌患者的预后不同。最近的研究发现,从直肠到升结肠癌的MSI阳性、CpG岛甲基化和BRAF突变都呈明显的线性升高,说明CRC的分子病理变化是一个连续、渐进的改变,需要对全结直肠以及相应部位的肿瘤进行更加精细的分子分型,才能明确肿瘤的原发部位与治疗效果和患者预后的关系。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5.3和10.7个月(p小于0.001)[8]。无论是单纯手术、还是手术联合化疗,左、右半结肠癌患者在肝转移灶切除后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转移灶的切除似乎减少了左、右半结肠癌之间的差异。结肠癌患者在肝转移灶切除后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转移灶的切除似乎减少了左、右半结肠癌之间的差异。结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5.3和10.7个月(p小于0.001)[8]。无论是单纯手术、还是手术联合化疗,左、右半结肠癌患者在肝转移灶切除后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转移灶的切除似乎减少了左、右半结肠癌之间的差异。
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的脑转移瘤的多学科管理专场,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肿瘤学家Manmeet Singh Ahluwalia,MD作报告“Targeted Therapy in Brain Metastases: Ready for Prime Time?(脑转移瘤的靶向治疗的黄金时代是否来临 )”。 Ahluwalia教授:脑转移瘤是临床上常见的问题。最常见的三种易发生脑转移的癌症是肺癌、乳腺癌和黑色素瘤。据估计,美国每年有20-30万的脑转移患者。在美国肺癌脑转移最常见,约50%的脑转移瘤患者有肺源性。许多脑转移患者有驱动基因突变,例如,10%的白人患者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而东亚人群高达35%。靶向药物改变了这些患者的治疗模式。 美国FDA批准了一些脑转移靶向疗法(包括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osimertinib)。第三代EGFR-TKI如osimertinib较第一代TKI能更好地透过血脑屏障。今年ASCO会议展示了osimertinib令人振奋的研究数据。同样,ALK基因突变在肺癌患者有5%的发生率。FDA批准的药物有克唑替尼和二代ALK抑制剂ceritinib和alectinib。初步研究发现ceritinib和alectinib的反应率约为40%-60%,优于只有5-10%有效率的最佳化疗方案(血脑屏障穿透能力不好)。 过去脑转移患者的治疗选择是手术切除或放疗(全脑照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或其他)。近期有一些试验将放疗/局部放疗联合靶向药物进行研究。也有一些专门针对脑转移瘤的新药,比如ASCO会议展示的新型靶向紫杉醇衍生物ANG1005。ANG1005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ANG1005使70%的患者获得临床获益,患者总生存期为35周。HER-2阳性脑转移瘤患者可使用该药物。 我的研究小组对比了ALK或EGFR突变脑转移瘤患者和野生型患者的治疗结果。我们发现。 EGFR 突变肺癌患者的总生存率已经提高,约为20个月,野生型是9-12个月。ALK阳性患者的OS提高更显著,总生存超过4年,过去ALK阳性患者的总生存预期是6-12月。 许多免疫疗法治疗脑转移瘤的疗效可与全身治疗相媲美。因此,相比化疗,我们要增加靶向和免疫治疗的应用。局部放疗和全脑放疗仍有用。专家们发现脑转移瘤多学科治疗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总之,靶向治疗提高了部分携带可治疗驱动基因突变的肿瘤患者的生存率(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和黑色素瘤)。对于脑转移的患者,这些药物不仅可控制颅内肿瘤,也有助于全身治疗。特别是EGFR突变的脑转移瘤患者,一些靶向新靶点的药物显示出可喜成果。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对脑转移的分子驱动基因、血-脑屏障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渗透性的了解大幅增加。我们对生物综合治疗认识的提高以及创新药物开发可改进脑转移瘤治疗策略。未来靶向治疗会在脑转移瘤患者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基于最近研究结果,我们已经确定了脑转移患者的新治疗模式。我们主张个体化治疗,根据脑转移的多少、引发脑转移瘤的癌症类型(肺癌、乳腺癌、黑色素瘤)、基因检测结果,多学科治疗团队(放射肿瘤学家、医疗肿瘤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等)为患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根据靶向突变的基因检测结果选择靶向治疗药物。免疫疗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脑转移瘤治疗,有研究显示,PD-1/CTLA-4抗体药物治疗脑转移瘤的缓解率 与其他部位肿瘤的治疗效果相似。
目前我中心正在开展“一项评价XZP-3621治疗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开放的II期临床研究”。本研究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现正在全国多家医院招募符合条件的患者,具有ALK基因突变的的初治或经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均可考虑入组!ALK融合是NSCLC的重要治疗靶点,有「钻石突变」之称。XZP-3621是新一代的ALK/ROS1双靶点抑制剂,目前的主要治疗人群为具有该位点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根据临床前研究数据,XZP-3621对于第一/第二代ALK抑制剂的多个耐药位点有优秀的活性。基本入组条件:1、年龄18-75周岁男性或女性受试者(包括18及75周岁);2、经组织学或细胞学明确诊断为IV期NSCLC或不能进行根治性放射治疗的IIIB期和IIIC期NSCLC,同时ALK融合阳性受试者;3、既往ALK抑制剂治疗史:队列A:既往未使用过任何ALK抑制剂治疗的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队列B:既往使用过克唑替尼治疗后进展或者不耐受的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队列C:既往使用过其他ALK抑制剂(包括之前使用或未使用过克唑替尼)治疗后进展或者不耐受的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4、ECOG体力状态评分为0-2。如有意向入组者,可在好大夫向我发起问诊,或是周五全天到济南市中心医院中心院区肿瘤科门诊就诊;其他时间可联系刘杰副主任医师(济南市中心医院10号楼7楼肿瘤二病房)
为了庆祝乳腺疾病诊疗中心的成立,同时让需要手术治疗的乳腺疾病患者能得到最优质的治疗建议,本中心将开展献爱心惠民高端多学科会诊服务,会诊专家团队成员包括经验丰富的乳腺外科、肿瘤内科专家、放射治疗专家,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专业团队。乳腺诊疗中心主任刘宪强、副主任张楠领衔,并特邀国内知名专家杨其峰教授参加会诊。具体事项如下: (一)活动内容: 1、患者通过门诊或者微信、互联网医院报名,不方便就医者可线上提供相关检查结果和病史情况。 2、本中心知名专家为患者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3、筛选符合进行多学科会诊的患者,会尽快约定适合的时间进行面对面交流。 4、充分发挥多学科协作综合诊疗模式的优势,为患者制定最优诊疗方案。 (二)预约方式: 1、微信扫码: 2、乳腺疾病诊疗中心门诊预约,位置在1号楼3楼1诊区 3、好大夫在线留言
舒先生是一名肺癌患者,今年42岁,与肺癌抗争已有5年。说起这5年,舒先生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在多线化疗和分子靶向药物均失败,自己感到绝望的时候,遇到了这次‘入组’的机会;二是没想到‘入组’以后,免费吃新药呋喹替尼这一年,虽然历尽艰辛,但还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对于这位患者的感慨,济南市中心医院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主任温清教授坦言:“由企业或科研机构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也被我们称为‘原研药’,进入市场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Ⅰ、Ⅱ、Ⅲ期临床试验,而‘创新药’临床试验正是我们医院临床试验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因为我们医院拥有Ⅰ、Ⅱ、Ⅲ、Ⅳ期临床试验的资质,所以才能够参与‘创新药’临床试验任务,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才有机会‘提前’服用还没有上市的创新药物。” 那么,什么样的患者才能像舒先生一样幸运地获得免费服用这些创新药物的机会? 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楠说:“每一种肿瘤创新药在上市之前的临床试验,都有非常严格的入选和排除标准。以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肝癌靶向药Ⅲ期临床试验为例,招募信息发出以后,从全省各地市有19名肝癌晚期患者报名应试,经过筛选,有6名患者符合‘入组’条件。” 让无药可用的肿瘤患者看到生的希望 虽然“入组”的概率不高,仍有大批肿瘤患者在高度关注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发布的每一条新药临床试验招募信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开展创新药物临床试验的是需要严格的资质审查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济南市中心医院不仅具备创新药临床试验的资质,而且在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信誉。 还是以肿瘤靶向药呋喹替尼为例,张楠主任解释说:“这个新药的Ⅲ期临床试验,全国三十多家医院参与,大约需要招募400多名患者,在省城济南我院是唯一入选的临床试验中心。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特别大,就是让无药可用的一部分肿瘤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无药可用,对于晚期肿瘤患者而言,将是怎样的一个残酷状态?张楠主任答复:“比如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两线化疗失败后,指南一般推荐新药试验或者最佳支持治疗,患者对所有已上市抗肿瘤药物都产生了耐药,‘入组’的病人,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两线化疗失败,则意味着病人的存活期将不超过4~6个月。”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那些幸运“入组”的肿瘤患者,很多人不仅有惊无险地打破了“存活期将不超过4~6个月”的魔咒,而且部分患者在试验结束之后仍可以继续免费服用新药。 张楠主任说:“大部分肿瘤新药的Ⅲ期临床试验周期为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入组’的患者免费服用新药,试验周期结束以后,经过法定的程序,新药上市,参与试验的患者如果一直有效,仍然能够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免费服用新药,这其中涉及一个医学伦理问题。” 张主任还介绍到,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目前正在开展的抗肿瘤新药试验有几十个,都是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主要集中在免疫、抗血管生成、多靶点小分子TKI抑制剂等新药,涵盖肺癌、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多个瘤种,为不管是初治的还是多线治疗失败的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提高疗效的同时可大大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张楠: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山东大学硕士生导师 1997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2011年获肿瘤学博士学位,2012年赴德国艾森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进修肿瘤综合治疗。兼任山东省临床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抗癌协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医疗分会委员等。 承担国家自然基金1项,省市级课题4项;近5年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2部。获济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先后荣获“泉城卫生科技明星”、“济南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学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专业擅长:恶性肿瘤的化疗、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姑息治疗等综合性治疗;肿瘤的专业筛查与诊断。 专家门诊时间:周四下午
近年来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主要体现在免疫和小分子靶向治疗两个方面。一是免疫治疗方面进展,在非小细胞肺癌包括腺癌、鳞癌的一线治疗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与PD-L1的单克隆抗体)与化疗的联合都取得了明显疗效并能看到总生存期的延长。这些结果将改变未来肺癌治疗的临床实践,即在肺癌的一线治疗中可考虑到免疫治疗的应用。二是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方面进展,首先要正确识别临床EGFR-TKI耐药,对EGFR-TKI耐药的患者肿瘤病灶增大,还会出现一些临床并发症状,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治疗方案。研究发现第一代、第二代EGFR-TKI耐药的机制之一就是T790M突变,这种情况可换用三代EGFR-TKI治疗。除了上述免疫和小分子靶向治疗,针对未检测到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早在2006年FDA就批准贝伐珠单抗用于治疗不能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非鳞非小细胞肺癌。对于肺鳞癌患者不推荐使用贝伐单抗。目前,我院针对肺癌患者正在开展了多项免疫和靶向药物临床研究。项目一:第三代EGFR-TKI抑制剂治疗经一/二代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T790M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试验。该试验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批准,并已通过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院方伦理委员会的审议批准。【主要入选人群】1、经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2、既往接受过第一、二代EGFR-TKI持续治疗后有疾病进展;例如吉非替尼(易瑞沙)、厄洛替尼(特罗凯)、埃克替尼(凯美纳)或阿法替尼(吉泰瑞2992)等;3、EGFR-TKI耐药后经检测证实有EGFR-T790M突变;4、从未使用过第三代EGFR-TKI类药物;例如AZD9291(泰瑞莎奥希替尼)。【参加该临床招募的患者权益】1、提供免费穿刺和T790M基因检测;2、能够接受最前沿和最专业的检查和标准治疗;3、免费的第三代EGFR-TKI靶向药物和相关检查以及一定的交通补贴,可大大减轻经济负担;4、个人信息及权益将受到绝对的保护。项目二:Tislelizumab(抗PD-1抗体)联合化疗治疗IIIB或IV期非小细胞肺癌(鳞癌或腺癌)患者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已获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批件号:2016L08019)及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主要入选人群】1、年龄18-75岁2、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或放疗的具有组织学确认的局部晚期(IIIB期)或转移性(IV期)非小细胞肺癌(鳞癌或者腺癌)。3、既往未曾接受过用于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全身化疗。如果既往曾接受针对非转移性疾病的以治愈为目的的新辅助化疗、辅助化疗、放疗或化放疗,则从最后一次化疗和/或放疗至随机分组的时间必须达到至少6个月的无治疗间隔。4、体能状态较好,至少可以自由走动及从事轻体力或者坐着的工作(ECOG≤1)【参加该临床招募的患者权益】1、报名及参与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2、能够接受最前沿和最专业的检查和治疗;3、能接受目前国际指南推荐的最标准治疗方案,或可有更好的疗效;4、免费的药物和治疗,可大大减轻经济负担;5、参与临床试验会获得医务人员更多的关注,医院会为患者提供专门的绿色就诊通道,使就诊和治疗变得简单;6、个人信息及权益将受到绝对的保护。项目三:TAB008(抗血管生成抗体)联合化疗对比贝伐珠单抗(安维汀)联合化疗治疗IIIB或IV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已获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批件号:2016L01456)及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主要入选人群】1、年龄18-70岁2、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或放疗的具有组织学确认的局部晚期(IIIB期)或转移性(IV期)或局部治疗后复发进展的非鳞非小细胞肺癌。3、身体基础状况较好,能按时来院复查【报名需准备材料】1、出入院小结:每次住院时的入院记录和出院小结2、影像学报告:既往超声、CT和MRI的影像学报告结果3、最近一次的化验检查4、病理报告:能够明确您所患疾病的病理报告(穿刺)5、基因检测报告:如EGFR基因检测结果报告等,如有请携带6、用药记录:目前您在服用的药物,药物的名称、剂量、用法、频率【咨询联系方式】专家门诊时间:每周四下午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105号,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门诊(门诊楼二楼)【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肿瘤科简介】山东大学肿瘤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国家临床药物试验基地;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放射肿瘤专业基地;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中美肿瘤免疫治疗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肿瘤研究合作基地。肿瘤科目前拥有2个病区,144张床位,包括肿瘤内科专业、放疗专业、微创诊疗三个亚专业。目前已经建立起完整的恶性肿瘤规范化、个体化综合诊疗体系;结合组织病理诊断及基因检测技术,依托多学科病例讨论制度,为患者制定全程、科学、精准的专业治疗策略。拥有先进的高性能Electa Synergy直线加速器,可以完成影像引导下的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肿瘤微创专业组每年完成CT、超声等影像引导下的各种肿瘤穿刺活检技术、放射粒子植入、射频消融、肿瘤动脉靶向灌注及栓塞等微创介入手术上千例,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总生存和生存质量。
王茂强教授主编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急诊介入放射学》出版了。王茂强个人资料一、基本资料:出生年月:1960年1月17日,男,汉族,中共党员学历/学位:医学博士(MD.,Ph.D,1994,07)供职单位:解放军总医院(301)职务/职称: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介入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全军介入诊疗中心主任专业: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介入放射学(研究方向:肿瘤的介入微创治疗、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新型介入诊疗器材的研究)二、主要培训及工作经历:■2010.03~: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介入放射科主任(2012年2月批准为:全军介入诊疗中心主任)■2007.09~2010.02: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介入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导■2005年5月~2007.09: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介入导管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2001年3月~2005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介入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2000年5月~2001年2月: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999年9月~2000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介入放射学科研究员(Clinical Research Fellow),师承Professor Patricia E.Burrows,MD■1998年6月~1999年8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介入放射高级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指导导师:Professor Micheal D.Dake,MD■1995年8月~1998年5月: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994年8月~1995年7月: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主治医师■1991年8月~1994年7月: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读博士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介入放射学),师承高育璈教授■1988年8月~1991年7月:湖北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师承林怡蔼教授■1982.8年8月~1988年7月:湖北省襄樊市属医院■1978年3月~1982年7月:武汉医学医疗专业三、研究优势与成果:主要从事肿瘤、出血和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工作。擅长用介入技术救治各类急诊创伤大出血、首创多项技术,挽救过6百余例患者生命;首先在报道卵巢动脉可以参与妇产科大出血的供血、提高了救治成功率;率先系统报道用TIPS救治急症食管胃静脉曲张大出血。在急性重症肠系膜静脉-门静脉血栓的救治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首先报道用经桡动脉留置肠系膜上动脉导管溶栓技术及TIPS途径治疗急性肠系膜静脉血栓,在CVIR、Abdom Iming、WJG等发表多篇论文。在介入治疗肝癌方面有所创新,累计治疗1.5万余例、疗效显著。多次参与重大保健任务,尤其在救治664首长,抢救金生首长大出血等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和发展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介入放射科、并被总部批准为解放军介入诊疗中心,将一个原放射诊断科下属的医技性质专业小组、发展成为一个正规建制的临床学科,拥有71张床位、2个病区、2个导管手术间和实验室。近年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军队十二五重点课题(BWS11J028)、中央保健委员会课题(2013BJ09)、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041027,81471769)、2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7092096,7043077)、首都特色专病资助项目(D101100050010011)、卫生部传染病重大专项课题(2008ZX10002-026)等,获科研经费310余万元。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2011-1),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2011-1)、华夏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012-6),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1项(2013-9),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1项(2012-3-239-2);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2015-1、2014-2);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51篇,其中SCI期刊论文近17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6.867、总计60余分;主编专著2部、参编3部;带教进修生40名,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余名、博士后1名;立三等功2次。现任全军介入诊疗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卫生部介入诊疗技术专家组成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微创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介入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介入放射学杂志副主编、欧洲介入放射学杂志(CVIR)审稿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特邀编委、中华放射学杂志等5家核心期刊编委。